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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索尼巨子盛田昭夫
1946年的东京，到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残垣断壁，疮痍满目，一片凄凉。这年的5月7日，在东京市区一家被炸毁的名为“白木屋”的百货商店楼上，有两个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年轻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靠借来的527美元作资本，雇来了20名帮手，成立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这就是当今日本最大的电子公司——索尼公司的前身。现在，这家公司拥有职140多万人，在世界各地设有72家子公司及37家工厂，向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1万多种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年销售额高达50多亿美元，成为生产电子设备、电子仪器和电子装置的大型跨国公司。索尼公司以500多美元起家，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终于跃居日本电子制造业榜首，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推公司的创办人、现任董事长盛田昭夫先生。
　　盛田昭夫1921年1月26日生于爱知县的一个酿酒世家。盛田家族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望的从事酿酒业的家族，其生产的名牌米酒“年节松”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家中长子，盛田昭夫理应子继祖业。因此，在他念小学的时颍?盖拙痛??侥鹁乒?镜陌旃?也渭右滴窕嵋椋?ν际顾?Щ崮鹁频木???馈５?⑻锶炊韵执?蒲Ъ际醺?行巳ぁＫ?现醒?本投缘绯??⑹找艋?刃路⒚髯琶裕?逊叛Ш蟮募负跛?惺奔涠蓟ㄔ谧靶拚庑┑缱油嬉舛?稀Ｋ?资肿傲艘徊康绯??鸵惶ㄎ尴叩缃邮掌鳎?怪谱髁艘徽怕加兴?约荷?舻某???⒃谧约旱牡绯??戏帕顺隼础５搅烁咧腥?昙叮??敛挥淘サ匮≡窳宋锢碜ㄒ怠：罄矗??还烁盖滓??】季?米ㄒ狄约坛凶嬉档脑竿???忌洗筅娴酃?笱У奈锢碜ㄒ怠４笱?年的学习，为他日后在电子行业的驰骋奔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4年大学毕业后，盛田被征召入伍，在海军里当技术尉官；不久就在海军研究中心仟技术工程师，从事热追踪武器的研究工作。这时，他认识了日本精密仪器会社的总工程师、比他大13岁的井深大先生，两人由此建立了长达40年的合伙关系，并共同创建了索尼公司。
　　1945年战争结束后，盛田昭夫回到家乡，不久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一天，他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老友井深大正在筹办一家电讯公司的消息，便立即与井深大取得联系。经过多次磋商，他俩决定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家族长子，不继承自己的家业而与别人合伙开办公司，在日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井深大及其曾是文部大臣的岳父前田先生特地和盛田昭夫一起去他家，与他父亲商谈此事。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说明来意，早有思想准备的父亲便爽快地说：“我确实盼望昭夫能接我的班，掌管家业。但如果孩子为了事业的发达和发挥他的才干，而决心从事别的工作的话，我也认为他应该去干。”然后他笑着对盛田昭夫说，“你放心去干你最喜欢的事业吧。”原来，思想开通的父亲早就看透长子的心思，已安排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三子和昭来继承其家族的米酒酿造业了。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回到东京，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就凑了500多美元的资金，在那座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楼上，创办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创建工作十分艰难，人手少，工资也发不出来。好在有盛田昭夫的父亲经常借款资助他们，使他们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当时日本市场上新式电动机和电磁扩音器十分紧缺，盛田昭夫他们抓紧研制，很快就生产出高质量的新型唱机电动机和扩音器，满足了市场需要，也保证了公司的财务周转，使这家小小的公司在强手如林的电子行业站稳了脚跟。
　　但是，盛田和井深大的真正目标，是致力于创造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不仅仅是做配件生意。
　　1949年的一天，井深大前往日本广播公司办事，偶然在那里看到一台美国造的磁带录音机。他不禁怦然心动，马上意识到这种高科技商品的巨大潜力。他回去后与盛田一商量，决定买下其生产专利。由于有早期制造钢丝机的经验，试制录音机并不难，而磁带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日本根本没有。盛田和井深大亲自动手，研制出以日本传统的“和纸”为底、上涂磁性粉的录音粉带。他们经过一年的奋斗，第一台盒式录音机终于在日本问世。只是这种录音机过于笨重，达35公斤，且价格昂贵，每台约500美元，在当时的日本很难卖出去。于是，公司召集有关人员，连续进行10天的智囊大会战，终于找到了降低成本、减小体积的种种办法。公司的第一代电子产品——磁带录音机开始走向市场。
　　为了推销录音机，他们可费尽了心机。一开始很难打开局面。他们意识到，仅有独特的技术，生产出独特产品，并不等于事业就一定成功，还必须重视商品的推销。于是，盛田昭夫从抓技术转向抓销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知法院的书记员紧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盛田昭夫立即带着他的产品上门推销，仅日本高等法院就购置了20台，其它法院也纷纷效仿，带去的产品很快销售一空。初战告捷了。
　　接着，盛田开发了一种H型录音机，它的体积只比公文包大一点。这种H型录音机非常适合用来充当学校的教学工具，盛田就用它很快打开学校的销路，并且普及到全国。
　　盛田和井深大并不满足，进一步研制更具吸引力的新产品。正在这时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一个信息：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美国西方电子公司仅仅把这种晶体管用于助听器的生产。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门知识的井深大和盛田闻讯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良好的发展远景。1952年，井深大和盛因飞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西方电子公司的这项专利。西方公司的工程师殷勤地向他们建议，这东西可以也只能用于制造助听器。当然盛田和井深大对助听器不感兴趣，而是想运用它生产人人可用的电器产品。
　　回国后，他们欣喜地发现，晶体管和使用了40年的电子管一样能够放大信号，而且反应快、体积小、耗电省、可靠性强，非常有可能取代电子管。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盛田和井深大终于在1957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在广告中，他们强调这种收音机小到可以放在衬衫口袋里。实际上，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还是比标准的男衬衣口袋大一点。为此，盛田要求公司所有推销员都穿上特制的衬衫，口袋比普通衬衣的大一点，刚好可以放下这种收音机。
　　为了给这个即将诞生的“亲生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盛田和井深大冥思苦想，最后决定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能通用。不论哪个民族的人都不会读错而且易记的“SONY”命名。其含义是由拉丁文的“SONUS”（声音）和英语的“SONNY”（聪明可爱的小孩）两词合并而成，即“聪明可爱的孩子们组成的发声电器公司”。从此，盛田和井深大创办的“东京通讯工业公司”也正式更名为“SONY公司”，即“索尼株式会社”。
　　打上“SONY”商标首批生产的200万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刚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出现了爆发性销售的热潮。销售额高达250万美元，正好是购买专利所用资金的100倍。“索尼”的名称也响遍了全世界。1958年1月，索尼公司的股票正式以“索尼株式会社”命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晶体管的采用成了索尼公司迈向开发一系列电子产品的跳板。公司在1958年推出第一个调频晶体管收音机，1959年推出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视机，1960年则又推出晶体管录像机，1961年推出第一台小屏幕晶体管电视机。索尼在世界电子行业中由此获得了“先驱者”的美誉。
　　随着事业的发展，索尼公司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早在1953年，盛田就去欧洲访问，参观举世闻名的大企业。在荷兰，他参观了菲利浦电气公司，一方面为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惊叹不已，另一方面，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面积比日本九州岛还小的荷兰，像菲利浦这样大规模的电器制造公司，是怎样从制造灯泡的小工厂发展起来的？深入调查后，他明白了菲利浦是个国际性企业，其本部虽在荷兰，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早已扩展到世界各国。他恍然大悟：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如同池塘和鱼的关系，只有在大池塘中，才能养出大鱼来。从此，索尼公司的经营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上了国际企业化的道路。盛田与井深大进行了分工。井深大在国内潜心研究，不断推出新发明，而盛田则在欧洲及北美调查国际市场行情，推销新产品，设立国外分部。
　　50年代后期，正是美国经济的高涨时期，就业率很高，国民富有进取精神，崇尚新事物、新产品。索尼公司开始进军美国市场，盛田推出的第一张王牌产品就是晶体管收音机。
　　盛田带着几打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样品，到纽约的零售商店按户推销。“只有人手一台，才能互不干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自己喜爱的节目啊。”盛田令人信服的劝说，使一份份的订单蜂拥而至。索尼的产品就这样进入了美国市场。
　　尽管索尼当时在美国尚没有什么名气，但盛田对自己的品牌十分珍惜。在推销中，有一家大公司特别看好袖珍收音机，开口就说：“如果让我们经销，先订货10万台。”10万台，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盛田在进一步商谈细节后竟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笔订货。原来，该公司按照惯例都有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把他们的OEM商标标在袖珍收音机上，而不能用索尼商标。因为他们公司的名字是块金字招牌，有50多年悠久历史了，而索尼的名字美国人几乎闻所未闻。
对此，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大惑不解：“你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好名声赚一大笔钱呢？”盛田却有自己的见解：“10万台的订货量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接受这笔生意，索尼的经营现状就会大大改善。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新产品正是为了我们公司的SONY商标在50年后能风行全世界，能像你们的招牌一样成为金字招牌。如果按你们的条件用OEM商标的话，我的这个梦想就永远不能实现了。”
　　几年后，当带有“SONY”商标的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充斥美国市场时，人们才不得不佩服盛田当年的做法。美国“增你智”公司董事长约翰·尼温对此赞叹不已：“如果他接受了那个条件，索尼这个名字在美国就无人知晓了。”
　　随着在美国的业务的发展，盛田在1960年2月正式创建了“美国索尼公司”。1961年6月，索尼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发行200万股股票，成为第一家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日本企业。
　　1967年10月的一个晚上，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井深大等主要负责人与技术人员一起坐在实验室里，经过整整6年的奋战，世界上第一台单枪三束彩色电视机终于在这里诞生了。盛田认准这种新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后，就决定立即在美国就地生产。197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索尼电视机厂正式投产。“美国制造”的索尼彩电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美国和中南美市场。
　　几年后，日本其它一些企业由于大量向美国倾销产品，日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索尼公司由于已在美国办厂，在这场贸易战中，竟然相安无事，充分证明当初盛田决策的正确性。
　　1974年，索尼又在英国的布里金德开办了彩电工厂。接着，在亚拉巴马州的多桑开办了音频、视频磁带厂。1981年在法国的贝思尼创建了一家磁带厂。1988年，索尼又作出惊人之举，以3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而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
　　“菲利浦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30多年前，盛田昭夫参观荷兰菲利浦公司发出的豪言壮语终于被证实了。如今，索尼公司已在西欧、美国、东欧、巴西、中国等地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公司的出口额占总营业额的60％以上，其经营的项目也由单一的电器转为多元，成为与通用汽车公司、西门子、菲利浦等并驾齐驱的第一流跨国大公司，蜚声全世界。
　　索尼公司能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与盛田昭夫一贯重视人才开发、不拘一格使用贤才有极大的关系。他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学历无用论》。他认为，学历无用并非看不起学历，而是不能光是以学历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以资历为主和看重学历的做法是阻挡许多年轻有为的工作人员发挥自己能力的一大障碍。因此，索尼公司必须以“人尽其才，根据实际成绩和工作能力来安排人才”作为指导思想，才能使索尼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盛田自己便率先实践这一思想。1971年他接替井深大担任索尼公司总裁。1979年他就公开表示：我不想恋栈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
　　3年后，一位男中音演员出身的人出人意料地坐在了索尼公司总裁的宝座上。
　　他叫大贺典雄。他与盛田相识纯属偶然。1950年，盛田生产了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大贺还是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他以一个歌唱家的眼光写信给盛田，用未经斟酌的语句告诉他，这种机器的性能不好，声音失真太厉害，歌唱家需要的是一面镜子——听得见他声音的镜子，因此，他认为这种录音机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对他的尖锐批评，盛田非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所谓的镜子想法非常中肯恰当，具有挑战性，就给大贺回信，聘请他担任公司的兼职顾问。
　　1954年，大贺大学毕业后到柏林留学，接受为期3年的音乐深造，并在欧洲参加巡回演出。在这一时期内，盛田依旧积极地与大贺取得联系，坚持不断地把工资寄给大贺，并要求他留学回国后继续帮索尼干事。盛田所做的一切令大贺深为感动。1959年，他们两人结伴前往欧洲旅行，盛田想通过这次旅行为索尼推销调频晶体管收音机等产品。最后他们乘船从英国出发转道纽约回国。在4天零10小时的漫长旅程中，他俩无所事事，只是不停地促膝谈心。盛田昭夫发现大贺典雄的音乐造诣对以声音和影像为主的索尼很有用处，而大贺也颇懂得一些经营之道，于是就对他说：“你作为一位声乐家是一流的，但是，我认为你作为实业家的才能将更加突出。”就这样，在盛田的鼓励下，这位男中音歌唱家弃艺经商，跨进了实业界的大门。
　　大贺典雄最初担任索尼公司磁带录音机生产部门的总经理。1961年，盛田又提拔他为产品设计部部长。几年后，他又出任索尼与美商组建的合资企业“哥伦比亚—索尼唱片公司”的社长。大贺没有辜负盛田的期望，工作十分勤奋，在经营战略上也很有研究。他还发挥自己在声乐方面的特长，在选择录音曲目、保持音色纯正方面非常在行。为了发展新兴的唱片业，在80年代初，大贺着力于开发可在数控状态下复制音乐的激光唱片。他先后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和卡拉扬合作，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激光唱片和激光唱机。他领导的唱片公司也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第一流的唱片公司。
　　1982年9月，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股东非常大会上正式宣布任命大贺典雄为公司新任总裁。“伯乐”盛田作出的这项明智、正确的决策，获得了股东们的一致赞扬。
　　在盛田和大贺的共同努力下，索尼公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手提式CD磁碟唱机、随身听、3.5英寸小型软式磁碟片、超速录像机系统、8毫米“伴君走”55型摄像机、家用立体音响组合、电子摄影机、高清晰度电视摄像机……一个个领先世界的新产品伴随着索尼公司的美名传遍了全球。
　　盛田昭夫如今虽年逾七旬，但对事业的勃勃雄心仍不减当年，正为实现他的“世界的索尼公司”而四处奔波着。40多年来，他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了解各国的市场行情和推销产品，累计飞行里程达5000多万公里，等于绕地球130周。现在一他一如既往，遍访五大洲，正在为绘制索尼公司21世纪的宏伟蓝图而终日辛勤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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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香港大亨霍英东

　　在港台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不仅因为他个人资产大约有130亿港元，更因为他连续几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1993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然而，霍英东的出身，也许要算亿万富翁中最苦的一个！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甚至贬称为“水流柴”、“蛋家仔”，意思是这样的人无家无业，像水上漂浮的柴片一样到处漂流，像浮在水面的半个鸡蛋壳，随时都可能被打翻沉入水底！
　　1922年秋天，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卸上自己的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血汗钱，一家人艰难度日。全家人一年到头连鞋子都不穿，这也成了他们被人取笑的特征。粲⒍?两窕辜堑茫?幸荒旯?辏?盖滋乇鸫┝怂?滦?习叮?墒窃诖笈诺党遭柒绞保??恢?痪跫渚桶研?油训袅耍?酝旰蟪嘧沤啪妥撸??久幌氲阶约夯褂幸凰??　棒?蹇汀钡纳?畈坏?独В??椅；?姆?；粲⒍?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俗话说“祸不单行”，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母亲再也不敢居住在舢板上了，带着霍英东和2个女儿，搬进了湾仔的棚户区，同另外50多家人，同住一幢破旧的房屋。这里一半的人都患有肺病，经常有人死去。母亲勉强维持着驳运的生意，同时还为船员洗补衣服，艰难地养活一家人。小小的霍英东，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住上高楼大厦，而他们家却这样贫困。在河滩上玩耍时，他常常用泥土盖起一幢幢的“房屋”，兴冲冲地说：“妈妈，这是给你的！姐姐，这是给你的！”
　　母亲因为自己不识字，在经营中常常吃亏，所以宁可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不让霍英东当童工，而坚持让他去免费的新梅小学读书。天性聪明的霍英东，学习极其刻苦。偶尔有一次考试成绩在第三名以下，他就觉得脸红，感到对不起母亲和姐妹。听到儿子琅琅的读书声，母亲便感到心中有了新的希望。12岁那年，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拿回了小学毕业证书，对母亲说：“我读完小学了，以后让我帮你干活吧！”母亲拍拍懂事的孩子，说：“儿啊，我要供你多读几年书，让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全家人节衣缩食，把霍英东送进了香港有名的皇仁书院读中学。皇仁书院每个月的学费就是5元钱。这对于他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实在是过于昂贵了！霍英东第一次交学费，母亲四处筹措，仍然没凑齐5元钱。这时，他14岁的姐姐，默默地翻出一个手绢包，取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那一枚枚磨得发亮的铜板，是她牺牲了多少女孩子吃零食、买小玩艺的快乐才保留下来的啊，她却心甘情愿地给弟弟做了学费。霍英东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化为自己勤奋读书的动力！每天晚上，他还要帮母亲做账、送发票，然后才能坐下来，一直读书到深夜。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霍英东常常想倒下来大睡几天，但他仍支撑着那瘦弱的身子，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了。
　　他读到中学三年级时，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广东。家里再也交不起学费，霍英东也不愿再死啃书本，他恳求母亲说：“我已经是18岁的男子汉了，让我干活吧！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母亲终于辛酸地默许了。
　　赤手空拳的霍英东，从香港社会的最低层，开始了他的人生奋斗。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单薄了，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就被辞退了。不久，日本占领军扩建启德机场，需要大量劳工，但工资非常低，每天只给半磅配给米和七角五分钱。而霍英东从他家所在的湾仔乘车到机场，路费就得要八角钱！霍英东没有办法，只好多吃苦跑路，省下这笔交通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赶到码头，花一角钱渡过海，然后骑车赶到机场上班。劳工们干的都是苦力活，挖石抬土，消耗很大，但食物却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一碗粥和一块米糕。霍英东总是感到又累又饿。有一天，工头让他去搬重达50加仑的煤油桶，结果被砸断了一根手指！那工头也是中国人，出于同情，把霍英东调去学做汽车修理工。可是没过多久，喜欢冒险的霍英东自己试开汽车，结果把车撞坏了，又被炒了鱿鱼。
　　那几年中，霍英东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有一天，他听说日本人高价收购海草制造药材，于是用经商的积蓄买了一艘大摩托艇，在炎热的夏天，带着80个渔民到东沙群岛上去采集海草。由于荒岛上缺乏淡水，缺乏食物，而温度又高达40多度，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苦苦熬了半年，结果打回的海草卖得的钱，刚刚能够开支，连一分钱都没赚到！
　　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却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当时，在湾仔附近，有一家不大的杂货店，那是他母亲和13个合伙人共同买下的，霍英东曾在那里负责管理店务。那个店虽然小，生意并不差，有时他必须面对十几个顾客，应酬稍不周到，顾客就会掉头离去。他尽量做到眼快、嘴快、手快，留住顾客，做好生意。这种实际训练使他培养出了灵活的处事方法和敏捷的算术头脑，为他以后做大生意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小店早晨6点就开门，晚上10点才关门，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晚上打烊时还留着一扇小门，以备顾客的临时需要。这样做，霍英东自然非常辛苦，但小店的经营却很有起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坏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8万港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地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可是由于他经常冒险，母亲在生意上从来不肯信任他，也不肯给他钱去冒险。霍英东眼睁睁地看着一笔大买卖就要落空，正在着急，幸亏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虽然利润不算太大，但却为霍英东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就预料到，香港航运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他苦苦地思索改革房地产经营的方法，却没有结果。
　　有一天、有个老邻居到工地上找他，说是要买楼。霍英东抱歉地告诉他，盖好的楼已经卖完了。邻居指着工地上正在盖的楼说：“就这一幢，你卖一层给我好不好？”霍英东灵机一动，说：“你能不能先付定金？”邻居笑着说：“行，我先付定金，到盖好后你把我指定的楼层给我，我就把钱交齐。”两人就这样成交了。
　　这个偶然的事件，却使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立刻想到，他完全可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个办法不但能为他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大大推动销售！
　　因为，房产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要想买一幢楼，就得准备好几十万元的现金，一手交钱，一手接屋，少不得一角一分，拖不得一时一刻。当时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房产，所以房地产的经营也就不可能太兴旺。现在霍英东采取的房产预售的新办法，只要先交付10％的定金，就可以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新楼。也就是说，要买一幢价值10万港元的新楼，只要付1万港元，就可以买到所有权，以后分期付款。这对于房地产商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人家交付的现金，他们原来只够盖1幢楼的钱，现在就可以同时动手盖10幢楼，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购买房产的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先付一小笔钱，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待到楼房建成时，很可能地价、房价都已上涨，而已付定金的买方只要把房产卖掉，就有可能赚一大笔钱！因此，很快就有一批人变成了专门买卖楼房所有权的商人，这就是后来香港盛行的“炒楼花”。
　　霍英东把这叫做“房地产业的工业化”。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实行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创造性的经营方式。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海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当时亲朋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将如此之大的投资用于风险很大的淘沙业，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啊！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出霍英东所料，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淘沙的效率，降低了成本，赢得了利润，淘沙船在霍英东手中简直就成了神话中的淘金船！霍英东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又从国外订购了一批淘沙机械船。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作建筑材料的黄沙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身为亿万富翁的霍英东，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从70年代开始，热爱体育的霍英东，就积极努力争取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74年，他以香港足球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亚洲足球协会会议时，努力争取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使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协会的会员席位，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出了个特级体育大使霍英东！
　　此后，在中国取得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羽毛球协会、国际篮球组织等体育组织席位的过程中，霍英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同时，他还不惜资产，在经济上支持发展祖国体育事业。1979年他成立了总资产达15亿港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率先积极地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从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从公路到桥梁，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从暨南大学到英东游泳馆……霍英东的总投资在10亿港元以上！他一再表示，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并不希望把钱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一时竟回答不出来，却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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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从脚夫到富豪

佐川清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货运大王，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建的“佐川捷运”货运公司从一无所有、肩背手提起家，30年中迅速地发展为在日本商业运输界名列第一的超级企业，在国际运输界也占有重要地位。佐川清的成功被视为日本战后的一大奇迹，而一些喜欢渲染的大众传播媒介更将其称为“现代的神话”。
　　佐川清是怎样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说起来，倒是很有些传奇色彩。
　　应该说，他的出身并不贫苦，佐川家在新渇县颈城郡板仓村可谓第一世家，同时也是大地主。佐川清的父亲彻治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家里一切均由妻子掌管。佐川清在家里是老三，他有两个哥哥和一弟一妹，从小被称为“佐川少爷”。
　　然而，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在亲戚的撮合下，又娶了一个女子小学的教师为继室。这个继母的到来，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佐川清是他们兄弟几个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也数他对这个继母最为反感；继母对丈夫前妻的孩子本来就没有感情，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更是厌恶之极，想尽办法虐待??饕?侄问遣桓??苑埂８盖撞痪?Ｔ诩遥?罄此??览先?爰棠傅墓叵到粽牛??煤笃抟裁挥邪旆ǎ?缓米白鞑恢?馈＜棠傅氖侄卧嚼丛胶荩?舸ㄇ逍⌒∧昙途筒??颂映觥暗赜?薄⒗爰页鲎叩南敕ā?
　　在学校里，他学习成绩不好，各门功课都是勉强及格。但他喜欢运动，从小又被继母逼着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身体锻炼得非常强健。他也经常跟人打架，是当地有名的“孩子王”。小学读完，到了初中他就越来越差，几乎门门都不及格。教师希望他退学，但碍于他父亲的面子不好明说。佐川清意识到了，于是他瞒着父亲写了一份退学报告。教师问他父亲是否知道这件事。他点了点头。于是，教师当时就给他办了退学手续。父亲知道老三不是块读书的料，事后发了一通火，也就算了。
　　这时，佐川清已经下决心离家出走，那一年，他15岁。离家的时候，身上仅有5毛钱，买了一张火车站台票，混上火车，到了京都却出不了站。在站台上，他看见一个身穿“丸源”号衣的脚夫，他记得，有个表兄叫伊藤芳治，就在一家丸源运输公司工作。
　　佐川清觉得自己有一身力气，正可以干脚夫。于是那位脚夫把他带到广岛县的尾道市，“丸源”公司总部就在那里。在尾道，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货运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也就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日本江户时代，脚夫这个行业相当于后来的邮政快递。到了明治时代，有了国家邮政，脚夫业在制度上被取消，但民间快递形式仍旧存在，主要是运送包裹。
　　后来他的父亲从表兄处得知这个消息，专程赶到尾道，将他带回家去。但过了没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仍去尾道干他的脚夫。放着少爷不当，却要当脚夫，在一般人想来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他这人天生就注定与这一行有缘。
　　1942年，佐川清20岁了。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他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当他去接受体检时，虽然他的体格十分健壮，却因小时候打架造成右耳失聪，被判为“第二乙种”，也就是不合格，竟因此让他躲过了服兵役。
　　后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死伤惨重，战争已经打到日本本土。军国主义政府还想作垂死挣扎，那时便不管是“第二乙种”还是“丙种”体格，统统都要上战场了。佐川清接到入伍命令后，接受了3个月船员训练，接着就被派到7000吨运输轮“罗新丸”上当船员。这时是1945年8月，战争已经即将结束，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想，这一去多半是回不来了。怀着这种伤感的心情去餐馆喝酒，不料竟喝醉了，等他赶到码头，船已经开走了。“罗新丸”是只运兵船，在开赴前线的途中被美军潜水艇击沉。若不是他喝醉了酒，定然是葬身海底无疑了。如果战争仍继续进行，佐川清也不免会被以临阵脱逃罪处决。但幸运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投降了，军队解除了武装，也就没有人再来找他麻烦。
　　由于战争末期遭到美军飞机不分昼夜的空袭，战后，日本许多都市已是一片废墟。重新建设需要大量人力，佐川清毫不费力就在一家承包土木工程的叫“栗和田组”的建筑队找到一份工作。他干得很出色，不久就被提拔为老板的助理。之后，老板又想招他为女婿，而佐川清心中却一直思念着家乡的一位名叫幸惠的农家女，两人已经私下订了婚约。老板的一番美意使他觉得不便当面拒绝，只好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不辞而别，到东京都立川市另一家建筑队“池田组”工作。因为此时他已经熟悉了土木工程，很快地又在那里崭露头角，老板有什么事都把他叫去商量。
　　池田组承包的是美国占领军方面的工程，工作多得做不了。这时的日本，最缺乏的是人力。招募能干活的青壮年是很困难的。有一天，老板把他找去，问他能否想办法招些工人来。佐川清答应试试看。他回到家乡板仓村寻找童年时的朋友，请他们分别再去招募一些人。后来，居然凑了75个人。他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老板，那边立刻接下了占领军的全部工程。
　　佐川清理所当然地成了这75个人的头儿。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提前完成了那批工程。为了感谢和慰劳这些乡亲们，佐川清摆酒设宴。在酒宴上，有人提出今后仍想跟他干，其他人都附和。佐川清知道，工程一旦结束，工程队只有解散，池田组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收容。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立独立的工程队，由他来当老板。
　　佐川清思量再三，当他向池田组老板说明这个意思时，没料到对方竟很爽快地应允了：“就这样吧，我知道你这人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的人。”
　　于是，佐川清在1948年成立了“佐川组”。这一年，他才26岁，在这一群人中，他是老大哥。他并没有以老板自居，付给手下工人的工资是当时一般土木工的2倍。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来，这些工人干起活来个个像拼命一样不遗余力，工作效率出奇的高。
　　事业有了起步，佐川清又想到与幸惠的婚约。可是自从栗和田组的老板想招他为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幸惠就离家去城里打工，一直下落不明。幸惠这样做是为了佐川清，想到这，他心里就很难受。有一次，他喝了酒以后，无意中把心里的秘密吐露了。因为都是乡亲，大家都知道幸惠，也知道她是个既能吃苦又非常贤惠的女子。
　　过了不久，有人打听到，幸惠在大阪的一家餐馆当女招待。为了成全老板，做一件好事，他们中的一个专程赶到大阪，找到幸惠。这人并没有说佐川清还在思念她之类的话，而是撒了个谎，说佐川清在立川被人打成重伤，“老板奄奄一息，说想见你一面，请务必帮忙！”
　　幸惠什么也顾不得了，随即跟那人赶到佐川组所在地。
佐川清自然是蒙在鼓里。恰巧那一天他们收工早，半路上又喝了杯酒，当他有说有笑地回到工棚，突然看见幸惠坐在那儿，两人都大吃一惊，以为是在梦中。
　　就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既没有煤人，也没有盛大的婚宴，买了酒来，大家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就算结了婚。婚后，夫妻俩仍住在工棚里。幸惠给工人们做饭，他们都将她视为大姐。整个佐川组像个热闹的大家庭。
　　1955年，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为了孩子读书，夫妻俩决定结束到处漂泊的工棚生活，在京都车站附近买了一处住房，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年轻的组员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他们家吃喝，幸惠一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不论他们怎么胡闹也不会摆脸色。后来，这些组员吃过后就索性住在这里。老板的家也就成了他们的家。陆陆续续一共住进来二三十个人，本来就不宽敞的房子这一来就变得很拥挤，加之他们毕竟都是没有文化的单身汉，少不了酗酒、唱歌、喧闹、说粗话，川清对此感到非常头痛。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是不利的，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开口请工人们搬走。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解散佐川组。为了不使组员们感到被抛弃，他和幸惠把剩下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分给他们，这样，大家总算客客气气地分了手。
　　这时，他们除了有一处住房之外，几乎又是两手空空，甚至连自己眼前的生活费都没有留下。佐川清埋怨妻子：“平均分配也应该有我一份呀！”
　　幸惠笑道：“你不是说把钱平均分给大家吗？我没想到还有你的一份。”
　　“难道我们不过日子了？”
　　“我们不是还有力气吗？再从头做起就是。”幸惠是个乐观的女子，什么困难都不放在心上。她的这种豁达和大度感染了丈夫，他的情绪又变得开朗起来。
　　“从明天起，我还干脚夫。”佐川清在尾道干过脚夫的行当。这是个只需要力气，没有本钱也能从事的职业。不过这一次他不想给人家干。他要独立门户，打出自己的招牌。
　　1957年3月是“佐川捷运”创业的日子。
　　招牌有了，然而却没有雇主前来光顾。佐川清在京都和大阪之间挨着门去问那些批发商：“要不要脚夫？”回答总是令他失望。其实这也不奇怪，脚夫是替人送货的，信誉非常重要，谁敢随随便便把货物交给一个毫无信誉的年轻人？
　　开业一个多月了，佐川清每天像乞讨一样挨着门一家家问有没有货要送。他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用自己的真诚打动这些商人。终于，在第45天，大阪鳗谷街一家叫千田商会的老板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跟他闲聊了一会儿，千田先生提到丸源的伊藤芳治，佐川清说是他的表兄。
　　千田先生吃惊道：“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至少他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呀！”
　　佐川清说：“我曾经在丸源干过脚夫，现在想独立，但不想借着表兄和丸源的信誉而谋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
　　千田先生点了点头，他很赏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做照相机生意的，当即就拿出10台照相机，请佐川清送到京都的一家店里去，而且不收他保证金。
　　“真的可以吗？”佐川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田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佐川清接受了货物，飞快地送到了目的地。从此以后，情况渐渐好了起来，京都和大阪的批发商之间开始有了这样的说法：“常常来拜访讨工作的佐川清好像是个勤奋能干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越来越多的商人愿意把他们的货物交给佐川清。而他，也分外地珍惜这每一份工作的机会，其他脚夫不大愿意承揽的活，只要找到他，不管是否吃得消，他总是一口答应下来。
　　也是在大阪的鳗谷，一家叫做“光洋轴承”的机械商请佐川清送轴承到京都，每个轴承重50公斤，他每天运送7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他硬是咬牙坚持着干，绝不说吃不消之类的话。机械商深受感动，决定将他定为商行的专属脚夫。
　　幸惠不忍心让丈夫这样受累，她提议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辆放在大阪车站，另一辆放在京都车站，这样，市区的路上就可以省点力气。后来，需要运送的货物越来越多，佐川清一个人显然是来不及运了。幸惠要去帮着运，丈夫没答应。可是，幸惠也很倔犟，瞒着佐川清当起了脚夫。好在她从小是吃惯了苦的，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货物，居然还面带微笑跟熟人打招呼。后来，人们都称他们这对夫妻为“大阪的鸳鸯脚夫”。
　　有一次，佐川清送了货，骑着空车回来，无意之中看到幸惠在街对面提着一件很大的货物向相反的方向走，她另一只手牵着老二，老大正明走在后面，手里也提着一小件货物。佐川清站住了，望着母子3人的背影，潸然泪下。这情景使他终生难忘。
　　佐川清真正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他深深地懂得，要想得到客户的信任，只有凭自己的一片诚意。
　　生意像滚雪球一样，终于发展到夫妇俩无法处理的程度，佐川清这时就决定雇用人手。
　　到1959年，“佐川捷运”已经在大阪、敦贺、福井、金泽、富山建立了5个分支营业处。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他先后添置了13辆摩托。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给运输业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佐川捷运”以脚夫精神为公司的根本，创造了良好的信誉，自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后来摩托又换成汽车，而且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到1978年，“佐川捷运”成立30周年时，已拥有8700辆汽车，221家店铺，从业人员1.65万名，年营业额2850亿日元（约合19亿美元），收益超过了“日本通运”，名列日本商业运输界第一。
　　目前，“佐川捷运”已经完全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它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电脑系统，具备第一流的巨大流通中心。为了不使“佐川捷运”沾染上所谓“大企业病”，佐川清毫不放松对职工进行“脚夫精神”教育，强调“回到原点”，那就是保持创业之初的艰难奋进精神。他打算在21世纪将公司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陆地、海上和家中。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是：“一个一生额头上流着汗拼命工作的人，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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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皮尔·卡丹的帝国

法国服装大师皮尔·卡丹如今可谓名传天下，誉满全球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凭着他超人的才气崛起于服装设计业。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神话，法国人公认他是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人，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不仅是他的名气，他的企业也是遍布全球。他拥有98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公司，共有雇员18万人；他领到的营业执照多达720个。眼下，他所经营的产品已远不止服装了：汽车、飞机、家具、地毯、灯具……几乎一切商品都包罗在他的庞大帝国中，并且都印有皮尔·卡丹的商标。这个“卡丹帝国”的总部就设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旁边。
　　其实，皮尔·卡丹并非法国人，他192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近郊。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以种植葡萄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家迁往法国。当时皮尔·卡丹只有2岁。他父亲不会法语，在法国找不到工作，家境相当贫困。皮尔·卡丹的童年是在格勒诺布尔和工业城市圣艾蒂安度过的。他从小就非常向往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不到20岁。有一天早晨，他对父母说：“我要去巴黎。”父母没有表示反对。次日，他便带着一只破箱子，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动身了。
　　到了巴黎后，他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四处流浪。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巴黎，由于他违反了宵禁令，被关进了监狱。后来经过审查，证明他不是犹太人，德国人才把他释放了。
　　身无分文的皮尔·卡丹仍到处游荡，走投无路时，偶然看见一家时装店的橱窗上贴着招募学徒的广告，于是便走进去应试。由于他从前曾学过裁缝，所以被顺利地录取了。从此，他在服装业的天地里左冲右突，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开始了奋斗的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头到尾学这个行业的。我喜欢把一件衣服从头做到尾，从画图、剪裁、缝合、试样直至销售。”他一丝不苟地学习，掌握制衣的每一个细小环节。
　　这家服装店是专门出售男性服装的。和女性服装比起来，男式服装花样少一些，但制衣的要求却比女式服装高。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5年，皮尔·卡丹转到“帕坎”时装店搞设计。当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在这家店订做服装，这也给了他一个得以崭露头角的机会。在皮尔·卡丹成长的过程中，法国现代派作家让·郭都和画家克里斯蒂昂·贝腊的美学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46年，他又转到著名的“迪奥”时装店工作，在那里，他获益匪浅，学会了制作既符合时尚、又大方高雅的时装的技能；凭着他的聪明才能，渐渐在法国时装业中站稳了脚跟。
　　1950年是皮尔·卡丹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里什庞斯街租了一间房，首次展出了他设计的戏剧服装和面具。虽然展出地点条件比较差，却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小小的成功给了他更多的信心，他决心大显身手干一番了。
　　3年后，他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女装设计，并一举成名。
　　皮尔·卡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大小报纸上。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们不嫌他的门面小，纷至沓来，要求订做。1954年，他的时装店正式开张了，地点在圣君子旧郊大街。
　　皮尔·卡丹是一个非常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具有独特的商业眼光，加之他的锐意进取精神，不久就打开了时装业的新天地。在法国，时装业本来是一个限制极严、顾客有限的特殊行业。巴黎时装店虽多，但够得上“高级时装”水平的服装企业也只有23家。皮尔·卡丹首先意识到，高级时装只有在群众中开辟市场，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1953年，由于他改变了时装经营的方式，把量体裁衣、个别订做改成小批量生产成衣，并不断地更新款式。这样做，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给他的服装业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小批量投放市场的时装，既不落套，又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无异于是给他自己的设计做广告。而喜欢他作品的女子都有可能穿上他设计的长裙，这又打破了服装的阶层局限，可以说是服装业的一次革命。
　　后来，他又把主攻方向改为男式时装。这在服装业中又激起一致的愤慨，因为，按照法国的传统，一位出色的时装设计师，只应该缝制女人的服装。
　　当皮尔·卡丹第一次展出各式成衣时，人们就像在参加一次真正的葬礼，他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结果，他被雇主联合会除了名。不过，几年以后，当他重返这个组织时，他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
　　他从大学里直接聘请时装模特儿，使人们更了解他的服装，这一招确保了他的成功。然而，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他的成就得到同行们一致公认的时候，他却预言高档时装正缓慢地走向死亡。他毅然地抛弃了服装业的明星制，把大批成衣送到各大百货商店去销售。此举又一次招来同行们的怨怒和责备，他们认为皮尔·卡丹这样做是肯定要毁掉时装业的。
　　时至今日，哪家服装厂不在广泛地销售自己生产的成衣呢？然而在当时，他的做法的确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皮尔·卡丹承受了同行的攻击，他知道，那是开创和振兴服装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959年，皮尔·卡丹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他异想天开地办了一次借贷展销。可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他从时装业的象牙之塔上栽了下来。服装业的保护性组织时装行会对他此举感到万分震惊，再次将他抛弃。
　　痛定思痛，皮尔·卡丹并没有彻底灰心，他决心东山再起。不到三四年工夫，他居然又被这个组织请去当主席。
　　皮尔·卡丹的名气与日俱增，名流和贵族们纷纷请他设计时装。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对此厌倦不堪。他想：为什么光为这些人服务呢？不仅要向富人，也要向大众提供更多我设计的服装。
　　于是，他扩大经营的范围，不仅有男装、童装、手套、围巾、鞋帽、挎包，而且还有手表、眼镜、打火机和化妆品。并且，他将自己的企业不断地向国外扩张，首先在欧洲、美洲和日本得到了许可证，打开了市场。1968年，他又增加了家具设计，渐渐形成了“皮尔·卡丹”商标的系列产品。他成了拥有自己银行的时装家，在世界五大洲80个国家内，有他的600多家工厂、企业，产品基本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开始拥有一个帝国。
他曾经自豪地说：“我可以睡卡丹床，坐卡丹椅，在一切由我设计的饭厅里吃饭，用我的照明灯，去剧院看戏或参观展览，都可以不出我的帝国。”
　　“卡丹帝国”从时装起家，30年来，始终是法国时装界的先锋。1983年，他在巴黎举办了题为“活的雕塑”的表演，展示了他这些年设计的妇女时装。漂亮的时装模特儿穿着他历年设计的有代表性的服装依次出场，手中拿着标明年代的牌子。令人叹服的是，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他设计的时装却仍显得很有生命力，并无过时之感。
　　毫无疑问，皮尔·卡丹在审美的领域中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非常大胆，不拘泥于传统。他的服装线条明快，富有青春感和时代感。他设计的家具、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如大衣柜、桌子、沙发、台灯、钢笔、餐具无不造型新颖，光彩夺目。他也曾为美国的大西洋飞机公司设计小型的私人飞机造型。此外，他还为美国的“凯迪拉克”牌豪华车和一次汽车展览会作过设计。人们相信皮尔·卡丹的设计永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创造力永无止境。
　　1981年，皮尔·卡丹又有一个惊人之举：他买下了巴黎协和广场旁边、皇家路上的“美心饭店”。两年以前，他已经拥有“美心”餐室集团的控股权，可以使用“美心”这个名称经营餐馆了；随后，他又收购了27％的股份。他买下“美心”这块金字招牌，不仅是要把它作为法国烹调业的一个光辉标志珍藏起来，更主要是用来招财进宝，变成一件能够产生高额利润的工具。他以这个商标经营各种食品，包括饼干、糖果、沙丁旦、果酱、香槟酒以及各种罐头，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把法国式的烹调和时装结合起来，作为法兰西文明的体现。
　　皮尔·卡丹终究还是位艺术家，事业发展的同时，他还办了名为“卡丹场所”的综合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协和广场和总统府之间的加勃里埃尔街，面对香榭里舍大街花园。这座乳白色别墅型建筑，上下共三层，设立了剧场、展览厅、会议室等，经常上演戏剧，举办美术展览和皮尔·卡丹自己设计的服装表演。
　　皮尔·卡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年轻时，他只在维希红十字会开设的学校里学过不长时间的会计课程，而今，他居然裁减了一位财务主任，由他亲自掌握财权。这件事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令人惊叹：他管理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事业，这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呀！
　　他所以能做到随心所欲，是以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为代价换来的，他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铅笔，每当他不想睡的时候，就进行他的伟大的设计和构想。他在自己的商务活动中过分操劳，顾不上休息。度假对他来说竟是难以忍受的。他选择了勤奋，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他曾饱尝了开拓者的孤独，但他宁可孤独也不愿混迹上流社会。他总是独来独往，思维像一匹野马跑在时代的前面。正因为他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能超越时代，所以他在竞争中总是能获胜。他认真地总结了每次的胜利，有的其实是无利可图的，他的看法是，既要挣钱，又要赢得尊敬，有时候不可能两全，但只要能胜利，就是一种标志。这样看来，似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生的价值，物质财富则退到次要的位置。
　　皮尔·卡丹是个既有魅力、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他至今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几乎是过着一种苦行僧或是修道士般的生活。他把个人的需要降到最低限度，他不雇佣人，也不用司机，经常自己开着一辆送货面包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奔驰。
　　1987年，皮尔·卡丹首次到中国访问。第二年又到北京、上海展览他的时装。他开始迷上具有东方情调的中国，西方将这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又一次轰动了世界。人们发现，凡是中国艺术家到法国演出，皮尔·卡丹总要到场观看，有时还邀请他们到他的“卡丹场所”参观，请艺术家们吃饭。
　　1991年，他在北京设立了时装陈列室和举办时装展览会，当时人们都在猜测：他真想在10亿人的中国开辟市场？卡丹非常欣赏中国的丝绸、呢绒和布料，他已经选用了一批中国衣料来设计制作时装，展出效果果然很好。
　　1993年12月，他与北京市签订了协议，在北京开办一家双方合营的法国式餐厅。他还在“崇文门饭店”辟出两层楼，分别供应高级西菜和快餐。
　　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来到北京时，在这里工作的法国官员都劝阻他，他们认为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事实是，他已经建立了经济收益大、生产效率高的服装厂，他的产品在中国各地很畅销。他的马克西姆餐厅也总是顾客盈门。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皮尔·卡丹从服装、饮食领域开辟了一条中法合作之路。这难道不是又一次体现了他超人的见识吗？
　　对自己的事业不断进取和执着追求，这就是皮尔·卡丹。他的身上有着一股非同常人的力量，他的创新意识几乎永不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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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证券巨头冯景禧


冯景禧1923年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起早摸黑做些小本生意，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加上冯景禧的生母去世早，继母与他的关系不好，16岁那年，他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香港的卑利船厂当学徒。学徒的工钱少得可怜，每天只有1角3分。后来，老板看冯景禧勤快能干，每天加了他5分钱。然而靠这点钱，他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劳累了一天的冯景禧，只能一个人站在海边，遥望远方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糊口，他每天晚上还要拖着疲倦的身子到一家工人夜校去教课。
　　1941年，日本侵略军强占了香港，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生性倔强的冯景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匆匆逃回了家乡。可是，广州同样也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仍然不好，冯景禧有家难归，只好到一家金银首饰店去做学徒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利用跑街的机会，光顾别的店铺，留心观察人家的货品款式和经营方法，用以改善自己店里的不足。因为他聪明能干，爱才的老板提拔他担任商行的管事，后来又让他负责管理整个商行的财务。冯景禧虽然没学过会计，但他在工作中虚心求教，竟能把商行的一本账理得清清楚楚，烂熟于心。老板有什么问题，他都能随口应答，所以深得老板的信任。冯景禧虽然也从中摸索到不少“生意经”，然而他对于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始终不满意。
　　抗战胜利以后，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冯景禧便辞去了金银店里的差事，和几个朋友一起贩卖大米，这样干了2年，只赚到几百元钱；后来他又同朋友们集资开了一座酒楼，生意也不是太兴旺。雄心勃勃的冯景禧，时刻想找到一个能让他大展鸿图的事业。1948年，他听说台湾鱼苗的价格高，从广州贩鱼苗到台湾能赚大钱，便决心要做这贩鱼苗的生意。
　　当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做这种生意，因为，他既不熟悉水性，又不了解鱼苗的特点，加上当时海上盗匪出没，万一中上一颗炮弹，那就连自己都赔在里面了！可是冯景禧坚持要干，他认定这生意能为他赚大钱！为了筹集资本，他将自已经营的酒楼都卖掉了。他从广州买下鱼苗，运到香港，又租了船运往台湾。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鱼苗船驶出广州湾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暴，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冯景禧差点连苦胆都吐出来！船只在风暴中随波逐流，等到惊涛骇浪平息下来，总算平安抵达台湾岛。然而不幸的是，船上的鱼苗在颠簸中早已死光！
　　冯景禧多年经营积累的本钱，这下赔了个精光！
　　冯景禧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返，他还想再搏一搏，于是打起了船老板的主意。他同船老板商量，要以这条船作抵押，从台湾运香蕉回广州。船老板当然不肯冒这个风险。冯景禧对他说：“你不肯，我回去也没法付运费给你，看来只好跳到海里去了！”船老板半是同情半是无奈，最后只好同意了。然而命运老人却一点也不同情冯景禧，归途中海上一直大风不息，船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回到香港，香蕉已经烂得一根好的都没有了！
　　冯景禧不但没赚到一文钱，反而欠下了一大笔债！
　　尽管广州这一跤摔得太惨，冯景禧却能沉得住气，他回到广州，重新做起了代人买卖金银的生意。凭着他的丰富经验，逐渐又赚了一些钱。
　　有了本钱，冯景禧就瞄准了香港的房地产业。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极快，由于人多地少，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然而投资房地产，没有雄厚的资金是不行的。冯景禧灵机一动，找到了生意场上的好朋友郭德胜和李兆基，商量合资创办房地产公司的事情。他们3人当时都是刚刚开始创业的小财主，又都看好房地产业，所以一拍即合，招股建立了“永业企业公司”。3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郭德胜老谋深算，年纪最小的李兆基反应敏捷，冯景禧则精通财务，擅长分析。他们发誓：“同心协力，进军地产，你发我发，大家都发！”公司的资金当然比个人资金大多了，但对于房地产业来说，仍然只能算个小户头，只能购买较小的地盘。从购买原沙田酒店开始，他们在房地产业初试身手。他们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低价收购旧楼，拆掉重建新楼出售，还以“分层出售”、“10年分期付款”等方法招徕顾客，颇受客户的欢迎，逐渐积累起了资金。
　　到1963年，他们3人已经成为香港商界的中等富商。资本雄厚了，经营房地产业的经验也丰富了，他们便丢开了其它的股东，每人投资100万元港币，新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准备在房地产业大干一场了。这3位朋友各有所长，齐心协力，又都是十足的“工作狂”，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拼命苦干的精神，使得他们的公司很快引起了实业界的注意，称他们为“地产界的三剑客”。他们虽然在生意场上精明过人，却又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人。冯景禧就一再表示，有3种人的钱他不能赚：逃难的人的钱不能赚，孤儿寡母的钱不能赚，天灾人祸的钱不能赚！他们冷静地等待着每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对于目光远大的人，赚大钱的机会一定是不会太少的。
　　1967年，冯景禧又一次遇上了历史提供的赚钱机会。由于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香港也发生了大动荡，房地产行情一落千丈。许多富豪唯恐“文化大革命”也闹到香港来，纷纷抛售在香港的产业，准备逃离香港。冯景禧也曾想到过离开香港的问题，可是他实在舍不得丢下刚刚大展鸿图的事业。走在香港的大街上，看到那些急于贱卖的房产和地皮，冯景禧更加不想走了，他暗暗盘算，这可能正是个好机会呢！他仔细研究国内外的局势，认为“红卫兵”未必就进得了香港，至少，来与不来的可能是一半对一半——而对于生意场上的竞争来说，50％的把握已经是够大的了。
　　结果，冯景禧不但没有走，而且从银行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又贷了一大笔钱，动作麻利地买下了一大批廉价房产和地皮。很多朋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又要赔个精光了，然而冯景禧毫不动摇。果然不出他所料，仅仅一年以后，香港局势完全稳定，地价迅速回升，发了大财的冯景禧，获得了一个“商界奇人”的雅号。
　　新鸿基的事业一日千里，到1972年，公司售出的房产总价值达到5亿多港元，几乎是当初“三剑客”投资的20倍。
　　随着资本的雄厚，“三剑客”都有了独自闯天下的力量，已没有必要再在一起打江山。冯景禧和李兆基先后放弃了房地产业，只留下对此情有独钟的郭德胜。
　　1969年11月，正当香港房地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局面、新鸿基企业公司的房地产生意一派兴盛之际，冯景禧却出人意料地卖掉了他的大部分股份，正式建立了他个人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
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商界，最难经营的就是证券生意，人们形容这门新兴的金融事业经营者，是“一分钟之间成伟人或是成乞丐”。放弃自己驾轻就熟的行业去干冒险生意，更是商家的大忌。然而冯景禧却另有见解，他说：“你认为自己喜欢干，而且能够干好，与原来的事业相比更有诱惑力，社会条件又允许，那么就不要徘徊，不要过多考虑得失！希望本身就是一种原动力；如果注入你的辛勤，你就成功了一大半；同时，只要你认识到怎样处事，应付好各种人际关系，那你就成功了！”
　　香港的股票市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就已向市民发行股票，筹集所需的开办资金。战后，工商业迅速恢复而且日趋繁荣，股票发行更成为公司企业扩充业务的重要手段。同时，广大市民在日益沉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也被迫以购买股票来投资生利和保持币值。冯景禧早就对证券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认真钻研证券业务，认为证券交易在香港有着十分诱人的美好前景。
　　自从新鸿基证券公司开业后，冯景禧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证券交易瞬息万变，香港最著名的远东证券交易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参谋部还紧张。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一张6平方米的椭圆形办公桌，桌上有20多部电话机。电子电话屏幕上每秒钟都在呼叫，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请示和思考的余地，必须随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知识渊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中、青年人。冯景禧当然熟知这一切奥秘。但他在经营证券业务时，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代客买卖股票刻意追求证券业务的大众化和普通化。用他的说法，叫做“渔翁撒网”法。别的证券公司都把服务重心放在大客户身上，新鸿基证券公司却处处为散户、小户着想。社会上千千万万中、小资产拥有者，从管理职员、产业工人到出租车司机、女佣人，都成了新鸿基证券公司的常客；不管买卖的金额如何小，冯景禧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服务态度热情而诚恳，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冯景禧准了一条，那就是广大劳动阶层和中、小资产者毕竟是社会组织的基石，大量散户、小户的聚合，就足以汇合成一条冲决一切障碍的巨大洪流。果然，新鸿基证券公司的业务金额飞速增长，很快成为香港股票市场上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足以左右香港股票价格的变动！冯景禧因此成了证券交易市场中的“大哥大”，被人誉为“证券交易大王”、“股坛教父”。谁也不敢小看他。
　　冯景禧早就意识到了信息的重要，他本人对香港和国外股票市场的行情了如指掌，有“活字典”的美称。他非常注重积累、储存市场信息，新鸿某大厦四十几层的办公室内，装备有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他的部下必须每天3次向他提供世界各主要市场的最新信息。由于掌握市场信息敏捷准确，他对外汇、黄金、股票、期货等价格的变动都能做出可信度较高的预测。这也是他在证券交易中从不失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股票市场变幻莫测，有人说，在一昼夜的1440分钟里，股市有可能出现8640种变化！为了帮助千千万万的客户，特别是中、小客户了解瞬息万变的股市行情，新鸿基公司成为香港唯一一家免费提供中文调查资料的经纪行。公司先后出版了《每日经济简讯》、《投资分析》、《公司业绩报告》、《香港上市股票基本资料》、《美国股票通讯》、《美国商品期货》、《期货市场通讯》、《黄金报告》等大量资料，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指导和咨询，适应了不同投资者不同层次的需要。这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赞赏，新鸿基的业务也就日益红火！据行家估计，新鸿基证券公司经营了香港四分之一的股票买卖！1970年，新鸿基证券公司的盈利只有70万港元，但到了10年之后，它的年利润超过了亿元！
　　冯景禧为了使他的公司有更大的发展，又在国外寻找合作伙伴，要把他的公司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服务机构。他首先找到了法国的百利达银行。百利达银行是法国最大的工业银行集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对法国的财政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百利达帮助新鸿基在欧洲发展业务，而新鸿基也帮助百利达进入亚洲。接着，冯景禧与美国梅林集团的布鲁格博士接上头。梅林集团是世界50家大公司之一，业务范围涉及石油开采、机械制造、证券经营等方面。中、美两位富豪初次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仅仅用了45分钟，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决定成立特别工作小组，研究具体的合作方案。后来，美国梅林公司以高于市价38％的价格，购人新鸿基集团的部分股权，交易的结果，冯景禧获利达8200万美元；而新鸿基购买了170万股梅林集团的股票，成为梅林集团最大的个人股票持有者。冯景禧把这次成功形象地称为“45分钟架起一座洲际大桥”。
　　这样，亚洲的新鸿基、欧洲的百利达、美洲的梅林三大财团，密切合作，互相支持，成为世界金融界极富实力的“铁三角”！
　　1982年，香港政府鉴于新鸿基集团的业务状况，批准成立新鸿基银行，并发给营业执照。这是自60年代以来，香港第一家获准成立的本地银行！新鸿基银行在香港等地设有16个分行，总资产达42亿港元，实力相当雄厚。这年7月，冯景禧应邀参加香港大学的同学会，在会上，他兴奋地谈到自己的打算，他说：“我冯景禧天生是忙碌的命，不会就此止步，安于现状。今后，我要脚踏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放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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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传奇英雄艾柯卡

世上没有哪位企业家像艾柯卡那样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推销员扶摇直上，登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宝座，而后又从权力之巅被推落谷底；他雄心不泯，从灰烬中奋起，当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总裁，把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从危境中拯救过来，奇迹般地东山再起，使之成为全美第三大汽车公司。他那锲而不舍、转败为胜的奋斗精神使人们为之倾倒。一时间，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记述他传奇经历的自传，以空前的速度风靡美国，风靡全世界。一股“艾柯卡狂热”席卷着全球。艾柯卡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超级企业家，他的传奇故事也被千千万万人所熟知。
　　李·艾柯卡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儿子，1924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伦敦。艾柯卡的父亲尼古拉12岁搭乘移民船来到新大陆，白手起家，先后经营过餐厅、电影院、出租车队和房地产等行业，逐渐成为较富有的人。父亲在大萧条的艰苦岁月中，始终持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这给艾柯卡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艾柯卡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深情地鼓励他：“太阳总是要出来的。要勇往直前，不要半途而废。”多年以后，艾柯卡在事业上遭受挫折时，他就以父亲的教诲激励自己，坚韧不拔地迎接挑战，从逆境中奋起，重振雄风。
　　父亲酷爱汽车，他拥有一辆最早期的福特T型车，是埃伦敦镇上少数几个会开车的人之一。他只要有空，就去摆弄车子，改进车子的性能。小艾柯卡耳濡目染，对汽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不准儿子骑自行车，但当艾柯卡年满16岁时，他却怂恿和支持艾柯卡去考汽车驾驶执照。结果，艾柯卡成为镇上第一个会开福特车的小伙子，并从此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柯卡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不仅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兴趣广泛，对音乐、舞蹈、文学、体育都有狂热的爱好。1945年，他修完工程学和商业学以及心理学，从利哈伊大学毕业。在20家可供选择的公司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福特汽车公司。然后他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46年8月，21岁的艾柯卡来到底特律，在福特公司当了一名见习工程师，从而开始了他在汽车业中的传奇生涯。
　　然而，实习尚未结束，艾柯卡对整天同无生命的机器打交道的工作已感到索然无味。他感兴趣的是到销售部门同人打交道。经过一番努力，福特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区经理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当上一名推销员。
　　推销员工作充满了酸甜苦辣。艾柯卡虚心好学，竭尽全力去干，很快学会了推销的本领，不久，他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勒的地区经理。销售，是汽车业的关键。艾柯卡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汽车这一行获得成功，必须和销售商站在同一立场上。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他始终牢记这一点，因此深得销售商的拥护。
　　1956年，艾柯卡被提为费城地区销售副经理。这时，福特公司推出了56型新车，公司发给艾柯卡一部介绍该车安全装置的广告影片，以放映给汽车商看。影片的解说词介绍说：这种防震的安全垫很有效，如果你从二楼把鸡蛋扔到安全垫上，鸡蛋会从垫子上弹起来而不会破碎。
　　艾柯卡过于相信解说词的真实性，为追求推销宣传工作的戏剧效果，他决定在有1100个汽车推销商参加的地区推销会上，搞一次实物表演。他把新型安全垫铺在地板上，然后带着一纸盒鸡蛋爬上高梯子，亲自作掷蛋表演。第一个鸡蛋落下来，落在地板上，鸡蛋碎了，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第二个鸡蛋扔下来时，替他扶梯子的助手不巧晃了一下，结果鸡蛋掉在这位助手的肩膀上，又引起了一阵喝倒彩声。第三、第四个鸡蛋虽然落到垫子上，但不幸都碰破了。直到第五个鸡蛋才算成功，博得观众一片欢呼声。
　　艾柯卡从掷蛋表演失败中窥见了推销的窍门。在推销会上做实物演示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事先做好准备，把想讲和想做的事先演习一遍，这样才有利于推销产品。
　　福特公司这场安全装置的宣传攻势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福特汽车在各地销售反而变得疲软。艾柯卡所在的费城地区更糟，落在最后一名，艾柯卡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
　　艾柯卡急中生智，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名为“花56元钱买一辆56型福特汽车”的推销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凡购买56型福特汽车的顾客，买时只需先付售价的20％，其余部分每月缴付56美元，3年付清。“花56元买56型新车”这个诱人的广告，使福特汽车在费城地区的销量像火箭般直线上升，仅仅3个月，就从原来的最末一名，一跃而居全国第一位。福特公司把这种分期付款的推销方法在全国各地推广后，公司的年销量猛增了7.5万辆。艾柯卡也因此名声大振。不久，公司晋升他为华盛顿特区经理。
　　几个月后，年仅32岁的艾柯卡又调到福特公司总部，担任卡车和小汽车两个销售部的经理。在人称“神童”的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后来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在总部，他开始崭露非凡的管理才能，深得上司的赏识。4年后，即1960年11月10日，麦克纳马拉升任总裁，艾柯卡则接替了副总裁和福特分部的总经理职务，时年36岁。这比艾柯卡在大学时发誓“要在35岁担任福特公司副总裁”的时间，仅仅晚了一年。艾柯卡发迹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当上副总裁后，艾柯卡的才华得以全面发挥。他首先建立了季度检查制度，提高了经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接着，他又组织手下聪明而有创造性的年轻人每星期聚会一次，分析、预测消费者心理和市场。
　　艾柯卡敏锐地意识到，进入6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一股年轻化的社会变革浪潮。市场调查也证实，今后10年内汽车购买力的增长，至少一半是年轻人。因此，他极力主张，设计新型车时必须把青年的要求和愿望放在第一位。他亲自组织了新车设计班子，夜以继日地加紧研制。
　　1962年底，新车最后定型了。它的一切都是为年轻人着想的：白色车身，红色车轮，长长的引擎盖，短短的货仓，后保险杠构成一个小小的后尾，既漂亮又神气，酷似美国的赛车迷们崇尚的欧洲赛车。而且它可以一车多用，不单是跑车，星期五晚上可以挂上一个车厢去乡村俱乐部度假，星期天又可驱动它去教堂作礼拜。它的价格相当便宜，仅需2368美元，它的座位又可容纳一个4口之家，非常符合青年夫妇家庭的口味。艾柯卡对新车的命名更是煞费苦心，从命名专家提供的数千个车名中选择出“野马”这个令年轻人遐想的名字。在广阔原野上驰骋奔腾的野马，不正是美国青年人追求的自由奔放的形象吗？
　　1964年4月，适逢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野马”正式上市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新闻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几百家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野马”车的照片和介绍文章，《时代》和《新闻周刊》这两家最著名的杂志同时以“野马”的照片作封面。对于一种新商品来说，这种宣传盛况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年销售额竟高达41.9万辆，创下了全美汽车制造业的最高纪录。头2年“野马”型新车为公司创纯利11亿美元。
　　一时间，“野马”风行美国。“野马”二字成了发财致富的象征，各行各业争先恐后地抢用“野马”的标志。“野马”车推出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几百家“野马”俱乐部，还有“野马”太阳镜、“野马”钥匙链、“野马”帽及“野马”玩具等。艾柯卡这一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野马之父”。
　　成功，使艾柯卡身上的担子更重。公司老板亨利·福特又把比较薄弱的林肯——墨丘利分部的计划、生产与经营交给了他。3年后，在他的领导下，一直不赚钱的林肯分部先后推出“侯爵”、“美洲豹”和“马克3型”高级轿车，形势大为改观。特别是“马克3型”给公司再一次带来巨额赢利。在最好的年景，光是林肯分部就创利10亿美元，这是艾柯卡生平又一次大成功。
1970年12月10日，艾柯卡趁“野马”和“马克”汽车大获成功之势，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宝座，成了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企业中地位仅次于福特老板的第二号人物。他上任伊始，就提出“降低费用”和“消灭亏损部门”两个计划，先后撤销了近20个亏损单位，大大压缩了管理费用。接着，他通过研究今后5年汽车业发展的主要趋势，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石油危机，其时小型省油的汽车将会走俏，因此他极力主张把钱花在研制小型汽车上。但亨利·福特却认为小型车是死路一条。1973年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事实证明艾柯卡的预见十分正确。在艾柯卡的坚持下，福特公司研制的名为“菲斯特”的小型车及时间世，结果获得巨大成功，使公司在石油危机中仍赚取了巨额利润。
　　成功，使艾柯卡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越来越受到董事会成员的赞赏。但是，树大招风。艾柯卡声望越高，也就越来越受到公司老板亨利·福特的猜忌与戒备。福特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由福特家族把持大权。如今“将强于帅”，亨利·福特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莫大威胁。1975年亨利·福特健康欠佳，使他更加担心身后大权会旁落。于是，除掉艾柯卡的活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由于艾柯卡功勋卓著，福特不便明目张胆地赶他走，便暗地玩弄权术，羞辱艾柯卡，迫使他自动离职。开始，福特不惜花费200万美元，对艾柯卡及其朋友的业务活动和个人生活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继而，福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艾柯卡的密友一个个解雇掉，试图孤立艾柯卡。接着又采用削权的办法，使艾柯卡在公司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第四位。这一次次打击，就像是切意大利蒜肠一样，一次切一刀。艾柯卡一直强忍着，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公司的价值，还是以心爱的汽车事业为重。他总希望有一天亨利·福特会恢复理智，或董事会能挺直腰杆，情况也许会好转。但被嫉妒和猜忌缠身的福特并未迷途知返，他见一切间接的打击无效后，干脆亲自出马了。
　　1978年7月13日下午，亨利·福特把艾柯卡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已被免去福特公司总裁的职务，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总裁办公室办公了。艾柯卡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此刻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慷慨陈词地列举自己担任公司总裁8年来所做出的各项成就，然后提高嗓门对福特说：“你看着我！你的决定坏透了。过去2年我为公司赚了35亿多利润，而你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18亿的年利润了，因为你只会花钱而不懂得赚钱！”亨利·福特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始终不敢正视他一眼。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艾柯卡来说无异于从珠穆朗玛峰坠入万丈深渊，几乎置他于死地。妻子气得心脏病发作，女儿埋怨他无能。他愤怒、仿惶、苦闷，甚至想到自杀。但他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
　　过了些天，他乘车来到他的“新办公室”，这是离福特总部几英里外的一间灰暗的仓库。他的秘书在门口垂泪相迎。他推门一看，办公室只有卧室大小，地板上铺着有裂缝的油毡，仅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两只塑料杯。这一切比起他原来使用的豪华的总裁办公室来，简直就像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他怒火满腔，猛然转过身走了出去，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了。为了雪此奇耻大辱，他决心振作起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艾柯卡被解雇的消息在舆论界和企业界引起了轰动。许多大公司久仰艾柯卡的大名与才干，纷纷找上门来，争相聘请他，其中包括财大气粗的国际造纸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无线电收发装置公司等，聘用条件相当优厚。有些大学还邀请他去出任学院院长。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唯一感兴趣的是汽车工业。
　　厄运也会给人带来机会。正当艾柯卡赋闲在家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正濒临倒闭，希望有位能人来挽救这一残局。这对艾柯卡而言，无疑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机。经朋友介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李嘉图会见了艾柯卡，并表示如果他愿意重新出山，欢迎他到克莱斯勒公司继承他的职位。
　　艾柯卡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认为，他不应在54岁的壮年就退休，还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也算是向亨利·福特报一箭之仇。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毅然迎接新的挑战，入主克莱斯勒公司任总裁。不到一年他又接替了李嘉图的职位，登上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宝座。
　　艾柯卡一脚踏上总裁的位置，另一只脚却陷在烂摊子里，克莱斯勒公司的状况比他预料的还糟。由于前任的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弛，35位副总裁各把一方，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柯卡上任当天，该公司宣布连续3个季度的亏损达1.6亿美元。
　　针对公司的种种弊病，艾柯卡断然采取行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整顿队伍。他关闭了克莱斯勒公司20个工厂，3年中裁员7.4万人，35个副总裁先后辞退33个，高层部门的28名经理撤掉了24名。留用员工减薪12亿美元，其中最高管理层的各级人员减薪10％，而他自己的年薪则率先减至象征性的1美元。与此同时，他从福特公司管理人员中挖来一些干将，又发掘和提拔了一批优秀人才，从而建立了一个拥有一流管理能手和理财专家的指挥班子。
　　艾柯卡另一重大措施是，集中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在他的多方奔走要求下，美国国会批准政府给予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艾柯卡就用这笔巨款发展新型轿车。他根据8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新形势，预测市场上可容纳全家人的较大型汽车将走俏，便果断地拍板将公司原有的“纽约人”牌中型车加大产量。同时他又开发出早已绝迹的敞篷汽车和高速省油的K型车。1982年，“道奇400”新型敞篷车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第一次使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它公司前面。K型车面市，也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的20％以上。
　　1982年底，艾柯卡终于使克莱斯勒公司奇迹般地走出谷底，第一次出现赢利。1983年，公司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利润：9.25亿美元。经过短短的3年，公司就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1984年，公司更取得了23.8亿美元的纯利润，形成90.6亿美元的资产。克莱斯勒终于从灰烬中站立起来。
　　1985年，克莱斯勒公司在世界汽车制造公司的排名榜中跃居第5位。1986年，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47美元，6年来其股息增长860％，雄踞500家大公司的榜首。艾柯卡成了美国的英雄人物。他的照片频繁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的自传成了世界畅销书。因为他大起大落的成功经历，给衰落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他仍然倾心于他的汽车事业，1987年初，他以巨资收购了另一家大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并制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占领15％的轿车市场和25％的卡车市场。也许，他还在想着要报福特的一箭之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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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糖王”郭鹤年

马来西亚糖业巨子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出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他先是当店员，后来又自己开了家咖啡馆，并在那里成了家。郭钦鉴的哥哥郭钦暖也在南洋，兄弟俩经过数年努力，共同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有限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1924年生于柔佛州新山市家中。郭鹤年上面还有2个哥哥，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境优裕，严父慈母，弟兄3个在新山市一家英文学校读书。郭鹤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好学。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刻苦发奋，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东南亚。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并实行军管。郭钦鉴公司的大米生意被迫停止。祸不バ校?痪茫?牍?占?餐?芾砉?镜闹抖??浊嘤直蝗毡鞠鼙?垩骸９?局缓霉孛牛??啄暌脖黄戎型娟⊙А?
　　二战结束后，郭钦鉴重整河山，再次开张。东升有限公司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经营，市场不断扩大，发展得很快。然而，好景不长，郭钦鉴本来身体就欠佳，因多年创业操劳过度，终于一病不起，于1948年病故。
　　在父亲去世前不久，郭鹤年在新加坡独自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利克务公司。由于父亲的病故，他只好又回到马来西亚。
　　郭鹤年的母亲是个识大体也很有眼光的聪慧女性，她不希望由于丈夫的死，郭氏家族的事业便分崩离析。她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以及堂兄弟们互相帮助，大家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
　　郭氏兄弟遵照母亲的意见，集中了各自所得的遗产，并约请堂兄弟们来共同商量，各人入股，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当时虽然才25岁，但他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众兄弟一致推举他为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了重担，继承父辈开创的业务，仍旧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克务公司的业务也正常进行，而且也越做越好，日渐红火。1955年，郭鹤年将该公司改成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他同时兼管。
　　身居要职的郭鹤年深知自己的担子重，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发展事业，还必须拓宽眼界。为此，他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
　　在伦敦，他留心商业交易的工作方法，对英国人优秀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糖业的潜在魅力。于是，他把精力集中起来，专门全面地对糖业的经营做了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当时马来西亚人食用糖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本国制糖业极为落后。郭鹤年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干一番。
　　欧洲之行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郭鹤年的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清醒的提示。1955年回国后，除了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和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外，他又在新山市创办了明因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郭鹤年着手致力于糖业经营。
　　他首先在靠近槟榔屿的北海创办了第一家制糖公司，开办了糖厂。糖厂的原料主要是从泰国购进粗糖，再进行加工精炼。产品不仅运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同时也通过香港的万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
　　除了加工糖，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直接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他自然从中取得了巨额利润。到1962年，人们就开始称他为马来西亚的“糖王”了。
　　1968年，郭鹤年又筹建了玻璃市种植机构，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制糖业。他的运气不错，很顺利地向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借到1.45万英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在种植园附近是他与联邦土地局联合建立的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近炼制种植园生产的甘蔗。
　　最初几年，种植园收成并不好，但是几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产量迅速提高，糖厂的产量也跟着提高。从1973年起，马来西亚基本实现了砂糖自给。
　　郭鹤年的眼睛虽然盯着糖业的生产，耳朵却一直在关注销售市场。他通过信息反馈，确认国际市场糖价将会上涨。于是，他赶在这之前，购买了大批原糖，并投资糖期货贸易。果然不出他所料，糖价不断看涨，这一次就使他获得了丰厚利润，为他以后扩大糖业经营提供了大量资金。
　　1976年，郭鹤年收购了马来西亚糖厂93.3％的股份，他的股资总额达7400万马元，从而接收了这家糖厂。这段时间，他一向重视的糖业贸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报刊报道，当时，郭氏企业集团已经在国际市场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控制了150万吨。占国际糖业市场的10％左右。在马来西亚糖业市场，则占了80％。
　　从60年代开始，郭鹤年就冲出了单一的经营范围，开始创办了航运业。70年代初，他发展了房地产业。时至今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已经成为除经营糖和大米，还经营工业、种植业、航运业、矿产业、房地产业、国际贸易、酒店、保险、证券、建筑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仅在吉隆坡就有郭氏公司的23家公司总部。郭鹤年可谓“富甲一方”了。
　　粮食业是郭氏家族发达的基础事业。自1962年创办联邦面粉厂以来，郭鹤年后来又在巴生投建了面粉厂，并先后在巴生和新山合营4家面粉厂，独资创办了巴生古当食油有限公司。1985年扩大经营后的联邦面粉厂有限公司资本增至8500万马元。
　　60年代末，旅游业开始兴隆，郭鹤年便着眼于豪华酒店的建造，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泰国曼谷、斐济和香港等地投资建造了香格里拉酒店。其中以投资额达1.63亿港元的九龙海滨香格里拉酒店最为出名，它拥有世界一流的超豪华设备，有742间客房。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形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日益雄厚的资本为郭鹤年经营房地产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1972年，成立了专门经营房地产业的彩虹有限公司，他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筑了彩虹花园等住宅区。其中柏龄花园拥有1.1万间房舍，占地面积达到903英亩。到1984年，这家公司积极着手继续扩大房地产经营的后备工作，再一次大量征用土地，购买了新山市郊的1025英亩地皮。
　　事业的蓬勃发展，并没有使郭鹤年陶醉，他又将眼光瞄准了矿产开发。不久之后，他的玻璃市种植机构便买下了拉曼锡矿41.37％的股权，将这处矿产纳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随着郭鹤年在国内外贸易和工业中所占地位日渐显要，他的企业已不再只限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来，他积极向外发展，香港已成为他企业经营的另一个中心。《南洋商报》曾评论郭鹤年是一位“名重国际、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拉曼锡矿、联邦面粉厂、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总资产约14亿马元。1984年净利润约1亿马元左右。
　　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及马来西亚银行公会主持的“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机构，将代表企业界最高荣誉的“金字塔奖”颁与郭鹤年。在马来西亚，这个奖意味着非凡与惊人，他在公众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国际性企业家。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良好地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不是那样的人，他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
　　在郭氏家族集团内部，郭鹤年的地位举足轻重，公司每一次发展扩大，他都是核心策划者和决策者。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学聪慧又使他具有领袖的素质。他高瞻远瞩地关注事业，对人却礼貌谦和。在关键时刻，他自有一种“绿杉野屋”般的沉静，更有洞察细微的练达。加上他果敢精明，注重实效，郭氏家族成员无不敬重他。
　　郭鹤年是一个不慕虚名的人，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向来踏踏实实，不像某些企业家那样喜欢炫耀，爱当明星。他务实，不喜欢参与政治。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
　　1985年，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向新加坡20家银行借款2000万美元，按照契约规定应在1987年1月偿还。但由于公司领导经营不善，到期竟无法偿还。这就意味着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将面临着被有关方面接管的厄运。这个公司是马华公会于1975年组建的，主要经营种植业、金融业、制造业、保险业、船运以及贸易等。马华合作社握有马华控股公司的22000多万股股票，占缴足资本的30％。如果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被接管，马华合作社便有灭顶之灾。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马华公会的前途。
　　生死存亡之际，马华公会领导经多次协商，最后决定进行全面改组，原有的10名董事统统辞职。马华公会总主席林良实亲自出马，邀请“糖王”郭鹤年，“橡胶大王”李华生，著名律师曾华英以及玻璃市种植机构董事胡本金，由他们4个组成新董事部，郭鹤年任董事部主席，主持和领导新的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
　　经过协商，4人董事部立刻筹款偿还了2000万美元的债务，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得以存活。而他们4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新的个人投资人股或进行股权转让。此举纯粹是为了公众，为广大华商服务的。林良实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们为华商社会服务的志愿值得赞扬，同时，应该受到每一位有关人士的全力支持。”又说，“马华领导层非常感激4位新董事挺身而出，为马华集团服务。”
　　郭鹤年等人这种不计私利，力挽狂澜的举动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支持。《南洋商报》发表专论，对他们的义举给予赞扬。郭鹤年一直与马华公会的领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85年，马华公会总主席、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被新加坡法院以唆使他人失信等15条罪状扣押候审。郭鹤年在了解真情后，独自负担巨额保释金，将陈群川保释出狱。这一举动又一次震动了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注目。
　　郭鹤年在马来西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举国瞩目的人物，他参与的这两件事都与马华公会有关。这使得他在该国广大的华人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年11月，郭鹤年以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身份，随马哈迪尔首相访问了中国。不久之后，他在北京投资合作兴建耗资3亿美元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华人，随着中国大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郭鹤年有可能把这里作为他投资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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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通用公司老板罗杰


美国通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所属员工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数之和，拥有的资产超过世界上24个最大国家之外的其它一切国家资产总和。通用公司从澳大利亚至扎伊尔有300家工厂或机构，并制造从微晶片至导弹的许多种产品。在我们的星球上，每5辆轿车中就有1辆是通用公司制造的，而且停在月球表面的唯—一辆汽车也是“通用”的产品。
　　在美国国内，通用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也只有它一半的资产。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通用公司消耗的钢材约为全美国生产量的25％。除汽车外，通用公司还生产世界上绝大部分柴油机车，它还拥有比地球上其它工厂都多的计算机，拥有除美国政府外最大的金融交易。在好年景，总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通用公司拥有充足的财力和史无前例的财政威信。例如，自从1918年以来，连续272次支付现金股息，从没误付过一次，这在动荡的汽车工业中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家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企业的董事长，名叫罗杰·史密斯?
　　罗杰的身材瘦小，然而，他所拥有的权力却令人敬畏。通用公司世界总部大楼坐落在美国的底特律市，罗杰的办公室在第14层楼，公司最高领导层都在第14层。若要去见罗杰，你必须通过两道防弹玻璃门，第一道有武装警卫把守，第二道由一位名叫希尔达的可爱英国小姐保护着。假如有个陌生面孔试图通过她时，她就会变得像卫兵一样凶。
　　罗杰的办公室外半部有50平方米，坐着两位女秘书，她们的办公桌会使大多数高级职员昏倒。这两位小姐跟警卫和希尔达一样，像地狱门前长着3个脑袋的狗那样在守卫着。罗杰的首席秘书玛丽，对副总裁都不放在眼里。副总裁早到几分钟，她会皱眉头，叫他回到外部客厅，让他等得不耐烦，只好和希尔达小姐毫无意义地闲聊。
　　罗杰的内部办公室很大，他就坐在那张大办公桌前，绘出庞大的“通用帝国”这只大船的航程。《底特律新闻》的记者描写罗杰是“人性畅通，才华出众”的人。罗杰是从主管财务的位置上升上来的，他的确是个战略规划大师，他有得天独厚的无限精力。从早上7点到下午6点，他一天所投入的精力，比3个一般管理人员投入的都多。他把每一秒钟都安排好，仿佛每一宝贵的瞬间都关系到公司盈亏。
　　一位副总裁议论罗杰说：“我从未遇到过对工作比他更胜任，而对人比他更漠不关心的人。”罗杰对无进取心的部下极尽挖苦之能事。大家都熟知，如果什么事不对大老板的心意，或者工作进度不够快，他会搅散重要的委员会会议。罗杰在公共场所会感到不自在，神经质地拽耳朵或扶眼镜。在讲台上发言，他照稿宣读，无停顿，也无加重语气。他毫不考虑听众，从不让听众在精彩处有喘息的机会。在办公室里，罗杰说话也像发机关枪似的，由于匆忙，常常把单词说错。
　　在商业报刊和工业观察家眼中，对罗杰这个人的看法很不一致。他曾被称为“幻想家”、“时代的革新家”，并被赞誉为热衷于为美国节省劳动力的人。有一家报纸第一年把罗杰列入美国最差10位管理人员，第二年又把他列入美国最佳10位管理人员，第三年又把他列入最差10位管理人员。记者们甚至称罗杰为“犯大错误的人”和悲剧人物。罗杰对此十分生气。但一般来说，他似乎对赞美和批评都无动于衷，他根本没有时间来烦恼。
　　传统上，人们一直对通用公司的最高行政长官特别崇敬。这是一种对半军事化组织的统治集团权威的内心尊敬，但对担任董事长的罗杰则不然。一位公共关系部主任承认说：“人们简直不能和罗杰友好相处。”下属工厂的一个监工说：“谁也不相信他会关心任何人，他只关心自己和红利。”
　　在整个通用公司帝国的每一个走廊和更衣室里，有很多取笑罗杰的话。一天，一个辞职的高级员工在14层楼时，有人给了他一张在各种场合都流行的卡片，上面写道：
　　
　　事情搞不好通常免不了，
　　每天走的路全是上坡，费力不讨好。
　　当资金缺少债台高筑，
　　真想把职辞掉——
　　不要来找我，你什么也捞不着！

　　下面是罗杰·史密斯的签名。在公共关系部的职员内部，传阅着一个更令人感到不快的卡片。那是一幅罗杰的画像，大号字写着“艾滋病”，接着用小号字写着“后天亏损综合症，如你在通用公司工作，必遭此人的压迫而患此病。”
　　但也有人对罗杰的评价相当好。一位专门为报纸写专栏文章的女作家安·兰德斯说：“罗杰是个彬彬有礼、不摆架子、带点孩子气的人。他总是使人们无拘无束，从不倚势凌人。”她又说：“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罗杰不这样，他直率明朗。我想买一辆特殊型号、特殊颜色的凯迪拉克轿车，可跑遍了芝加哥也没买到。我请罗杰帮忙，他放下手里的工作，记下细节，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就在当天给我找到了我想买的车。”
　　另一位与罗杰有30多年交情的朋友说：“我从没听说过罗杰提高嗓门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无情的话。”
　　有一次，罗杰中断了赴德国的公务之行，飞往纽约，来回花费12小时，只是为了参加他朋友之女的婚礼。有一年他也是全美“喜欢家庭生活的男人”的主要候选人。
　　罗杰的另一位朋友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你们应当看看他跟4个孩子是怎样和谐相处的。我知道这似乎平淡无奇，但我必须对你说，这真是令人感动的家庭情景。”
　　有个邻居讲了罗杰私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故事。她说：“一天早晨，我身穿浴衣，手提垃圾袋走到大街上，垃圾袋突然裂开了，垃圾撒了一草坪。一辆凯迪拉克轿车突然停住，一位衣冠楚楚的人下了车帮我抢垃圾。当我谢谢他时，他似乎还感到难为情。他没说他是谁，但我知道他住在这条街上，是通用公司董事长，当时他也许是去开什么重要会议。”
　　罗杰出生于一个有特权有教养的家族。罗杰的父亲爱默特·史密斯为铺平罗杰事业的道路，花了不少心血。他的父系，其家谱可以追溯到威廉·德·亨廷费尔德，他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字人。罗杰的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萨谋尔·富勒，他来到这里并和庞汉姆家族的一位姑娘结婚。罗杰的中间名字沿用了庞汉姆。庞汉姆家族这一系不论在哪里定居，似乎都有一个城镇或大街用他们中的一个名字命名。
　　如果说罗杰家族的血统是蓝色的（指贵族血统），那正是记账墨水的蓝色，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渗入了这个家系。罗杰的父亲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他从战场上回来时，带着一口袋法国法郎，从一家银行跋涉到另一家银行，试图兑换那些钱币，在哥伦布竟没有一家能兑换。因此罗杰的父亲和一家银行谈妥，让他在里面开设一个兑换外币的窗口。1921年，年轻的生意人和一位女教师倍丝结婚。不久，他们建立了4个孩子的家庭和一所自己的银行。罗杰生于1925年7月12日，是老二。
　　罗杰5岁时，赶上大萧条时代，他们家关闭了家庭银行，迁到了密执安州。罗杰的父亲当上了彭迪管道公司的副董事长，并拥有部分股份。后来，他还筹建了自己的公司，叫做阿加洛埃金属管道公司。
罗杰的父亲有两种基本素质：一是强烈的商业意识，二是发明的才能。他曾经获得过管子工业方面的几项专利。罗杰说：“父亲不相信我们能比他做得更好。他常常教导我们，要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常把一些东西带回家，放在厨房桌子中央，然后给我们出题目。有次他出的题目是怎样把一些菠菜叶子包装起来而不致损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想了又想，想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罗杰的父亲还常常在家里搞些冒险的把戏。他会在一个星期六早晨吹起铜喇叭，当孩子们准备好以后，他吩咐准备行装，立刻出发去旅行。孩子们问：“我们上哪里去？”他回答说：“跟着走。”于是，他们就去进行一次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探险。罗杰和兄妹们很崇拜他们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位少有的人。父亲甘愿为教育孩子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正像他对事业一样认真。双亲都像精神导师那样，力求把每个活动都变成某种教育孩子的机会。他们要求孩子必须学会使用一种乐器。罗杰音乐上是最差的，他敲鼓。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开音乐会。
　　冬天，罗杰家将去佛罗里达小歇，而整个夏天则去密执安北部，以便躲避城市的干草热症和小儿麻痹症。他们经常旅行，孩子们要带上课本，并在汽车中阅读。孩子们的身体比较虚弱，并不常常是健康的，但即使在病床边，母亲仍会把别的孩子集合在一起，轮流读一些青少年冒险的故事给生病的孩子听。就是在浴室里，也挂上一块黑板，每周安排5个新词，要孩子们在周末前背熟。对学习成绩优良的孩子，给予金钱鼓励：如果得一次A等，给一枚银币；得一次B等，给一枚镍币，如果达不到B，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都是优等生。
　　在当时被经济大萧条折磨的底特律，用任何尺度衡量，罗杰家也是富裕的。但父母并不娇纵孩子，从小就让他们工作。这个准则是不容侵犯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出去打短工，自己挣钱。罗杰是《星期日新闻报》的报童。在家里也一样，虽然有一位黑人保姆照顾他们，但必须自己洗盘子，自己铺床，并且要像对待自己双亲那样，接受保姆的指导。
　　父亲的教导之一是要孩子们珍惜时间，“不做任何无用的动作”是家庭的训谕。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亲密无问。虽然父母鼓励竞争，但还是充满团结意识。罗杰在这个集体中和谐地生活着，他从来不是一个叛逆者，而且常常调解兄弟的争端。
　　罗杰先就读于里盖脱大学，这是一所预备学校。课余时间，他常常和哥哥一道于活，主要是送报。
　　和他父亲一样，罗杰天生对机械有极大的兴趣。他在16岁那年，曾把他的第一辆小汽车全部拆开，又装配成原样。罗杰说，他没漏掉几只零件。他在大学里最喜欢的课程是汽车机械学，但他在商业方面表现了更大的才能。罗杰的姐姐说罗杰：“他是个地道的商人，如果他借给你10美分，他会向你讨取利息。”罗杰生来有数学头脑，升入密执安大学时，他学习了微积分。他在听课前都先调查每位教授的教学情况和资历，然后才决定听谁的课，以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进入密执安大学专攻商业学时，罗杰并不知道，他已沿着通用公司董事长的传统道路前进。事实上，他的教师中有些就是以往通用公司董事长的老师。罗杰毕业时成绩在班上接近第一名，取得了会计学士和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
　　出校后，罗杰用几年时间到海军服役。在那里，他初露才华。人们预料，这个青年将有远大前程。最明显的是，他表现出有和高级领导人接近的能力。服役期满时，罗杰是美国军舰皮里欧号的一名无线电值机员。他直接为海军上将布克服务。布克被称为“水手们的上将”，因为他是所有士兵的保护人。罗杰和上将非常接近，到了可以直接说话的地步。
　　在罗杰成长的早期，他思想单纯，是一个典型的学生，但毅力和决心是罗杰的根本特性。罗杰兄弟姐妹4个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罗杰的哥哥是航天领域中的一名科学家，罗杰的弟弟在橡胶业中取得成就，罗杰的姐姐在养育了3个女儿后获得了投资经纪人许可证。
　　罗杰娶了通用公司公共关系部的女职员芭芭拉。他们有4个孩子。芭芭拉说：“这些孩子都是罗杰的最亲密的朋友，对他来说，再没有比这些孩子更重要的了。”
　　罗杰的4个子女都先后读完大学，成家立业。罗杰最宠爱最小的孩子觉罗。这父子俩是固定伙伴，他们定期一起去钓鱼、打猎，几乎每晚玩纸牌。通用公司公共关系副总裁杰克说：“我曾和罗杰一起出门，他坚持晚上乘专机飞回，好在清晨两三点钟进家门，以便在小儿子送报前和他一起进早餐。”觉罗是世界上最大公司老板的宠儿。在他生长的城市里，所遇到的一半人靠他父亲的公司吃饭。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做散工的青年。他态度自然，尊敬别人，特别尊敬成年人，出门要向父母请示。罗杰说：“觉罗以为隔壁邻居是有钱人，而我们家不是。”
　　罗杰教育孩子们，就像当年父亲教育他那样。罗杰大学毕业后先在加州一家航空工业部门工作，但不久就离开了。他之所以到了通用公司工作，仅仅是因为他父亲的一句话：“这是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有人问罗杰，谁对他的事业成功影响最大？他并没有像其他政治上聪明的人那样，回答说是通用公司的某位启蒙者，而总是回答：“我的父亲。”
　　罗杰初次去通用公司应聘时，只有一个职位空缺。他信心十足地对接见他的人说：“工作再棘手我也能胜任，不信我干给你们看……”后来接见他的人告诉同事说：“我刚才雇到一个人，他想他将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
　　罗杰踏进通用公司大门后，的确表现了不可思议的能力。领导交给他一项任务：对国外子公司情况进行评估，他提供的报告长达100多页，因而压倒了他的上司。罗杰上大学时的教授大卫也在通用公司工作，谈到罗杰时，他说：“他是一个冷酷的家伙，在这世界上，他只关心他手中的公文箱。”一位秘书回忆说：“罗杰当时是个见人不说‘早安’的人，而且永远不和清洁女工说上一句话．因为他觉得这对他没用。”
　　但不管人们怎么议论，褒也好贬也好，罗杰·史密斯作为世界上最大企业的董事长，能够指挥“通用帝国”这艘舰船乘风破浪前进，这就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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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汉堡包大王克罗克

麦当劳无异于一个神话。这个以经营汉堡包为主的快餐王国，历经40年，到90年代初，在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6万多家分店，每天销售汉堡包达2亿多个，年营业额达150亿美元。所有的麦当劳快餐店都挂有耀眼夺目的金黄色双拱形M字招牌。人们望见霓虹灯闪烁处的“McDanald”几个字，以为这家快餐公司的老板就是麦当劳。其实不然，麦当劳兄弟俩充其量不过是麦当劳公司的奠基人，而真正创建麦当劳快餐王国的却是雷蒙·克罗克。
　　克罗克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又是怎样使麦当劳公司扶摇直上，成为全球性快餐王国的呢？
　　克罗克年轻时家境不佳，高中只上了一年就休学了。他在几个旅行乐队里弹过钢琴，又在芝加哥广播电台担任音乐节目的编导。从1929年起，在随后的25年中，克罗克一直从事推销工作，先在佛罗里达帮人推销过房地产，后到美国中西部卖过纸杯。作为推销员，他几经周折，屡尝失败的滋味。克罗克后来回忆道：“在佛罗里达推销房地产失败之后，我彻底破产，身无分文。那时，我没有大衣，没有风雨衣，甚至连一双手套都没有。我开车进入芝加哥穿过寒冷的街道回到家时，简直要冻僵了。”
　　1937年，克罗克在一家经销混乳机的小公司当老板。混乳机是一种能同时混合搅拌5种麦乳的机器。他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惨淡经营，生意尚能勉强维持。到了50年代，已达天命之年的克罗克，依旧是个小老板，眼看就要默默无闻地了却一生。
　　但是，成功的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善于发现机会，并一抓到底。成功的机会可以从一笔买卖、一场交易、一项工作，甚至从一顿饭中获得。1954年，51岁的克罗克正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抓住了他发迹的契机。
　　1937年，有一对犹太人兄弟——麦克·麦当劳和迪克·麦当劳，因受经济萧条的影响，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离家外出，从美国东海岸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开设过一家小电影院，最终却选择了经营汽车餐厅。1943年，通过对过去3年的餐厅收入的研究，他们发现，有80％的收入来自汉堡包，而非排骨。这一不经意的发现竟推动了食品服务业的一场革命。
　　于是，麦氏兄弟开始主要销售这种每只15美分的汉堡包，并对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采用自助式用餐，使用纸餐具，提供快速的服务。这种独一无二的汉堡包小餐厅经营方式大获成功。1952年7月，美国餐厅杂志以封面故事形式介绍了麦当劳新观念带来的惊人成就。接着，麦当劳兄弟开始建立了连锁店，并亲自设计了金色双拱门的招牌。到1954年，拥有10家连锁店的麦当劳汉堡包餐厅，全年营业额竟达20万美元。尽管如此，目光短浅的麦当劳兄弟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发明具有极大的潜力。
　　正在这时，克罗克这个传奇人物走进了圣伯了诺城的麦当劳餐厅，他一眼就认定麦当劳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从而使麦当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那是1954年的一天，克罗克作为经销混乳机的老板，发现麦氏兄弟在圣伯丁诺市开的这家餐馆一下子就定购了8台混乳机。以往可从没有人一次就要买这么多机器呀。出于生意上的需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特地赶到了圣伯丁诺。
　　麦当劳兄弟开的这家餐厅，与当时无数的汉堡包店相比，外表上似乎无大大的区别。但是，麦当劳却以其特别的方式震撼了克罗克。其时正是中午，小小停车场里挤满了人，足有150人之多，在麦当劳餐厅前排起了长队。麦当劳的服务员快速作业，竟然可以在15秒之内交出客人所点的食品。这种作业方式，克罗克可从未见过。
　　“我从未为买一个汉堡包而排队。”克罗克故意大声说，以期引起顾客的注意。
　　“哦，”客人中立刻有人搭话说：“您也许不知道这里的食品价格低、品质好，餐厅干净，服务又周到。何况速度这么快，别看排队人多，一会儿就能买到。我可是这里的常客。先生，您不妨也试一试？”
　　听了顾客这番话，克罗克马上察觉到麦氏兄弟已经踏进了一座“金矿”。他立刻进店找到这两个犹太人，问他们生意这么好，为何不多开几家餐厅？当时，他心里盘算的还只是混乳机，如果每家麦当劳餐厅都买他8台机器的话，他就会发财了。但是，迪克·麦当劳却摇了摇头，指着附近的山坡说：“你看到上面那栋房子了吗？那就是我们的家。我喜欢那块地方，要是连锁餐馆开得太多了，我们就忙得甭想回家了。”
　　很显然，麦氏兄弟身在“金矿”不识“金”。
　　克罗克凭着多年的经验，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看准了麦当劳，决心开办连锁餐馆。第二天，他就与麦氏兄弟进行协商。麦氏兄弟很快就答应给他在全国各地开连锁分店的经销权，但条件相当苛刻，规定克罗克只能抽取连锁店营业额的1.9％来作为服务费，而其中只有1.4％是属于克罗克的，0.5％则归麦当劳兄弟。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克罗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条件。
　　1955年3月2日，克罗克创办了麦当劳连锁公司。他的第一家麦当劳餐馆同年4月在得西普鲁斯城开张。9月，在加州的弗列斯诺市，第二家餐馆也开业了。3个月之后，第三家餐馆在加州雷萨得市建立。推销员出身的克罗克，充分展示他那推销的天才，开设分店的速度越来越快。到1960年，克罗克已经拥有228家麦当劳餐馆，其营业额达3780万美元，麦氏兄弟拿去0.5％——18.9万美元的利金，而麦当劳连锁系统这一年一共只赚到7.7万美元。随着规模的扩大，麦氏兄弟抽查的利金将更多，而且根据当年合约的规定，克罗克不得对麦当劳兄弟设立的快速服务系统做任何变动，但实际上克罗克在经营中至少做了几百次细小的改良。麦氏不得越雷他一步的规定，严重阻碍了麦当劳事业进一步发展。这就迫使克罗克下决心买断麦当劳。
　　1961年年初，克罗克和麦氏兄弟就开始谈判出让麦当劳权利之事。但麦氏兄弟出价惊人：非270万美元不卖！其中兄弟俩每人100万美元，交税70万美元，而且一定要现金。克罗克差点气晕了，他放下电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们明知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把价码定得这么高，其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不想让克罗克拥有控制权。
　　克罗克考虑再三，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麦氏兄弟的条件。克罗克和他的天才财务长桑那本，使出浑身解数，几经反复，借贷到270万美元，买下了麦当劳餐馆的名号、商标、版权以及烹饪配方。至此，美国的全部麦当劳快餐店都归于克罗克名下。虽然公司的名号仍叫麦当劳，却与麦当劳兄弟毫无关系了。麦氏两兄弟是麦当劳公司的创业者，但显然不是做大生意的人。克罗克事后说：“他们比我年轻，可他们都歇手不干了。而我可不能抛锚。”
　　在签订合约的最后文本时，麦氏兄弟出尔反尔，将圣伯丁诺的麦当劳餐厅排除在交易之外。他们对这个店颇有感情，它是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店，也是整个麦当劳世界的发源地。克罗克虽然也把这个店看成是交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从大局考虑，只好放弃了。
　　然而，克罗克并没有忘却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餐厅，他在后来奋力反击，在圣伯丁诺店的附近买了一块空地，盖了一间与原店一模一样的麦当劳餐厅。由于麦当劳的名称已被克罗克买断，因此他盖的这个新店叫“麦当劳”，而麦氏兄弟的老店却只有改叫“大麦克”。谁知这样一来，新店生意开始兴隆，老店却一落千丈，元气大伤。因为许多老主顾都以为麦当劳搬家了，都跑到新店去，谁也不搭理那个叫做“大麦克”的店了。实际上两店所卖东西毫无二致，但结果却迥异，由此可见，“麦当劳”这名字的内在价值。
　　这一回轮到麦氏兄弟忧心忡忡了，到了1968年，索性就把这个昔日曾与克罗克争了个你死我活的宝口店卖了！此后该店命运多舛，几易其主也无起色，只得改作一家唱片行。
　　麦氏兄弟今何在？一位已于1971年过世，另一位生活优裕，很显然，他那100万美元一定是投到较好的行业之中。但可以肯定，不论他投资到哪里，都不如拥有麦当劳好。如果他至今仍拥有0.5％的权利金的话，他的财富将无法估量！自1961年到80年代初，麦当劳营业额共770亿美元，照原订协议麦氏两兄弟可赚进3.88亿美元的权利金，而在1985年，麦当劳营业额高达110亿美元，他们一年就可多赚5500万美元哩！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摆脱了束缚，克罗克终于可以自由发挥了，他把自己的那一套做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麦当劳公司需要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才。克罗克说：“我要的是全力以赴献身事业的人。如果谁只想挣钱养家过安逸的日子，谁就别到麦当劳来干。”
　　到麦当劳求职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大部分人被淘汰，只有那些最有潜力获得成功的人才被录用。
　　麦当劳各分店的经理平均年龄35岁，他们大都在其它行业上有过相当成就，并且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很可观。克罗克的招聘指导思想是：为了阻止那些不称职或表现平平的人进入，公司将最初的现金投资额定得很高。
　　取得一家麦当劳分店的经销权要花11万到12.5万美元，其中必须有一半现金，另一半可以申请贷款。资金到位后，由克罗克派人选择地点并建造餐馆。当新的分店开张后，分店经理要将每月营业额的11.5％付给公司，其中3％作为管理费，8.5％是租金。
　　乍一看，这些条件似乎是苛刻了些，但实际上分店经理还是能赚很多钱。一家经营良好的餐馆，在3年到5年内就能赚回原来的投资额。麦当劳公司各分店的年营业额平均为43万至50万美元，一个中等水平分店的经理每年可盈利5万至7.5万美元。
　　克罗克对优秀分店经理的最大奖赏，就是一有可能就让他们买到更多的经销权。有些经理拥有4家、6家甚至8家餐馆，所赚的钱就相当可观了。在麦当劳公司，大约有六七十个分店经理成了百万富翁。
　　在人才培养上，最能体现麦当劳特色的地方是克罗克一手创办的“汉堡包大学”。克罗克规定他的经理人员必须接受“汉堡包大学”的专门训练。在麦当劳，只承认汉堡包大学培养出的汉堡包学士，其它学历都不予承认。
　　早在1961年2月，克罗克就在伊利诺斯州的爱克鲁市建立了第一所汉堡包大学。学员们经过19天的专业训练，外加一门法式土豆片选修课，经考试合格就可以获得“汉堡包学”的学士学位了。1983年，又一座新的“汉堡包大学”开办了，它耗资4000万美元，7间教室可容纳750名学员同时到校训练。在每一间教室里，都有电脑控制的自动录音和记分，而且还有翻译设备，供外国的学员使用。28名专职教授开课的范围从生产力研究一直到机器的维修，几乎应有尽有。汉堡包大学的许多课程现在都被美国教育当局所承认，已经列为许多大学的正式学分。
　　克罗克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他经营有方，创造性地提出了经营麦当劳快餐店的3项标准：“Q．S．C”，即Quality，Service，Cleanness，意思是“品质上乘，服务周到，地方清洁”。这成了麦当劳区别于其它快餐业的标志之一。
　　在品质上，克罗克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食品质量。他从麦氏兄弟手里买下第一个汉堡包销售店时，发现当时出售的炸土豆条是从冷藏柜里拿出来的，有点像“隔夜油条”，而且色泽暗淡，吃起来毫无香酥松脆之感。他认为这样的食品是不会引起顾客的食欲的，店里的生意也会因此而不景气。于是，他聘请专家着手改进炸土豆条的质量。首先要选用特别种植的土豆，切条后制成香酥松脆的炸土豆条。其次要不经冷藏，现炸现吃。这种新的炸土豆条出现在顾客面前时，果然备受青睐，销售量马上翻了几番。
　　公司还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质量标准，如要求牛肉原料必须是精瘦肉，脂肪含量不得超过19％。牛肉绞碎后一律按规定做成直径为98.5毫米，厚为5.65毫米，重47.32克的肉饼。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一个“快”字：要在50秒内制出一块牛肉饼、一盘炸土豆条以及一杯饮料。为保证食品新鲜，还明文规定汉堡包出炉后10分钟或法式土豆条炸好后7分钟内卖不掉的话，就必须扔掉。由于有了这一套严格的质量措施，每一位来到麦当劳餐馆的顾客，都能够在50秒钟内吃到热气腾腾、味道可口的汉堡包和其它食品。这么一来，怎么会不受顾客的欢迎呢？
　　为了保持地方清洁，克罗克规定他的员工必须做到：男人每天要刮胡子，修指甲，随时保持口腔清洁，经常洗澡，不留长发。妇女不准涂指甲油，不可化妆过度，头上要戴发网。顾客一走，服务人员便要清理桌面，凡是丢落在地面的纸片，马上要捡起来。餐馆内还不许出售香烟和报纸。在这一系列规定的保证下，麦当劳餐厅的店面总是保持窗明、地洁、桌面净。由此，麦当劳便以清洁闻名全美国。
　　克罗克的经营之术，给公司带来极大的效益。公司的形象也因经营有方树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注重广告宣传，也是克罗克大获成功的一个因素。麦当劳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费用高达几个亿。1981年，公司的广告费为3.2亿美元，占全年营业额的4.5％。1963年，公司还创造了“麦当劳叔叔”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来做广告。“麦当劳叔叔”头上顶着一只装有汉堡包、麦乳精和土豆条的托盘，鼻子上装有一对麦当劳杯子，脚上的鞋子像两块大面包，其形象相当商业化。这个小丑般的形象，给顾客留下可亲可爱的感觉，特别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麦当劳叔叔”成了全美电视广告上为麦当劳作宣传的代言人。
　　任何一个企业成功之后，都不免将它的事业从国内转到国外，麦当劳也不例外。
　　1970年麦当劳决定向海外市场进军时，几乎无先例可循。因为那时美国服务业到海外投资的先例并不多，范围也仅局限于美洲。麦当劳欲开发其事业的国家都没有快餐厅。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觉得到外面去吃饭是件大事，需要的是华丽、整洁的衣冠，白布桌，以及一道道的大菜。因此，麦当劳准备输出的不仅是汉堡包一类的食品，而且是一种饮食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
　　麦当劳最初尝试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加拿大、荷兰等国发展连锁店时，曾遭到失败，但后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本麦当劳总裁藤田针对日本的国情采取了独特的办法。他认为，“日本人既有一种自卑感，又有排外情绪。日本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外国：文字来自中国，佛教由韩国传来，而战后从可口可乐到IBM都是来自美国。但是日本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喜欢中国人和韩国人，更不喜欢美国人。”由此他得出结论是，在日本的麦当劳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必须百分之百的日本化，使麦当劳的食品从外表看不出是进口的美国货。如果坚持这是美国货，顾客会因为不喜欢美国而不买此食品。1971年，克罗克同意了藤田的方案，与他签订了合作协议，美日双方各出资一半。藤田以富有戏剧性的行销手段，展开宣传攻势，使麦当劳在一夜之间便名扬全日本。1971年7月20日，东京银座区麦当劳餐厅如期开业，第一天营业额高达6000美元，打破麦当劳一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接着，第二家、第三家麦当劳餐厅相继开张。在短短18个月，藤田在日本神速地开办了19家麦当劳餐厅。麦当劳在日本一举成功，成为日本最大的连锁餐厅，年营业额达6亿美元。
　　克罗克在总结了日本的成功经验后，便以一个与日本相同的模式在全球开发市场：找一个合伙人，给予他相当股份和自主权，让他自由发挥。
　　就这样，一座座麦当劳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安家落户了。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的市场文化，采用了不同的促销手段，但却使用着同一套标准的营运系统。到了80年代初，麦当劳已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00多家分店。仅1985年一年就发展海外分店597家，平均15个小时就开一个店的速度使得它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
　　1984年1月14日，拥有资产3.2亿美元的亿万富翁克罗克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逝世了。但是他所创立的“麦当劳王国”还在迅猛地发展着。在麦当劳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还悬挂着克罗克生前喜爱的座右铭：
　　
　　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恒心。
　　“才华”不能：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的人并不少见。
　　“天才”不能：是天才却得不到赏识者屡见不鲜。
　　“教育”不能：受过教育而没有饭碗的人并不难找。
　　只有恒心加上决心才是万能的。

　　也许，这就是克罗克赢得事业的巨大成功的诀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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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天之骄子威廉·利尔

称威廉·利尔为天之骄子并不过分，他的一生既辉煌而又具有传奇色彩，他是航空界和电子界的伟大的发明家，同时也是拥有亿万家产的实业巨子。他的财富来自他不断的发明和无休无止的尝试，还有他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他一生所做的事大部分是成功的。
　　利尔只受过小学教育，但他从小对机器就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喜欢摆弄，喜欢拆开来研究。20世纪初，他在芝加哥读书时，学习并不太好，经常上课时间溜出去，骑着辆自行车到处闲逛。看见路边有汽车抛锚，他就会凑上去帮忙。大部分汽车故障都出在电气系统上，经常是配电盘上炭刷子坏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从旧电池上拆下来的炭芯，锯下一小截来，给人家换上。
　　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利尔不再读书，在一家汽车修理行找了个周薪6美元的工作。但他没干多久，又改去芝加哥飞机场给机械工做帮手。干这份活没有报酬，不过他有兴趣，这样他有机会坐飞机。不料第一次跟机飞行就出了事故，摔了个头破血流，留下一脸疤痕。
　　后来，他又当了一名无线电修理员。当时无线电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一般美国家庭还没有收音机。干了几年后，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专家了。有一天，他产生了利用强力扬声器生产一种新型收音机的构想，向公司领导谈了他的想法后，被采纳了。之后这家公司生产出上百万台“皇威”牌收音机，使之普及于美国的家庭。
　　不久后，利尔又发明了一种体积很小的无线电线圈；接着，又做出一种可以利用汽车电瓶的电源、安置在汽车上的收音机。他把这个专利卖给一家公司，得到一笔不薄的收入。这家公司将汽车收音机命名为摩托罗拉。
　　1933年，利尔和几个朋友合伙到纽约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事飞机用无线电的研究和生产。然而，开业不久就遇到许多困难，关键是资金的问题。利尔在纽约举目无亲，他知道银行绝不会贷款给他，怎么办呢？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智慧，他想出一种可以用简便的方法生产多波段无线电的办法，并将这个构想顺利地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RCA公司，从而渡过了难关。
　　创造发明是威廉·利尔成功的首要因素。
　　1949年，利尔为美国空军喷射机设计并制造了F—5自动驾驶装置。在此以前，虽然也有自动驾驶装置被广泛应用于轰炸机上，但那种装置安装在战斗机上就显得太笨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斗机在归途中都因气候恶劣，迷失航向而失事。
　　利尔的自动驾驶装置比一个面包大不了多少，它不但能使飞机飞回目的地，并且能在地面能见度为零时，让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因为这一了不起的发明，利尔获得了1950年美国政府颁发的“柯叶儿”奖杯——这种奖杯是颁发给为航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与此同时，利尔还得到政府的一份合同，请他专门生产这种装置。
　　到20世纪50年代末，利尔的企业已成为美国生产航空电子仪器的主要厂家之一。尽管他已经相当富有，但他并不在乎金钱，设计是他的乐趣，他要另找施展自己才干的天地。
　　1960年初，利尔到欧洲去推销产品，并打算在那里投资建厂。偶然听说，一种瑞士设计的代号为P—16的小型喷射式飞机，因两次试飞都失败，研制计划被放弃了。利尔决定接过手来继续干。
　　他把负责这种飞机设计工作的工程师们聘请过来，跟他们一起探讨修改方案。他想办一家飞机制造公司的计划遭到董事们一致的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太冒险。利尔决定单独干，他转让了自己在公司里的全部股份，将私人财产1100万美元全都投入到喷射机的事业中去。可是钱还是不够。因为他从未制造过飞机，银行也不敢贷款给他。他只好以家族的名义向私人借贷，甚至典卖了自己的飞机，总算凑足了所需的钱。
　　按照常规，飞机制造厂在制造第一架原型飞机时，都是手工制造。在完成试飞证明设计没有什么不妥之前，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准备。而威廉·利尔却充满了自信，他一反常规，在威奇塔建立飞机制造厂时，就把所有的生产机器和工具都准备好了，并在没有得到联邦民航局批准生产的执照之前，就投入了生产。1963年10月，第一架喷射机制造出来了，但在试飞时，因民航局的检查官员操作失误，飞机坠毁了。
　　民航局认为是飞机性能有问题，利尔却坚持认为是操作失误，双方相持不下。如果没有第二架飞机及时地生产出来，这件事就很难说得清。幸亏利尔早就做好了准备，第二次试飞成功了。联邦民航局这才无话可说，批准他投入生产。
　　这是利尔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做法，你不是对极了，就是错极了。而我是对极了！”他之所以敢下这样大的赌注，一来是因为自信，另一个原因是要争取时间，他的钱许多都是借来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越是不利。他取得了成功，比起正规的生产程序，他提前了好几年售出了他的飞机。
　　利尔的风格就是雷厉风行，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尽管他的许多想法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发疯，但事实证明他总是正确的。当初他认定瑞士的这种喷射机只要稍作修改就一定能行。许多人都认为，即使设计成功，也未必能投入生产，因为这种小飞机只有8个座位，是供私人使用的。而买得起飞机的那些大老板们一般都比较奢侈，他们要的是豪华。
利尔对此付之一笑，他说：“我可不想制造那种皇族飞机。飞机就是飞机，要的是速度。什么酒吧台、卧式沙发、冷热水浴盆之类的东西毫无意义。坐飞机就是为了快点到达目的地。坐我的飞机，从底特律到纽约只要2小时，从纽约到迈阿密也只需要2小时。”
　　与那些豪华飞机相比，利尔的喷射机的确显得太小，设备也简单。但它的最大优势在于速度和价格：它的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570英里，下滑速度能达到630英里，比一般飞机快得多；它的爬高速度在1万英尺以下比F—100超军刀式战斗机还快。就价格而言，能与之竞争的同类飞机售价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利尔的喷射机售价却不到60万美元。所以他成功了，订货单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
　　威廉·利尔有着超人的精力，他反对夸夸其谈，崇尚实干。他工作起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个人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在空闲的时候，他绝不会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带着他那条黑色的小狗，到下面的每一个部门去巡视，并当场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
　　利尔深知，一架飞机的重量往往决定它的性能，同样的动力，机身轻的飞机能飞得更快，载得更多，飞得更远。因此，尽一切可能减轻飞机的重量是利尔最有兴趣的事。哪怕每个零件减轻十几克，一架飞机有1万多个零件，算起来也就很可观了。
　　利尔不喜欢动笔，他厌恶公文，也没有备忘录。他喜欢动手，如果他想修改某一个零件，他不是先找技术人员绘图、计算、评议，经过试验再改，而是直接到车间去，在那个零件上进行修改。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来说，他这种做法的确是有点“胡来”，但他一向就是这么做的。当初，他的第一架原型飞机坠毁之后，在第二架飞机试飞的前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将机翼的前缘做一次修改，以便达到更佳的时速性能。在一般飞机制造厂，作这种重大的修改，都要从全面的再设计做起，至少要费时半年，花10多万美元。利尔的做法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找了威奇塔一个最好的做汽车车身的工人来，让他把快干防冻漆混合物涂在机翼的前缘上，然后用锉刀性成所需的形状，到第二天试飞以前，一切都已完成。只花了48美元。试飞结果证明修改达到了预期的性能。于是，后来生产的飞机机翼都按照新的式样做了。
　　在利尔的公司里，一个设计构想或一个修改方案，往往几天之内就要用在飞机上，并且总是准确无误而又成功的。他并不经常做那种冒险的事，毕竟事关飞行安全。他要的是速度，他最讨厌磨磨蹭蹭，对他的手下人，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利尔这人粗鲁顽固，不太好相处。但也豪爽坦诚，一点不狡诈，高兴时立刻喜形于色，当他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时，会不顾场合，将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为此，也有不少人恨他。在公司里，他是大权独揽的，从生产、财务到广告、推销、采购，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很少让别人做决定。他有充足的精力来应付这一切。好像工作对他是一种享受。而一般人眼里的享受，在他眼里却没有什么价值。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但他生活上却相当简朴。他的住所在威奇塔郊外一个高级住宅区里，房屋宽大而舒适，但绝不豪华。家里只有一个佣人，兼做厨师和管家。有客人来，利尔的夫人亲自上菜。
　　利尔结过4次婚，最后一个夫人叫玛拉·奥逊。他有4个孩子，3个是前妻生的。在这4个孩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毕尔，这个孩子很像他，也是个飞机迷，后来当了飞机试飞员。
　　在经营小型飞机生产的同时，威廉·利尔还经营油田，并买下纽约一个社区电视无线系统的一半权益，这都不是主要的，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飞机上。继喷射机之后，他又设计了一种比较大一些的、可以用作民航的新型客机，有28个座位，这种叫做“40型”的新型客机售价为150万美元，约为其它同类飞机的一半价格。
　　除此之外，利尔还开拓了另一个新领域——蒸汽动力汽车，这种汽车引擎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对空气的污染，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这种汽车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利尔的一生事业中，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是主要内容，经营是在其次。他主持过几十种有关电子和航空方面的重大革新，拥有上百种产品的专利权。这些发明和革新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1个亿以上。年过70以后，在他身上还看不到一点衰老的迹象，他仍像当初创业时那样，不断有创新和发明，而且追求尽善尽美。
　　美国政府官员中有人说：“如果有一天，利尔的汽车公司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对手，我绝不会感到惊讶。”凡是了解利尔的人都相信，他是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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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泰国第一富翁

50年前，陈弼臣这个名字在泰国还不见经传，而今，已是无人不知。
　　陈弼臣原籍是中国广东潮阳，他的父亲在曼谷一个商业机构当一名普通职员。5岁的时候，陈弼臣被送回家乡上小学，后因家贫辍学。17岁时又去了曼谷，在那里当售货员，也干过厨师和搬运工，还担任过两家公司的职员。
　　陈弼臣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无论干什么都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经过4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终于从一家公司的一名秘书升任为这家公司的经理。以后，他又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集资筹办了一家五金木材公司，并自任经理。
　　陈弼臣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懂得艰苦创业的道理，有了自己的企业，就是立住了脚，他要继续寻求发展，并不满足于小小的成功。之后他陆续又办了3家公司，专营木材、五金、食品、药物以及大米的外销业务。经营得相当不错，与亚洲各地的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生意日渐兴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1944年，陈弼臣与泰国的10位商人筹资20万美元，创立了盘谷银行。在这以后的20年里，银行的资产保持着平均每年20％的增长率，一跃而成为泰国最大的银行，陈弼臣也成为泰国的第一号富翁。
　　陈弼臣的巨大成功，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客观环境，但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他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先进的经营策略，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他这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严酷的商业竞争中却摸索出一些经营之道。他懂得管理，知道该怎样指挥一个企业打胜仗。
　　陈弼臣为人宽厚、平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客户，无论在他成功之前还是发迹以后，从没有丝毫骄横和傲慢。这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和气生财”。
　　陈弼臣的次子陈有汉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够在逆境中进取的领导者。在分析盘谷银行20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时，他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尽力吸收优秀的有银行工作经验的人才。”陈弼臣善于物色人才，使用人才，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知自己在银行业务知识方面的欠缺，所以，特别重视起用人才。他不仅亲自物色和网罗一大批学有所长的能人，还建立了研究与计划部门，这个部门是他的智囊团，为他制定重大的战略方针，避免竞争中的盲目性。
　　每位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经营之道，陈弼臣的经营哲学与众不同。他说：“开办银行是做生意，而不只是金融业务。我判断一笔生意是否可做时，只是观察这个顾客本人，他的过去和他的家庭情况。”盘谷银行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陈弼臣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时机以及预见未来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陈有汉还说：“盘谷银行的业务获得迅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掌握各种机会发展国际业务……因为我们最先开始扩展国际业务，所以我们就占了便宜。”
　　西方金融界人士分析盘谷银行崛起的原因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支配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洋商银行忽略了海外华人的经商能力。陈弼臣则抓住了这个机会，盘谷银行发展业务就是以东南亚各地的及香港的经济活动能力为基础，扶助他们发展国际贸易和各种工商业务。盘谷银行本身的业务也后来居上，超过了许多洋商银行，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直至陈弼臣年逾古稀，他依然精力充沛，不仅参加每周两次的董事例会，而且每天要到总行督阵，亲自处理重要事务，就主要贷款和关键问题提出意见。他身边的亲信说：“关于银行每日财务变化的情况，陈弼臣了如指掌，他甚至比许多具体操作的员工了解得更清楚。”
　　据美联社报道描述：“陈弼臣，貌不惊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性情中人。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船王、地产王等富豪的资产不相上下。到1981年，盘谷银行的总资产已达58亿美元。”
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则报道说：“盘谷银行1981年资产总额已达73亿美元。同年获利4840万美元。”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将陈弼臣列为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之一。这里面有些夸张，但作为泰国头号大亨以至亚洲最大的富翁，他是当之无愧的。
　　陈弼臣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曼谷的一位美国企业管理顾问彼得·彼东指出：现在，陈先生共有140家公司。盘谷银行在泰国共设有263家分行，在国外有15个分支机构，分别分布在吉隆坡、雅加达、大阪、新加坡、东京、纽约、洛杉矶、汉堡、伦敦和香港台北等地，共雇佣1.66万多名雇员。另外还有许多不动产没有公布。
　　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泰国40％的大米贸易。
　　陈弼臣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海外华人，深知创业的艰难，更知道华人在国外的艰难，所以，他时刻不忘团结、帮助自己的同胞。早在创业之初，陈弼臣就经常帮助那些被外国大银行拒之门外的华裔商人，为他们解决资金和业务上的困难。有些身穿短裤、走投无路的小商人直接闯进他的办公室，陈弼臣并不因此而生气，却是满怀同情地接待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在盘谷银行初建时，陈弼臣就与亚洲各地的华人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今他已经跃身亚洲最大的富豪之列，可每个月还抽出两个周末赶赴东南亚各大城市和香港，与他的华人老朋友们洽谈业务。
　　美联社记者在一篇特稿中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这四十几个华人家族在海外华人中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东南亚的一片赤贫土地上努力奋斗，网罗大众阶级，互相帮助，如同中国古代富族互相通婚一样。他们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陈弼臣的后代都出生在泰国，受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从表面上看，他们都越来越西方化和泰国化，但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有一颗中国心。提起祖籍，他们都以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而感到自豪。
　　陈弼臣不仅是一位金融界的巨子，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当泰国被日本人占领时，他就一边做生意，一边支持、参与抗日，与东南亚华人社团保持联系。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影响了下一代，他的次子陈有汉于1980年出任泰国副总理。
　　人们常说，创业固然艰难，守业则更难。的确是这么回事。尤其在当今商业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豪强并起，守业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陈弼臣深知这个道理，他要求他的儿子们一定要比他更强。陈有汉在大学里攻读的是银行学，毕业后曾在苏格兰银行供职。在这期间，他对欧美经济制度研究颇深，并掌握了世界金融知识。1952年，他回到泰国出任盘谷银行内部审计员，成功地解决了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的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1979年，陈有汉升任为总裁。
　　在他出任泰国副总理后，总裁的位置转交给他的弟弟。这位年轻的总裁在父兄的关心和栽培下，也具有相当出色的经济才能和敏锐的商业触角，在整个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他3年之中使盘谷银行的资产增加了20亿美元。
　　1982年，盘谷银行从曼谷古老的中国城狭窄的小街搬到了最繁华的商业大道上，这不仅意味着盘谷银行的蒸蒸日上，也象征着陈氏家族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崛起。
　　陈氏企业不仅与东南亚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城市也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陈弼臣是泰国金融机构涉足国外的一位先驱者，他敢于在国外开拓新的业务领域，50年代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海外银行，接着又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立分支机构，盘谷银行在这些地方不仅经营着五金、木材、食品等贸易，而且还有炼糖业和纺织业等。
　　目前，陈氏家族企业已经摆脱了一般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解决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1975年在市场上公开发行股票，正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盘谷银行作为泰国的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经营着泰国近三分之一的信贷业务，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弼臣大获成功，当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我的事业，都只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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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邱德根与“亚视”

邱德根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老板，也是香港一位有名的大富翁。
　　1925年，邱德根生于上海，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家境清贫的邱德根中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所幸他的聪明和智慧并没有因此被埋没，一个独具慧眼的女大学生裘锦秋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暗暗地爱上了他。抗战胜利后，他们结为伉俪。
　　1950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不久，这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仅有的100多块钱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开始了他们闯世界的生涯。
　　当时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并不发达，上海人初到那里，语言也不通，生存很艰难。邱德根在上海曾经营过小戏园，放过幻灯片，就凭着这么一点小技，他勉强在香港站住了脚。放幻灯片收入虽然微薄，但他们夫妻省吃俭用，慢慢地也攒下了一笔钱，足以开个小小的电影院了。
　　邱德根知道，他这点资本实在是不能在城里和别人竞争的。因为城里人只对新上映的影片感兴趣，而新片的租金很贵，只要有一两部片子上座率不高，就足以使他赔光老本。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农村。
　　当时香港周围的农村电影业还很落后，农民很难看上一场电影。农闲时，他们无事可干，只能串门、聊天、睡大觉。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老片子也是很新鲜的。而老片的租金极为便宜，花1港元就可以租一天。在农村开个电影院，既有市场，成本又低，肯定大有前途。主意已定，邱德根夫妇就开始行动。
　　果然不出他们预料，农村电影院很受农民欢迎，上座率极高。一开始，农民还不习惯白天看电影，但因为晚上经常买不到票，他们也就只好白天看了。到1960年，前后仅10年时间，他们已在农村经营了14家影剧院，手头也有了一笔不小的资金。脚下一块地，头上一方天，邱德根被同行们称为“白手起家的上海佬”。
　　在农村站稳了脚跟，邱德根开始考虑到城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了。但他的资金并不很充裕，要在城里干，还得筹集一部分资金。他看到那些乡民们想存钱和借钱都很不容易，而大银行家的目光总是盯着城市的富豪和中产阶级，无暇顾及农村。实际上，农民钱虽少，但他们人数众多，应该说市场前景是广阔的。于是，远东钱庄便应运而生，专营农村中的存款和借贷业务。与此同时，邱德根也买了一些地皮，投资其它行业。与这些业务相辅相成，远东钱庄的生意也颇红火。这个钱庄就是日后香港银行界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大银行——远东银行的前身。
　　1964年，邱德根有幸认识了一位叫陆运涛的大富翁，此君对他的才干很欣赏，打算和他合作发展电影事业。这正是邱德根多年的梦想。可是，事情才刚刚开头，灾难却降临了，与他多年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妻子在与陆运涛一起出访时，因飞机失事在台湾遇难。这给邱德根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而且，陆运涛的死，也使他发展电影的宏图骤然破灭了。
　　为了纪念爱妻，邱德根办了裘锦秋书院；并将妻子的放大照片挂在远东银行会议室里面，让她永远参与银行的各项决策。
　　裘锦秋有个妹妹裘锦兰，也是个非常贤慧的女子。姐姐的意外事故，同样也使她悲痛万分，但她看到姐夫在这巨大的打击下几乎支持不住，便打起精神，主动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邱德根日常生活的事务。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邱德根暂时放弃了从事电影业的计划，继续经营并发展原有的业务。他的投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银行、地产、证券、旅游、食品、面粉、酒店、货仓、影剧院、报纸都有他的投资，在印尼、美国、加拿大都有他创办的企业，事业蒸蒸日上。
　　邱德根相信，只要讲究信誉，以客户的需要为第一行动准则，事业就能发展。当年，他经营钱庄的时候，既没有经验，规模也不大，完全靠自己摸索，凭着对客户的一片至诚，终于办成有一定实力的远东银行。在业务上，银行还为客户的子弟留学作担保，为客户家庭的婚丧大事提供服务。
1965年，香港发生了挤兑风潮，震荡了整个香港银行界，许多银行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都被迫让出一半股份给英资银行，才得以稳住脚跟。远东银行也难免在风雨中飘摇。邱德根决心要挺过去。银行的声誉就是他邱德根的声誉，他把他所控制的其它业务的资金尽最大可能调来充实银行，终于渡过了难关。从此以后，邱德根和远东银行更是声威大振，雄踞一方。
　　1962年，邱德根买下了九龙荔枝角大桥旁边的荔园游乐场，经过追加投资，悉心经营，游乐场发展成为一家规模很大而且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娱乐中心。园中设有游戏机、过山车等现代化游乐设备，还有戏剧演出及饮食店等设施。70年代末，荔园游乐场旁边又兴建了投资1500万港元的“宋城”，占地广大，城中建筑都是仿宋代建筑，商店、钱庄、剧院、神庙、庭园等鳞次栉比，城中居住者和卖艺者都是古装打扮。现代人走进这座宋城，就好像回到古代社会。因此，这里吸引了无数游客，每年都给邱德根带来丰厚的利润。
　　邱德根在印尼、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地的企业多为娱乐设施和酒店，他希望将来在欧美建立一个酒店系统，以此改变海外华人的地位。
　　经过30年的奋斗，邱德根成为“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也成了香港名列前茅的亿万富翁。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他庞大的产业都是以艰辛的奋斗换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邱德根老了，他的儿子们分担了许多事务，他比以前要轻松了一点。这时，他想起一直没有如愿的电影事业。他是在电影业上起家的，现在，有了雄厚的资本，他又想来圆他的旧梦了。儿子们反对，他们不愿让父亲在晚年为此再操劳。可是邱德根决意要做的事，谁也不能阻止，他认为自己离退休还远着哩！
　　当时香港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视台和丽的电视台，前者经营较好，实力也强，拍过不少有影响的电视剧。而“丽的”属于英国一家集团，经营不善，亏损严重。邱德根于1982年购买了这家电视台50％的股权，改名为“亚洲电视台”，并改组机构，自任董事主席。
　　邱德根知道，要发展电视台，既要有资金，也要有人才，还要有好的剧本。他从影视界请来李壮烈和徐小明两位干将，分别担任总监制和节目经理，负责“亚视”的制作业务。这两人果然不负邱德根厚望，先后推出古装武打片《霍元甲》、《陈真》、《霍东阁》等片；“忠孝仁义”向来为中国人所推崇，这3部电视剧宣传的正是这个传统，因此一经播出便立即轰动香港和大陆。“亚视”自然效益大增。
　　此后，“亚视”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古装戏：《武则天》、《秦始皇》、《西施》，都获得成功，收视率极高。其中《武则天》还在海外播出，操着各种语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英、法等国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
　　亚洲电视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无线电视台的恐慌，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观众，“亚视”和“无线”同时推出“亚洲小姐”和“健美小姐”的选举活动，而且在同一天晚上现场播出。事前，双方都作了大量宣传，一时间，整个香港沸沸扬扬，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们对此既兴奋又抱怨，只好在收看时不停地转换频道。由此可见“亚视”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从1984年以后，电视台每年都有盈余。邱德根也算是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邱德根是青年时期从大陆去香港的，对祖国，他仍怀着一片深情，一直在关注着大陆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经济界人士，他也深知中国是个极有潜力的庞大市场，远东集团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发展机会，他曾在宁波投资3000万美元建造华侨饭店。1985年5月，邱氏家族将远东银行25％的股权出售给中资背景的华美国际有限公司，以此加强与大陆的业务联系。
　　邱德根是全国政协委员、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他曾多次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筹划合资兴办旅游业，并设想在杭州也建一座“宋城”。在一次上海对外友好合作讨论会上，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大陆某些行政主管机构办事繁琐拖拉的看法，正是这种直率的批评，体现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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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珠宝巨子郑裕彤

1925年8月26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贫穷偏远的伦教镇。
　　郑家不是个有钱人家，加上当时广东境内连年战火不停，生活就更加困难，只好全家避难到澳门去谋生。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澳门也不是穷人的天堂，少年郑裕彤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的，多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平之事。小学毕业后，郑裕彤就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母亲无可奈何地对他说：“不要再读什么书了，你也长大了，该去找点零活干，挣点钱养家糊口了。”
　　就这样，郑裕彤走上了打工仔的道路。那时的郑裕彤，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但是机灵而乐观，整天有说有笑的，打工的苦和累似乎也减轻了。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父亲的朋友周至无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倒痰盂、洗厕所，空余时间才在店面学习接待点小生意。
　　那时，在店里做伙计、当学徒的人，总指望自己将来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能成功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连学徒之间都免不了明争暗斗。每个人掌握的做生意的诀窍，绝对保密，再不肯告诉别人；一有机会总还想到老板面前告别人的状。郑裕彤做事勤快，爱动脑筋，机灵可爱，常常得到老板的夸奖，所以就更多地受到别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郑裕彤早晨上班总是跑得气喘吁吁，还常常迟到，很快便有人去向周老板告状，说郑裕彤学徒不安心，很可能是想“跳槽”了！
　　周老板也觉得郑裕彤近来有些反常。这天早晨，周老板故意早早地来到金店，伙计们开工好一会儿了，才看见郑裕彤跑得头上冒汗赶来。周老板板起脸，严厉地责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迟到？”
　　郑裕彤解释说：“我看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
　　周老板好奇地望着这个小伙计，忍不住问他：“那你说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郑裕彤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别人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得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店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即使这回生意做不成，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下回还会光顾……待客礼貌、周到是非常重要的！”
　　周老板听了十分高兴，他当然明白，这些都是经商的诀窍，能从一个小学徒口中说出来，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他沉吟片刻，又问：“就是这些了？”
　　郑裕彤见老板高兴，便兴致勃勃地朝下说：“还有，店铺一定要选在生意旺地，门面要装演得新颖别致，珠宝行和金铺更要豪华气派，不能简陋寒伧……我看人家把钻石放在紫色丝绒布上，宝光闪闪，拍出来的广告照片，效果很理想！我想我们金店也应该扩大珠宝生意。”
　　郑裕彤这一席话，使老板从此对他另眼相看，认定这小伙计将来会有前途。当天晚上，周老板就递给郑裕彤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他对郑裕彤的奖励。那以后，周老板总是有意识地培养郑裕彤，提拔他当店里的主管，使他能施展才华。逢年过节，周老板总是把郑裕彤叫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到他成年之后，周老板又把女儿周翠英嫁给了他。人们都羡慕郑裕彤的运气好，郑裕彤的母亲说：“你们只看到了幸运，却没有看到我儿子工作起来像拼命！”
　　郑裕彤和周老板成了一家人，周老板在经营上也就更加放手让他去干。1945年，周老板让郑裕彤到香港大道开设了一家分店，到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管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并且负责黄金交易和钻石、珠宝生意。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郑裕彤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业务也越来越广。1956年，周大福珠宝行的一位老股东，把自己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郑裕彤；岳父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股份，而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郑裕彤。
　　当上了老板的郑裕彤，立即大刀阔斧地放手大干起来。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在1960年将珠宝行改成“周大福有限公司”，将一部分股份派分给那些多年以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员，使公司的效益和职工的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赚钱，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郑裕彤深有感触地说：“要办好一项事业，最困难的是寻找人才。要找到真正有才干、可信任的人，是最不容易的事！”只有在长期的共事中，才有可能发现这样的人才。当然他也乐意雇用大学毕业的新手，但这些人都得在基层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可能得到他的重用。
　　今天的周大福有限公司，除了位于香港中环华人行的总行外，在香港和九龙两地，还有10余家分行，而且都处于闹市区。每家分行都由一名经理负责，但重大业务仍由总行控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就召集所有的经理开会，共同研究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休息日。
　　要想经营好珠宝生意，首先要经营好钻石。因为钻石号称“珠宝之王”。钻石的主要产地是南非，那里有一个垄断性组织戴比尔公司，它控制了全世界80％的钻石生意。这家公司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分发许可证牌照，没有这种牌照就不能从戴比尔公司购买钻石。这种牌照在全世界一共只发出了大约500张，香港只有1张，属于当时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
　　郑裕彤想方设法要搞到一张戴比尔公司的牌照。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南非的钻石虽然归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却是民间私营的，这些钻石加工厂大多拥有戴比尔牌照。郑裕彤亲自前往南非，动用巨款买下了一家钻石加工厂，这样自然就获得了戴比尔牌照，同时也解决了钻石加工的问题。随着业务的扩展，郑裕彤又设法弄到了第二张、第三张戴比尔牌照，如今他已经拥有十几张戴比尔牌照，每年进口钻石的数量大约占香港总进口量的30％；同时，他还从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进口钻石，成了香港最大的钻石商！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
　　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郑裕彤成为香港实业界的知名人物。然而，当人们还在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已经不动声色地杀进了房地产业。
　　郑裕彤第一次投资房地产，是1952年在跑马场建造蓝扩别墅；此后又在香港闹市区的铜锣湾建造了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发生动乱，许多富人都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而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李嘉诚是这样，郑裕彤也是这样。1968年，郑裕彤购置的地产最多。他说，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相信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他果然没有做错。
　　到了70年代，郑裕彤决定要在地产业中放手拼搏了。
有一天，郑裕彤把自己的部下都召集起来，说有要事相商。大家到齐后，郑裕彤却并不开会，反而轻松地说：“先听听音乐吧！”
　　一支雄壮激昂的乐曲，回荡在办公大厅里。职员们多半不懂音乐，更不懂他们的头儿怎么会有这种雅兴。乐曲放完了，郑裕彤大声问：“你们听出点意思来了么？这是什么曲子？是谁的作品？”
　　大伙儿张口结舌。只有一个年轻的职员，站起来怯生生地说：“好像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
　　郑裕彤站起身来，庄严而激动地说：“对，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由美国广播公司录制。当年德沃夏克到美国去，想到移民的创业精神，想到新大陆的开拓事业，作出了这首振奋人心的交响曲。大家不要奇怪，我经常对你们说，我是喜欢大计划的人，计划越大，我的兴趣也越大。现在机会来了，就看各位有没有信心和勇气与我一同来实行这一宏大的计划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郑裕彤这才告诉大家，他打算斥巨资买下九龙尖沙咀区“蓝烟囱”旧址的地皮，用来建造“新世界中心”！
　　转眼间10年过去了，1982年，全世界超一流的豪华建筑新世界中心竣工了。这个被称为“城中之城”的宏伟建筑，包括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当年郑裕彤购下这块地皮时，付出的是香港最高的地价，而今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仅这块地就已值10亿港元！而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都进入了世界十大酒店的行列，每年都要为他赚数亿港元！
　　郑裕彤很为自己的这一杰作得意，他常常独自在这里徘徊，流连忘返。他说：“我爱‘新世界’，就像父亲爱自己完美无缺的孩子！”
　　然而，郑裕彤是永不满足的，仅仅两年之后，他又在进行新的宏伟策划了。这一次，他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达成协议，投资18亿港元，在港岛湾仔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这个中心将是亚洲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全、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会议展览场所，总面积约41万平方米，包括一座55米高的会议展览中心、一幢豪华住宅大楼、两幢酒店。它将是80年代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建筑之一！
　　可是，计划拟好之后，郑裕彤却久久让它停留在纸上，没有付诸实行。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们都知道郑裕彤的魄力，也知道郑裕彤的财力，只要是郑裕彤决定要干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他，他究竟在等待什么呢？最后，连他的夫人也忍不住去问他：“什么时候破土动工？”
　　郑裕彤没回答，好像这是一个过分重大的秘密。
　　只有深知内情的人才注意到，郑裕彤的一些心腹和臂膀，不断行色匆匆地走进郑裕彤的办公室，又行色匆匆地踏上新的旅程！
　　1986年10月，一条重大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英国女王将出访香港。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个大国，正在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磋商，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已成定局。此时此际，英国女王出访香港，心情一定是十分微妙的！各国新闻界纷纷派出记者赶赴香港，争着采访报道这一特大新闻。
　　就在这时，郑裕彤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将在英国女王抵达香港的那一天破土动工！人们不禁都对郑裕彤摇头，认为他绝对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一天，全香港、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肯定都是英国女王，谁会注意到你的展览中心呢！
　　郑裕彤毫不动摇。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如期举行奠基典礼。那一天，郑裕彤的全体职员身着礼服，头戴五颜六色的塑料工帽，排成了整齐的队列；工地上拉着大幅红绸标语，写着斗大的仿宋字和相应的英文。气氛隆重又热烈，简直像是接待外国国家元首的场面。人们不禁在猜想，会是谁来为这一奠基活动挖起第一锹土呢？
　　谁也没有想到，英国女王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香港总督的陪同下，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工地上。在场的人顿时欢声雷动，意外地议论着：“是女王！女王也来了！”
　　女王的出现，将郑裕彤和他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等于为他作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广告。
　　奠基礼后，郑裕彤全力以赴，建筑工程夜以继日，以神话般的速度崛起。2年之后，当人们对女王的奠基记忆犹新之际，郑裕彤又一次制造轰动效应，居然请到了查尔斯王储夫妇为展览中心的落成主持了揭幕仪式！
　　人们无法知道郑裕彤究竟是如何调动英国王室成员为他服务的，他们只好惊异地将郑裕彤称作“皇帝的宠儿”！
　　成为亿万富豪的郑裕彤，在别人问起他的致富之道时，回答了24个字：“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解释说，人生即使有幸运，也不过偶然的一次两次，更多的时候则要靠自己的勤勤恳恳；同时，对朋友必须坦诚，对事业必须热诚。至于饮水思源，那应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对祖国和家乡，他更是不忘涌泉相报。1977年，他和香港证券巨头冯景禧两人将250万港元捐献给中山大学；他与胡应湘在广州投资建设了豪华的中国大酒店；他的酒店业务陆续扩展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他在广州投资数十亿港元兴建发电厂和高速公路。在故乡顺德，郑裕彤更是多次捐款，建造医院，扩建中学，还以父亲的名义，设立了“纪念郑敬洽奖学金”……据统计，他在大陆的总投资已超过80亿港元，占他的新世界集团总资产的20％左右。他并且表示还要不断发展他在大陆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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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超人”李嘉诚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馐绷烦龅谋玖欤?运??氖乱刀计鸬搅撕艽蟮淖饔谩?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
　　来往茶楼的客人里，最让李嘉诚羡慕的是实业家。他发奋向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发誓也要做一个实业家。可是，像他这样没有后台、没有本钱的人，该怎样才能投身实业呢？李嘉诚17岁那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找到一份为塑胶厂当推销员的工作，便辞掉了茶楼里的活。
　　推销员，被很多人称作“成为富豪的必由之路”，但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复杂的职业”！做推销员要有特殊的本领。首先是要能跑，这一点，李嘉诚不在乎，在茶楼里跑堂，他能连续12小时不落座，也不感到腰酸腿痛。为了节省路费，他上下班从不乘车，十来里路，总是走来走去；出外联系业务，一个上午，能在香港大街上打个来回！做推销员的另一件本事是脸皮厚，能磨会缠，使客户不得不买自己的商品。不过李嘉诚从不愿意死皮赖脸地缠人家，他总是事前想好几套方案，使人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商品。有一次他推销一种塑料洒水器，走了几家办公室都没有人要，他灵机一动，对办公室的人说，洒水器可能出了点问题，想借人家的水管试一下，于是乘机在办公室里表演起洒水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次就卖掉了十几个。有人认为，推销员一定要能说会道，李嘉诚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讲话也是不快不慢，没有那种所谓外交家的口才。但是他非常注意市场和消费者使用这类商品的情况，别人不需要或者已经有了的东西，你去推销当然是白费劲！当时他把香港划分成很多区域，把每个区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下来，这样就知道什么产品该到什么地方去推销。短短一年以后，李嘉诚推销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厂里那些老推销员。
　　由于李嘉诚推销有术，别人做不成的生意他能做成，他所在的那家塑胶厂的效益也就越来越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发现竞争胜负的关键竟在这小小的推销员身上，便想花大代价把李嘉诚挖过去。李嘉诚的老板得到消息，惟恐李嘉诚真的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于是抢先下手，把李嘉诚提拔为业务经理，并破例给了李嘉诚20％的红股。李嘉诚通过报刊了解国外市场的变化，通过茶馆和娱乐场所掌握本地的行情，心中有数，指挥有方，他手下的推销员都能根据他的指导完成任务。而李嘉诚也因此熟悉了塑胶行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交往，提高了管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吃透了这一方云雨”。
　　3年以后，正当厂里准备重用李嘉诚的时候，他却坚决地辞职了。
　　20岁的李嘉诚认为自己已看清了形势，做好了准备，他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用自己几年来积蓄的7000港元，又向朋友借了些钱，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下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下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厂只有这块招牌是新的，别的全是旧货！但是李嘉诚不这样想，他选择“长江”作厂名，是有深刻用意的。他说：“如果你不广泛吸纳细小的支流，就不能成为大河。一个干实业的人，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与别人一起工作！”充分显示出一个实业家的眼界。厂子刚创办，缺乏资金，更缺乏人才，采购、设计、生产、推销，都得李嘉诚亲自过问。每天一大早，他出门去联系业务，这时他是采购员兼推销员；到他回厂后，厂里一天的生产才能开始，这时他是师傅、老板；晚上搞设计，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照图施工，他又成了工程师……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年轻的李嘉诚就像别的创业老板一样，希望事业发达，他急于扩大再生产，缺少资金，就向朋友去借。但是他也碰到了所有初涉市场的企业家惯常碰上的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他没有阔亲戚、富朋友，人家借给他的钱，都是准备自己办事用的，所以一定要如期归还。可是李嘉诚借来的钱已经变成了产品，而产品还没能变成钱，他拿不出钱还人家，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据说他有一天晚上围着工厂转了大半夜，几次向河边走去，但终于又走了回来。他没有自杀，第二天，他又找来一个经销商，希望这个人能支持他渡过难关。可是那个经销商边看边摇头，围着厂子转了一圈，在河边撒了一泡尿，走了。
　　朋友们都劝李嘉诚，算了，干脆把厂子卖掉，还了债，自己到别人的厂里去做工。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得到老板的赏识，待遇不会差的。
　　李嘉诚不愿意这样做。
　　只有在困境中不屈服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冷静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操之过急，生产与销售配合得不好。他果断地收缩生产，把得力的工人派出去搞推销。他自己也背着产品跑遍了香港，拜访了上百个代理商。长江厂的产品毕竟质量好，很快就得到了几个代理商的支持，他们预付了一笔定金给李嘉诚，使他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李嘉诚又发现，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卖。香港人是喜欢摆设的，应该会欢迎逼真、漂亮又便宜的塑胶花；而塑胶花的生产技术要求并不高。他毅然决定，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塑胶花。果然，塑胶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也为李嘉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长江塑胶厂的兴旺，不久就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有人专门跑来拍了长江厂那间破厂房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宣传说，长江厂就是这么个破烂样，怎么可能生产出好东西来呢？然而那帮人却没想到，这反而使长江塑胶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本来并不经销长江厂产品的代理商，跑来考察过以后，都认为这个小厂厂房虽旧，但组织得力，生产合乎规范，产品质量信得过，可以同他们做生意。结果长江厂的订货单大大增加。更让李嘉诚惊喜的是，有一些外国商人也跑来了。李嘉诚从这些商人口中，得到了一个黄金般的信息，就是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苏联人扫墓不用纸花，而用塑胶花，表示生命虽已结束，但留下的思想、品质、精神是长青的；北欧人则喜欢用塑胶花装饰庭院、房间；美洲人连汽车上和工作场所也会挂一些塑胶花。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李嘉诚大量生产塑胶花，销往欧美市场。工厂的年利润也猛升到上千万港币。
　　古人说“三十而立”，30岁的李嘉诚，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塑胶花大王”。他从一个茶楼跑堂成为千万富翁，只不过用了10年多的时间。长江塑胶厂的牌子换成了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昔日的破厂房也变成了窗明几净的高大厂房，工人们都穿上了制服。
　　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的大好局面下，李嘉诚却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塑胶行业高利润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拥人塑胶行业，这就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好日子很快会过去”，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房地产业。
　　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自50年代末期经济开始复苏，世界各国冒险家、投机家纷纷拥入香港，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很快出现了短缺的苗头，所以地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李嘉诚和夫人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果断地决定转向房地产业。幸运的是，这时，恰好有一个经销塑胶产品的美国财团，为了得到充足的货源，愿意以300万港元的高价买下长江塑胶厂。李嘉诚在心里盘算，他的厂子最多只值100万港元，就是再经营三五年，也不一定能赚到200万港元，于是毅然卖掉了塑胶厂，用这笔资本开始买进房地产。几年之中，房价果然暴涨，先走一步的李嘉诚一下子从千万富翁跨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60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闹得香港也人心惶惶，整个社会乱成一片。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因为那时就是建成了也没人会买。如果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
　　处在惊涛骇浪中的李嘉诚，临危不乱，沉着应变。他仔细分析局势，不相信香港会就此垮掉，他认定动乱是暂时的，中国肯定很快就会恢复稳定，香港还将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回升。因此，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的同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所有的资金用来大量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李嘉诚毫不动摇，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别干实业这一行！”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7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李嘉诚从中获得了200％的高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
　　对亿万富翁李嘉诚来说，单纯追求财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他把已经垄断香港经济几十年的英国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决心同他们一争高下。当时，尽管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向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要同拥有众多产业的英资企业集团相比，实力仍然相差太远。但是，李嘉诚这条“小蛇”，却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去吞食那些“大象”！
　　70年代末，李嘉诚预见到旅游业将成为热门行业，一流的宾馆将会有很高的出租率，于是拿定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买了拥有美国资本的永高有限公司的56％的股权，随后又收买了其他股东的股权。永高公司的主要产业是位于香港中区的有800个房间的希尔顿大饭店。李嘉诚接收饭店之后，正赶上香港旅游业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果然大赚一笔，为他下一步与英资集团竞争创造了条件。
　　1977年，香港地铁要在中区闹市的中环站和金钟站举行兴建投标，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标价高达10万港元，总价估计在2.44亿港元，被称为“地王”。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共309家公司前来参加竞争。李嘉诚胸有成竹，提出了最佳方案，一举战胜所有对手而中标。一时新闻界热炒李嘉诚，说这是“华资地产凌驾英资的先声”，是“华资地产崛起的新纪元”！李嘉诚也因此获得了可贵的信誉。第二年，李嘉诚中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先后建成拍卖，都是在一天之内就售完，而且价格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的历史纪录，为李嘉诚赚得了数亿港元的财富。紧接着，李嘉诚又设法买下了一家老牌英资水泥厂和英国和记洋行经营的黄埔造船厂，古老的英资商行终于有一家成了华资集团大旗下的“臣民”，这桩经济界的奇迹，又一次成为香港的爆炸性新闻。
　　时势造英雄，在香港富豪的“龙虎斗”中，李嘉诚以独特的经营方针和策略，把握时机的准确和果断，超凡的毅力和信念，步步为营，节节高升，最终登上了香港首席大富豪的宝座，成为称雄香港的“超人”！1992年，美国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李嘉诚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世界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1977年国庆节，李嘉诚作为香港知名人士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后来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他多次捐款支援国家建设，特别是捐款5亿多元创建汕头大学。他说，他的父亲是教师，岳父也热心教育事业，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想富强起来，首先就要振兴教育！“办汕头大学，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邓小平同志知道后，感慨地说，在当代华侨教育家中，“福建有个陈嘉庚，广东有个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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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白手起家的邦尼

由一名乡村报童终成拥有30亿美元家产的超级富豪，美国新一代石油大亨邦尼一生的经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
　　邦尼1928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荷顿威尔镇。他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这个偏僻的乡村小镇上度过，普普通通，谁也不会想到这孩子以后会有一番了不得的作为。从12岁起，他像大多数美国少年一样，开始靠打零工来赚取零用钱，他给人送报，并给报社做钟点工。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起床到报社领取当天的报纸，送上长途汽车。然后，他再挨家挨户地送报，每份报纸赚1分钱。
　　1940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邦尼每天送报，也看报，他知道美国也难免卷入战争。有时候，报纸还没印出来，他就站在电讯机旁看电讯新闻稿。他最崇拜的英雄是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
　　邦尼的父亲坦玛斯以前是个律师，因为工资微薄，不能养家，便辞去工作，做了一名油田的经纪人，专门打听何处油田将要出租或出售，然后介绍给石油公司收购，以此赚取佣金。父亲的职业，对儿子以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梦想当歌星，因为这既省力，又不要巨额投资，一旦唱红了，便财源滚滚，腰缠万贯。许多做父母的都鼓励儿女学唱歌、跳舞，或者学打球，当一名球星也很不错。
　　在当地，确实也有年纪轻轻就成“星”的，在小镇上十分光耀。邦尼的父母当然也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颗“星”，他们给他买了一管直萧，强迫他每天练习。无奈邦尼对此毫无兴趣，竟把萧送给了邻居的孩子。这件事让他的母亲痛心不已。
　　邦尼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篮球明星，他非常羡慕那些被球迷们包围着的球星，给球迷签名留念，与他们一起合影，受他们的拥戴，那是何等美妙！他参加各种球类运动一也喜欢阅读体育杂志。到1943年，念初中的邦尼篮球已经打得相当出色，只是因为身高不够标准，参加不了著名球队。
　　1944年，他们全家迁往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路市，邦尼也转入阿马里路中学。他仍旧是那么热爱篮球。在新的环境里，教练精心指导，他自己也刻苦训练，技术进步很快。中学毕业后，他考人得克萨斯州大学，希望凭着自己的实力进入校篮球队，但最终还是因为个头不够，被巨人云集的球队拒之门外。
　　邦尼的篮球明星梦破灭了。
　　1949年，邦尼转入俄克拉何马大学，主修地质学，并于1951年以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他没有成为地质学家，他的教授介绍他到菲纳斯石油公司当了一名职员，月薪才290美元。
　　从此，邦尼开始与石油打交道。
　　这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法兰·菲纳斯原来是个理发师，因为梦想飞黄腾达，改行做了证券经纪人，推销债券，赚了钱就往石油开发上投资。他最早是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巴图斯威尔镇钻油井，由于缺乏经验，估计错误，最初开掘的油井全是干井，没有打上来一滴油。他曾经濒临破产，但雄心不死，钱用光了，借贷继续干。终于有一天，命运对他微笑了，下一口决定他成败关键的井不但出了油，而且是一口产油丰富的井。菲纳斯避免了重操理发剪的命运，赚了一大笔钱。10年间，他的事业稳步发展，一共开发了84口油井。1917年，他创办了菲纳斯石油公司，职工有2万人，成为美国最大的20家企业之一。菲纳斯的发迹史对邦尼启发很大。
　　公司的工作倒是挺清闲，作为一个小职员，日子过得蛮舒服。但邦尼是个有理想的人，这种处境不能使他满足。
　　不久之后，邦尼被调往得克萨斯州南部的高伯斯镇，在那甲的菲纳斯B公司正式干起地质学家的工作。应该说他是得到提拔了。他每天起早摸黑，风尘仆仆地开着公司配备给他的车子巡察各地的油田。由于工作出色，一年以后，他再次得到提拔，调往火奴鲁鲁，任探测部门主管。
　　1953年，他又调回家乡阿马里路。回到家乡后，他大病一场，一到晚上，全身骨头都痛，白天也很容易疲倦。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一名主治医生甚至暗示他将不久于人世。邦尼万念俱灰，从前的雄心和抱负都将付之流水。但他心有不甘，向公司请了假，到达拉斯市治病。这里的专科医生在了解他小时候的脾脏病史后，给他做了脾脏手术。他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1954年，出院后，邦尼又被公司派往俄克拉何马州，与泛美石油公司的专家合作，探测那里的油田。但是，邦尼已经厌倦了这种四处奔波、居无定处的生活。他要自己打天下。于是，他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竭力挽留他，答应给他加薪。但他去意已定，什么也不能使他改变了。
　　邦尼对他的家乡荷顿威尔小镇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尽管那个小镇很小，他读书的那个中学只有200名学生，可是那里有他熟悉的街道、球场和朋友，还有日夜挂念他的老祖母。他常常回忆起祖母慈祥的面孔，梦想与她重新生活在一起。搬到阿马里路市后，尽管这个石油城比自己的家乡大许多倍，生活条件也比那里好，但他总觉得不习惯。祖母的那些简单朴实的生活哲理对邦尼一生的影响很大，比如，她常说：“不干到底只有等死。”当她发现孙子有时过分地依赖别人，就说：“你必须学习让自己的屁股坐下来。”有一个周末，邦尼拿着自己挣来的5毛钱，想理个发，买一袋爆米花，然后舒舒服服看场电影。祖母却对他说：“你给我永远记住，只有愚蠢的人才把到手的钱立刻花掉。”祖母对邦尼虽然有时很严厉，但她讲过的那些话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邦尼，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邦尼准备努力去奋斗一番，做一个独立的石油人。
　　在广阔的得克萨斯州西部，资源丰富，人烟稀少，发财机会很多。只要身体好，肯吃苦，有干劲，再有一点资金，开创一片自己的天地并不难。
　　邦尼先找到一位独立的石油商爱德华，寻找合作机会。爱德华很喜欢这个年轻又聪明的地质学家，有意要帮助他。
　　邦尼开始起步了，他用自己的银行储蓄，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下一辆福特牌客货两用车。白天，车厢作为私人办公室，晚上就成了他的宿舍。每天一早他开着车出去工作，到处接洽生意。饿了，买块汉堡包，就着汽水当饭；困了，伏在方向盘上打个盹。这种劳累，远远超过他在菲纳斯公司工作时的几倍。
　　邦尼不雇帮手，一人身兼数职，连文件往来和打字这样的事也得自己动手。他的公司成本低、周转快，收费当然也便宜。而且办事又迅速又可靠，因此，获得同行们的信任和赞赏，营业额逐日增加，很多大公司都委托邦尼代办合约转让事宜。他介绍的买卖，平均每宗就可以赚1000美元，业务发展大大超过预定目标，原定只钻3口油井，实际却一口气钻了7口。虽然当年美国石油业最不景气，受中东廉价销售石油的影响，每桶油仅值3美元，邦尼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赚了1万多美元。比他在菲纳斯公司工作一年的工资还多几千美元。
　　首战告捷，邦尼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
　　随着业务的增加，工作量也大幅度地往上升，邦尼感觉自己再也无力应付这日益繁忙的工作，他既是老板，又是秘书；既做信息员、推销员、经纪人，又得抽空绘制油井地图，寻找合适的钻探目标，以便找人投资。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于是，邦尼决定扩大他的一人公司规模，邀请志同道合者参加进来，将生意企业化。
　　1956年9月，邦尼和麦卡特、约翰·奥伯恩组成一个新公司——石油发展机构。
　　麦卡特本来是就钻井问题来访问邦尼的。他的家庭拥有好几家超级市场，可以说很富裕了。可他本人却对生产石油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很想在这上面发笔大财。但由于他在地质方面一窍不通，打出来的井全是一滴油也挤不出来的干井，损失惨重。因此才来请邦尼当他的地质探测顾问。
　　邦尼却对他大谈开发油井的困难，转而劝说他与自己合作组成公司经营石油，双方各拥有一半的股份。麦卡特再拿出一部分现金借给公司周转，盈利时分红。麦卡特见有利可图，同意这样办。约翰·奥伯恩也加入合作。
　　石油发展机构的资金由邦尼投资一半，麦卡特和约翰·奥伯恩各占投资额的1/34。此外，他俩还借给公司10万美元，言明由邦尼在5年内连本带利一并归还，否则公司由这两位股东接管。
　　公司开业后，邦尼任董事经理。第一年，他雇了两名优秀的助手，一个是初任公司秘书的施拉芙小姐，后来被提升为经理，她协助邦尼达30年之久；另一个是后来任加拿大卡加里分公司经理的罗顿。这两个人对石油业这一行都非常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
　　有了强有力的助手，邦尼终于可以摆脱压在身上的那些繁琐细碎的工作，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石油业这个诱人的行当中，大大地施展他的才能了。他广开财路，大力宣传，以种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各界大亨投资钻井。他向他们保证：1．三年内就能收回成本；2．以个别油井为单位，赚钱即可分红；3．优先偿还投资款项。这些条件使得各路投资者兴趣大增。
　　1958年3月，公司提出开发16口油井的计划，立即就有51名投资者参加，集资达50万美元。经过精心、艰苦的探测、打钻，一年以后，除7口井是干井外，8口井开始生产石油气，1口井可供开采石油。这一年的生产总值达225万美元，超过投资基金的4倍。公司和投资者都盈利了。
　　有了一次成功，公司的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赢得更多的信任。于是他们趁热打铁，同一年年底又推出马沙利斯计划，以医生马沙利斯为主，准备开发13口油井，集资47.5万美元。结果，又一次大获全胜，13口油井中仅有4口干井，全年生产总值达300万美元。
邦尼的事业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完全一帆风顺，再顺利的人也难免会遇到挫折，邦尼也不例外。
　　前两次的巨大成功使邦尼野心大增，他觉得是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了。1959年，一项新的开采计划又匆匆上马。由于判断失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历时4个月所钻的油井全部是干井，整整损失了50万美元。这次失败也充分地说明石油行业难以把握和带有较大冒险性的特点。
　　从此以后，公司业务开始跌入低谷，不得不大量削减人员，最少的时候只剩下3个人。可是，邦尼并没气馁，他继续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停地奔波，积极寻找机会，寻找理想的采油点。他要像当年法兰·菲纳斯一样奋斗，争取东山再起。
　　可是，幸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他的努力一次次宣告失败，在整整3年中，看不见一点起色，邦尼几乎要绝望了。这时候，一个机会姗姗而来。1962年，邦尼在得克萨斯州夏志郡发现了一块满意的油田，可钻98口油井，每天可保证产油60桶。这时，公司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无力直接经营了，只好以每口井4万美元的价格批给投资者。尽管这样，还是赚了75万美元，还清了债务又增加了职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股东麦卡特知道公司起死回生，赚了钱，就想把公司接管到自己手中来。他假称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要求退股和还清他的债务，否则便要接管全盘生意。
　　邦尼识破了麦卡特的诡计，在罗顿的帮助下，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以分期付款、每期5万美元的形式来还清他索取的35万美元高价，条件是让麦卡特退出公司。麦卡特同意了。
　　邦尼决定把“石油发展机构”改名为“麦沙石油公司”，开始向华尔街进军。
　　1964年2月，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上市集资发行42万股新股，第一年营业额就达到150万美元，纯利43万美元。然后，又开展收购活动，收购了吉尔逊石油公司。
　　1967年，麦沙石油公司的股票每股价值35美元，而在3年前，每股的价格仅为6美元。最大的受益者是邦尼妻子的叔叔约翰·奥伯恩，他1956年仅投资1250美元，到现在已经拥有了700万美元的股份。与之相比，麦卡特1963年用诡计获得的35万美元就简直算不了什么了。
　　麦沙石油公司的成就也引起华尔街的注意，人们普遍认为这支石油股票有增值潜力，值得买进。
　　1969年，邦尼又开始另一项收购活动：收购目标是得克萨斯州的赫高顿石油公司。麦沙石油公司发行每股价值约8美元的新股来交换赫高顿股票，同时向愿意交换者赠送认购凭证，在未来的5年内可认购麦沙股票。这一着棋走得漂亮，年内收购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邦尼在华尔街的风云变幻中打了大胜仗。1971年，他的私人财产大约有1000万美元。
　　邦尼结婚很早，他的妻子是他的中学同学，叫莲·奥伯恩。他们结婚时，大学都还没毕业。婚后，他们一起转入俄克拉何马大学就读。也就在这一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狄波拉出世了。邦尼的父母虽然比较开通，对他们过早地结婚仍是不满意的。夫妻俩都没有收入，靠父母支持，日子终究是不太好过。大学毕业后，邦尼不过是个小职员，工资不高，直到他调往高伯斯镇后，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
　　邦尼是个很看重自己家庭生活的人，旦然他一天忙到晚，一有空闲，他总尽量和妻子、女儿们在一起，尽一切力量让她们快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邦尼慢慢地发现自己与妻子相互间的了解并不深，他们的兴趣完全不同。邦尼全心全意从事石油事业，而妻子对此则是毫无兴趣，不闻不问，从来不参加他的活动。两人在一起没有什么话说。
　　虽然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安定，再也不用为生计担忧，但夫妻俩都很苦恼。同床异梦的生活并不幸福，但作为4个孩子的父母，他们都竭力避免谈到“离婚”这个字眼，为的是孩子，不想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邦尼加倍努力地工作，企图以事业的成就感来填补家庭生活中的不足。然而，他最后还是意识到感情生活的空虚无法填补，夫妻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1971年，邦尼终于和他的妻子离婚了。
　　1972年4月，邦尼又结了婚，第二任妻子是他大学时的老同学员亚。他们婚后生活相当和谐，夫妻俩兴趣相投，他们到加拿大卡加里的一个农庄定居，因为两人的名字都是B字开头，贝亚将这个农庄叫做“2B”。贝亚与邦尼前任妻子不同，她非常支持邦尼的工作，是他的贤内助。
　　邦尼不仅在华尔街施展他的才能，也积极进行其它方面的投资。办牧场是美国比较稳当的投资项目。1969年，他购入一个养牛2.5万头的牧场，由于经营有方，受益匪浅。稍后，他又买了一座养牛5万头的牧场。牧场发展很快，到了1972年，两座牧场共有牛16万头。1973年又增加了5000头。
　　不过，邦尼的主要事业仍旧在石油上面。从1973年起，阿拉伯世界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油价逐渐上涨，每桶石油从3美元涨到13美元，1979年涨到35美元，1981年则高达40美元。表沙石油公司的利润也扶摇直上，日渐看好，成了美国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资产总额达20亿美元。
　　随着财源的滚滚而来，邦尼的收购活动也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1982年12月，邦尼一生中最大的收购开始了，目标是当时美国排名第六的海湾石油公司。这家公司的生产基地在墨西哥海湾，当阿拉伯石油禁运时，也曾获得巨额利润。但1981年后，油价又暴跌，每桶从40美元滑回15美元，虽然它拥有200亿美元的总资产，年营业额高达300亿美元，但这个打击对它这种拥有4万职工的庞大公司来说，还是特别严重，难以承受。
　　收购行动历时半年，成交价132亿美元，约40万股票持有人，可在收购中获利65亿美元。1984年6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麦沙石油公司以80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海湾石油公司。
　　在获利股票持有人中，最大的股东是美国政府，获利20亿美元；另一家控股公司获利7.6亿美元。“麦沙”除发行新股外，由银行组成财团贷款。邦尼得到华尔街的支持后，又收购了当年他在那里做过小职员的菲纳斯石油公司。
　　邦尼的成功达到了顶点。
　　在美国，石油大亨不少，不过，像邦尼这样白手起家的却不多。像尤金吉提、高特兄弟都是继承家族的财产，依赖父荫成为巨富。邦尼的家庭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他的一切成功，全是他自己努力创造的。
　　如果他安于现状，害怕失败，不敢冒险，凭他的能力，在菲纳斯石油公司也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但他选择了自我奋斗的道路。他遇到过许多挫折，也曾几乎濒临绝境，但终于都被他闯过来了。现在，他前面的道路已经变得平坦宽阔，尽管还不能说未来没有一点风险，但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