| 馬英九總統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感言，引發了見仁見智的議論，那就是：對於北京政權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改善與進步，可不可以給予肯定？ 民進黨反對，指馬的談話是「投降主義」；六四民運團體亦表失望，認為沒有「高度」。但也有認同者，呂秀蓮就說：「大陸近二十多年來的確有進步，希望大家不要在字裡行間挑（馬總統的）毛病。」 二十年來，中共政權是不是有進步？連六四民運團體都說，「以經濟發展掩飾政治專制」，可見亦承認「經濟發展」的成就；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也說，「（中國）在經濟上取得重大進展，並崛起為世界領袖」，可視為世界輿論的代表。可見，各方對中國大陸二十年來的進步與改善並無太大異議，歧見其實是在如何解讀這些進步與改善。 有進步，但仍大有改革空間；這應是對北京政權二十年來表現的世界輿論公約數。至於出現見仁見智，則是由於個體或社群的背景差異所致：例如：馬英九總統的評論不會與希拉蕊、王丹或蔡英文相同，也不會與當總統以前的馬英九相同。又如：香港有破紀錄的十五萬人聚集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但台灣最主要的「聲援活動」卻是民進黨指馬英九「道德退卻」，又謂其「六四感言」為「醜陋文件」；因為，香港人自認必須代替十三億「同胞」發聲，但民進黨從來未視十三億人為溝通對象，聲援六四的主要目的只是在「嗆馬」。 前文說，有進步，亦有改革空間，這是對中國二十年來表現的世界輿論公約數。問題是：馬總統可不可以也這樣說？ 客觀而論，在台灣能為六四動了強烈的真感情者，馬英九絕對算得上一個。但他此次在六四感言中，站在中華民國總統的高度，將兩岸對話從六四事件提升放大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這些語彙均見馬總統六四感言），而希望兩岸能從「軍備競賽」、「外交惡鬥」，轉為「法治人權的競相提升」，「為中華民族子孫開創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這些談話被六四民運團體認為避重就輕；並認為馬英九應直指六四，不必藉二二八來喻六四。 馬總統在提出對北京政權的期許之同時，亦對中國大陸二十年來的發展有正面評價；指出「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這些談話，則被指為「肯定中國」、「投降主義」。 然而，必須正視的是：無論就中國大陸民主法治的發展而言，或兩岸和平交流的維護而言，最重要的關鍵皆在應當建立一個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因為，倘若有一天中國大陸實現了自由民主，六四豈會不平反？而倘若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不能點點滴滴地進步改善，六四又豈有平反的一天？ 因而，面對這個「雖有進步，仍應大改革」的中國；批評其缺失，與肯定其進步，其實皆是應有之義。對內而言，中共政權的缺失及腐敗甚多，但不能不肯定其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進取表現；對外而言，北京在兩岸策略上仍令人多所疑懼，但也不能不肯定漸漸走向和平雙贏之路。肯定中共政權的進步處，與批評譴責其敗壞處，其實同等重要，因為皆有助於在革惡向善中逐漸趨向正確的目標。否則，難道要馬英九否定大陸改革開放與兩岸共生雙贏？ 兩岸若不想再回到誓不兩立的時代，而欲迎向一個民主、法治、和平、雙贏的未來；那麼，雙方領導人理應走出過去毛蔣、江李、胡陳相互叫囂詈罵的時代，而改為相互規過勸善以共同促進民生、民主的良性互動。準此以言，馬總統的六四感言，是符合他的角色與高度的。 那麼，究竟可不可以肯定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與改善？持平的答案是：不能因大陸「的確有進步」，而否認仍大有改革空間；亦不必因仍大有改革空間，而否定「的確有進步」。 |
發表於 2009-6-10 10: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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