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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电影皇帝邵逸夫

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香港以至东南亚的居民，虽然不一定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敢说没同他发生过“业务”上的往来。因为，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院遍布多处地方，总计达200家左右。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影片！
　　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单说他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20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邵逸夫真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
　　邵逸夫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中，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
　　电影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精明商人的心计。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就要挨骂，还不敢向哥哥诉苦，因为哥哥不但不会袒护他，还会责备他：“谁叫你那样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想干大事业？”邵逸夫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
　　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于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它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邵逸夫已中学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邵仁枚对弟弟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亲身体会到，美国确确实实是个富有的国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物资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里不但有有声电影，还有富丽堂皇的电影院。想想东南亚那些一块白布当银幕、几排板凳坐观众的简陋影院，邵逸夫真是感慨万千！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只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他就要去跳太平洋了！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已经轰动一方；同时又能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称逞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3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机放手大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同时，他们又向娱乐业发展，先后买下了新世界娱乐场、大世界娱乐场、快乐世界娱乐场等，而且越办越红火。邵氏三兄弟，大哥邵醉翁坐镇上海，三哥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六弟邵逸夫坐镇香港，呼风唤雨，相互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邵仁枚躲在一座古屋里，还是被日本侵略军找到，逼迫他到日军把持的新加坡戏院去服务，使他倍受屈辱。邵逸夫被扣上了“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差点被杀害，幸亏他过去的几个职员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邵逸夫的两位哥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恢复旧业的重担几乎全落到了邵逸夫的肩上。邵逸夫考察了澳洲和美国，迫切地感到，世界电影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转眼10年过去了。邵逸夫也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筑起了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使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高纪录。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有人来打搅。据说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一说他的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心爱的电影了！
　　作为亿万富翁的邵逸夫，早已不把赚钱放在心上，但他对怎样花钱却很注意。有人说他是“不为赚钱为花钱”，他每年捐出的款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
　　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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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拉链大王吉田忠雄

一条小小的拉链，很不起眼。但当它与一连串惊人的数字连结在一起时，就令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了。日本吉田工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它每年营业额达25亿美元，年产拉链84亿条，其长度相当于190万公里，足够绕地球47圈或从地球到月球之间拉上两个半来回。该公司产品占日本拉链市场的90％，美国市场的45％，世界市场的35％。而从一条拉链中拉出这么多天文数字的，正是吉田公司的创办人吉田忠雄。他以100美元起家，几经周折，顽强进取，终于成了名闻遐迩的“世界拉链大王”。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一下从一条拉链所拉出来的传奇故事吧。
　　1908年9月19日，吉田忠雄出生于日本东京以西100多公里的鱼津市一个鸟贩子家庭。父亲久太郎是个稳重而又有正义感的小鸟贩子，以捕捉、饲养、贩卖小鸟为业，长年奔走于山峦密林之中，家中贫寒但其乐融融。
　　上小学那年，吉田忠雄就开始独自上山，帮父亲捉鸟，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职业捕鸟者。在捉鸟、驯鸟的那段岁月里，忠雄也吸收了影响他一生的营养，他从鸟儿那里学到了热爱自由、立志高飞、自主自强、坚强不屈的性格。这为他日后艰苦创业，登上“拉链大王”宝座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困难，忠雄高小没毕业就中途辍学，年仅15岁就到一家陶瓷店当学徒。关东大地震后，他又转到他哥哥久政开设的雨鞋店工作。他白天在外面跑生意，晚上上夜校，生活得很充实。
　　20岁那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带着哥哥给他的70日元盘缠，独自到东京闯天下，在同乡开的中国陶瓷店里做小工。不久，他升为陶器部主任，总管陶瓷买卖。
　　吉田忠雄拓展业务有功，颇得老板赏识，被派往上海采购陶瓷。30年代的大上海，鱼龙混杂。乱世出英雄，正是这个动荡的“十里洋场”，孕育出无数商业巨子。吉田忠雄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买卖瓷器、食品、海鱼等小本生意也不很兴隆，但在上海的阅历使他趋于成熟，满脑子学来的“生意经”正是千金不换的致富秘诀。可以说，没有上海这段经历，就没有今日之吉田忠雄。
　　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大幅贬值，吉田忠雄被迫由上海返回日本帮助老板拯救濒临破产的陶瓷店。但在日元狂跌、税赋日重的浪潮中，他的努力只不过杯水车薪，陶瓷店虽改为杂货店，最终仍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
　　老板无奈，只好弃店而去。店中遗留货物中，有一大批别人托为代销的拉链。这些拉链因制作粗糙，品质低劣，长时间积压店中，不少已经生锈损坏。年仅26岁的吉田忠雄把握住这个机会，他认为拉链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市场潜力很大，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他便去请求债权人把店中拉链存货借给他销售，日后由他筹款还债。
　　就这样，忠雄开始涉足拉链业，于1934年1月创办了专门生产销售拉链的三S公司。他自己当老板，员工只有2人，资金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50日元，而负债却有2070日元。
　　这时，拉链刚传到日本不久，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还是个新鲜的玩艺。
　　最早提出拉链设想的是美国的一位机械技术人员，名叫贾德森。1891年，他因为每天穿长靴，嫌系鞋带太麻烦而发明了拉链。1905年，贾德森又设计出易于机械化生产的新型拉链。而可以称作现代式样的新型拉链，则是由移居美国的瑞典电气工程师森德巴克于1913年发明的。直到1923年，美国固特立公司开始在夹克上采用拉链，拉链才在商业上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受到人们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链才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称它为有带子的钮扣。善于模仿的日本厂商也就开始研制生产，但由于日本基础产业较落后，“东施效缓”的效果并不太好。生产方式十分原始，完全靠人工装配，一齿一齿地切合，拉柄、布带更是粗糙得很不经用，动不动就出故障。顾客退货、商店存货堆积如山是常有的事。
　　为了找出日本拉链的缺点，吉田忠雄利用到大阪拉链厂订货的机会，去工厂了解拉链的制造过程。回来后，就潜心研究如何改进。他研制了一些修理小工具，将退货的拉链一条条拿来修理，记下心得，并用图表说明。员工们都称他为“拉链医生”，因为经他修理而又卖出的拉链，几乎没有人再退回来。忠雄的信心大增，他终于找到改进拉链生产的诀窍了。
　　三S公司的三楼成了吉田忠雄的拉链加工厂。那批堆积如山的退货拉链，经过忠雄和他的两个员工修理，全都作为三S牌拉链出售了。由于三S牌拉链坚固耐用，甚至经得起铁锤的打击，加上滑润易拉，就像顺布纹撕布一样发出清脆而轻柔的声响，它的销路越来越畅。东京许多经销商都主要进三S的货，并冠以“金锤拉链”的美称。
　　吉田忠雄的拉链每年的销量都以3倍的速度上升，三S公司也开始生产拉链的部分零件了。公司人员由当初的3人增至26人，销售网也日益壮大。1936年，忠雄还清了全部债务。他含泪取回那张借据，卸下几年来的沉重负担，顿感浑身轻松。
　　1938年，三S公司几经扩展，人员已增加到100多人，原有的店铺已不够使用。忠雄购地85坪，兴建了一座新工厂。三S公司也改名为吉田工业公司。
　　当年日本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第一道与日本工商界有关的命令，是国内禁止使用制造枪炮的必需原料“铜”。既然铜成了战时管制品，以钢为主要原料的拉链工业便受到极大冲击，必将被迫停业和改行。善于动脑筋的忠雄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急中生智，决定改用铝作替代品。这就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铝代替铜制拉链的鼻祖。
　　起初，纯铝制拉链因质地太软而不受欢迎。忠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一种硬度强而又轻的铝合金拉链，为世界拉链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除了内销，他还积极拓展外销渠道，每月有4万打各式拉链进入美国市场。这对于发明拉链的故乡——美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为此美国拉链业第一大企业他尤拉链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限制日本拉链制品的输入。吉田忠雄将外贸的重心转向墨西哥和南美各国。仅墨西哥一地，吉田公司的外销量就高达5万日元，其它国家销量也相当可观。
　　与其它拉链厂商相比，吉田公司产品质量最好，价格却最低廉，因而颇受用户的欢迎。短短两三年，吉田便占据了日本陆海军的拉链市场。日本海军需求量的100％、陆军需求量的33％都由吉田公司供给。
　　可是，就在吉田尝到事业成功的甜头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的外销市场因此丧失。不久，?蟮拇蚧饔纸吁喽?痢?945年3月10日，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吉田在东京的拉链工厂毁于一旦，他多年的心血变成了灰烬。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顽强拼搏，奋力开拓，终于在战后东山再起。吉田工业公司在吉田忠雄的家乡重起炉灶，建立了鱼津拉链厂。国内销售网也随之建立，员工总人数扩充到千余人。
　　战后的日本，经济萧条，货物奇缺，有货不愁销不出去。当时吉田的设备简陋，只能用人力机械来制作拉链，质量虽差，在市场上也供不应求。1947年，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吉田忠雄的事业步入正轨。
　　有一天，美国拉链进口商到鱼津厂参观。美商拿起一条拉链，问：“这种拉链多少钱一条？”“90美分。”吉田试探着报了个价。
　　“哈哈……”美商突然大笑起来，“真的吗？90美分太高了，就是再便宜些，在美国也没有人要。”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把拉链给吉田忠雄看。吉田忠雄仔细端详一下，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美国拉链品质优良，自己的产品真是相形见绌。
　　那美商笑了笑，指着紧握在忠雄手中的美国拉链说：“这些我70美分就可以卖给你，而且我还可以赚钱。”说完，美商耸耸肩，嘴里咕哝着讥笑了一番，便扬长而去。留下的是目瞪口呆的忠雄，以及满桌子的劣等拉链。
　　美国佬的奚落，使吉田忠雄看到美日之间的巨大差距。这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忠雄却从中看出了事业的转机。美国拉链物美价廉，是因为美国已拥有许多优良的拉链制造机器。反观日本，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当然只会是质劣价高。他发誓要赶超美国。这种不服输的个性，使他的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于是，他成立了吉田贸易公司，为引进美国机器作准备。1950年，他从美国买回4套高速全自动拉链机。果然是很精妙的机械设备，高速运转，性能精良，全厂员工都为之倾倒，惊叹声盖过了机器运转声。
　　“我要造100台这种机器，”吉田忠雄当场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我要请日本第一流的日立精密机械厂，根据我的改良图纸，制造出100台更好的机器。”
　　说干就干，他立即邀请日立精机董事长清三郎商谈，决定在3年内研制出来，分批交付使用。
　　与此同时，吉田忠雄又添置平面研磨机、链条机等设备，顺应潮流，开发出丹铜新产品，并继续研制铝合金拉链。
　　铝合金拉链在战时曾一度研制过，现在由于铜价暴涨，他又从头开始做这项工作。
　　为探寻如何研制铝合金的答案，他乘上泛美客机，出国去考察。他在美国观看了福特汽车厂6秒钟出一辆汽车的传送带式的流水线，在欧美考察了众多的精密机械厂和合金厂。他把每天的考察心得，记在小本子上，或用照相机拍下来，当晚无论多累，也要写成文章寄回日本。对有关铝合金、自动化生产线、精密机具与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他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满载而归。
　　回国之后，吉田忠雄以新学到的“闪电战术”，马上开始行动。他将有关铝合金考察结果、个人的建议，悉数交给合作融洽的日立制作所。在他日以继夜的督促下，冶金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将适用于拉链的铝合金研制成功。1956年，他设立了五十六S工厂，专门生产铝合金原料及拉链零件。一种隐形铝合金拉链开发出来了。虽然隐形拉链在美国早已畅销，但吉田忠雄的铝合金隐形拉链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美国、中南美及欧洲的许多厂商，开始向吉田工业公司大量采购铝合金原料。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忠雄决定在黑部市建立新工厂。
　　100台新型高速链条机，以及许多锐意改进的新机种，在黑部新工厂运转起来了。其中三三型拉链机，每分钟4000转，12分钟的生产量相当于旧机种一天8小时的工作量。新工厂的厂内温度、清洁程度以及员工的福利都相当不错，举凡忠雄在欧美考察学到的先进经验，都在这里试行。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产量也随之猛增。
　　这时，忠雄响亮地提出自己的奋斗口号：“一年吉田拉链绕地球一圈。”他以此作为公司的商标，即希望公司年产拉链长度能绕地球一圈。
　　为了完成一条龙作业计划，他除了设有丹钢厂、铝合金厂外，还兴建了纺织厂。他追求完美，各个工厂的规格都是第一流的。他坚信一流的工厂才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1958年那一年，50岁的吉田忠雄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的拉链产量，完成了商标上年产拉链长度绕地球一周的宏愿。
　　忠雄成功了。他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人们追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总是笑着说：“我不过是爱护人与钱而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为别人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对赚来的钱，我也不全部花完，而是再投资于机器设备上。一句话，就是善的循环。”
　　他毕生都信奉“善的循环”哲学。他相信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才能永恒地开花、结果。公司支付的红利，他本人只占16％，他的家族占24％，其余都由公司职员分享，这是其他老板做不到的。他要求公司职员把工资及津贴的10％存放在公司里，用来改善设备，提高利润；而员工每年可分到8个月以上的奖金，但他要求员工奖金的2/3购买公司股票，公司由此增资，员工薪水与奖金更加提高，且可以拿到二成股息。由此形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善的循环”。
　　吉田忠雄用一条拉链拉出的理想之歌，似乎没有用过休止符。他不停地为追求梦想而工作着。在日本，他拥有7座工厂，有近2万名员工，操纵着5万台各式机器，每天生产的拉链平均为1400万条。从60年代起，他更是把拉链业拓展到世界各地，短短22年间，他就在3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2家工厂和137个销售点。1983年，他又在意大利拥有了3家分公司。目前，吉田在海外的雇员达1万多人，销售范围广达125个国家和地区，稳坐世界拉链市场的第一把交椅。
　　难得的是，吉田忠雄并不以雄踞世界拉链业的霸主地位为满足，每年还至少支出10亿日元的经费供研制之用，开发出的拉链品种达400多种。从用途上看，不光有用于衣裤鞋帽、箱包盒袋上，还有用于潜水服上的防水拉链，有用于联结渔网、防鸟网的拉链，有耐高寒抗腐蚀的拉链。在常年展示吉田产品的展览馆里，你简直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拉链的。迄今为止，吉田因创新与改进而获得的拉链专利权，在日本国内有1500项，在国外也有14项左右。
　　此外，吉田公司的产品也由最初的拉链，发展到今日除拉链外，还生产铝门窗建材、树脂、尼龙、氯乙烯、棉纱、化学纤维等，以及拉链机等各种机械。在南美洲还拥有自己的铜铝矿山，俨然成了从原料到产品销售一体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拉链王国”，而吉田忠雄则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世界拉链大王”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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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三洋总裁井植薰

1兆日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从字面上看，1兆日元就是1万亿日元。但这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换个形象的说法该如何表示呢？日本三洋电机公司总经理井植薰打了个这样的比方：如果以每秒钟赚1日元来计算，那么赚1兆日元需要用31710年；如果将厚度约1毫米的1日元硬币一块块地叠起来，那么1兆日元的硬币可叠成100万公里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5圈，或者从地球到月亮打个来回。他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三洋电机公司在他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年销售额达到了1兆日元，80年代后几年，每年更高达1.5兆日元以上。年销1兆日元，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只有本田、丰田、索尼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能够做到。而三洋只是一个1946年12月才起家的“战后派”，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惊叹不已。
　　1兆日元，既是三洋公司由小变大，跻身日本乃至世界家电行业前列的标志，也是对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卓越经营才能的最好嘉奖。
　　1911年2月9日，井植薰出生于日本淡路岛一个撑船运货的船夫家庭。未满4岁，父亲就因病逝世。母亲带着8个儿女饱受生活的煎熬。井植薰14岁高小毕业的第二天，就离开家乡来到大阪，他在姐夫松下幸之助的“松下电器制作所”当学徒。
　　在艰苦的学徒生活时期，胸怀大志的井植薰牢记小学老师浜野先生“今后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的教导，工作再苦再累，也不放松学习。他先后坚持读了8年夜校，前4年学机械制造，后4年学商业会计。机械加算盘，培养了他用数字来考察事物的习惯，也为他涉足电器制造行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井植薰在松下公司一干就是24年，从学徒到三等职员，从分厂厂长到公司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成了松下公司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遏制不住埋在内心多年的欲望，一心想追求属于他自己的事业。1949年底，他向“大老板”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辞呈。这对姐夫松下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一再挽留，反复询问辞职的原因，并动员几批说客对井植薰做工作。
　　尽管井植薰也不愿意离开用全部青春年华奉献过的这块“故土”，但男子汉既然决心已定，就难以改变，他要从零开始，自己去闯一番事业。
　　松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1949年12月30日，井植薰挥泪离开了松下公司。
　　1950年春节，井植薰到大哥井植岁男家拜年。大哥问他：“你今后想干什么？”井植薰胸有成竹地说：“我想造收音机。”说完，他将早已酝酿的计划和盘托出。结果，弟兄俩一拍即合，决定合伙干。1950年4月，资金为2000万日元的三洋电机公司宣告成立。井植薰崭新的“三洋生涯”开始了。
　　当时，收音机已有普及的趋势，前景十分广阔。但由子政府对收音机征收30％的高税，售价偏高，老百姓宁愿自己买零件装配，也不买成品，从而形成收音机销售数量下降的奇怪现象。井植薰认为，只要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做文章，生产出质量上乘而又价格低廉的收音机来，销路肯定会打开。
　　在当时日本市场上，一台5灯收音机的零售价在1万日元以上。作为同行业小弟弟的三洋电机，要战胜老牌厂商，就必须把价格降到1万日元以下。
　　首先，井植薰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年产量为7.8万台。而当时生产收音机的头号厂商松下公司，普及型收音机的年产量也不到5000台，一般厂家更在3000台以下。如果这个大批量生产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生产成本就能大幅度降低，价格便具有竞争力。
　　其次，真空管是收音机的心脏，它的价格要占收音机出厂价的8％左右。如能争取到真空管专业厂家的理想价格，收音机成本下降也就有了保证。井植薰找了几家厂商，结果都碰了壁。他决定改变谈判策略，采取迂回作战的技巧。
　　井植薰找到新日本电气公司的片冈总裁，对他说：“我们三洋公司打算生产收音机，问题是真空管的价格，你能否按我收音机的出厂价的10％卖给我？”片冈眨了眨眼，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那么你的收音机打算卖多少钱呢？”井植薰笑着说：“这是企业秘密，我将在收音机首批销售日前一天晚上告诉你。”
　　“什么？”片冈被弄糊涂了，“这样的生意我可从未做过。”但他毕竟是个商人，他当然知道真空管的售价一般是整机的8％，而井植薰出的是10％。他盘算后，说：“按出厂价10％定价这个条件我答应，只是你不能把收音机价格定得太低。”井植薰大笑起来：“这是收音机嘛，价格哪能太低呢？太低了我赚什么钱？我有钱赚的话，你不也有10％的份额吗？”
　　这种谈判方法虽然有点像在打哑谜，但却充分考虑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双方都有利可图。因此，片冈在考虑再三后，报出了价格的下限，不低于600元。这是接近成本550元的极限价，如果井植薰一开始就明说出600元的买入价，那么谈判十有八九要破裂。当然，井植薰这时心中盘算出厂价已是7000元左右，这个价格既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不会辜负片冈的大力协助。于是，真空管价格的谈判已圆满解决。
　　最后一个难点是外壳设计。当时的收音机，都是清一色的木制外壳。由于制作复杂，大部分为手工操作，一年内要生产出7.8万个木壳，难度相当大，且成本也很高。这时恰逢塑料工业在日本突然间崛起，并植熏灵机一动，用塑料做外壳，不是又漂亮又便宜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积水化学公司商量，经过多次试制，第一台用塑料外壳装配的收音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2年3月，三洋公司生产的SS-52型收音机上市了，商店的零售价为8950元，大大低于日本国内同类型收音机的价格，而且塑料外壳非常新潮。这种“价廉物美”的收音机很快就赢得顾客的青睐，三洋电机由此也声誉鹊起，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三洋的大名。三洋新型收音机的销售直线上升，当年就达7.7万台，第二年又猛增一倍，达15.8万台，市场占有率跃居日本第二，仅次于松下公司。
　　在收音机上一炮打响后，三洋公司并未就此止步。1952年夏天的一天，井植薰下班回家，看见门口放着一台洗衣机。第二天上班一问，才知道大哥岁男给公司干部们每人送了一台，只是型号各不相同。
　　井植薰立刻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是让我们研制洗衣机吧。”
　　从此，他带着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国产及进口洗衣机，从产品的安全性能、使用方便程度以及廉价性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好端端的一个经理室经常被弄得湿漉漉的。经过几十天的奋战，三洋公司终于研制出了桶状搅拌式洗衣机。
　　正当他们准备批量生产时，传来一个信息，英国胡佛公司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涡轮喷流式洗衣机。以往的洗衣机都是搅拌式，靠搅拌翼的旋转来洗涤，而喷流式则是通过涡轮旋转产生强烈的漩涡状水流进行洗涤，对衣服磨损小，且去污力强。这无疑是洗衣机的新飞跃。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停止搅拌式洗衣机的生产，立即转向研制喷流式洗衣机。
　　1953年8月26日，日本第一台喷流式洗衣机在三洋公司诞生了。这种被命名为SW-53型的新型洗衣机具有占地面积小、洗涤时间短、省电、省水等明显的优点，而且价格低廉，仅只有搅拌式洗衣机售价的一半。它在市场上首次亮相，就引起了轰动，抢购如潮。三洋公司又一次令世人惊叹不已。到1954年4月，SW-53型洗衣机月产量已超过1万台。人们把三洋洗衣机面世且畅销的1953年称作为“电气化元年”，这给三洋电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从此，每年的8月26日这一天，三洋公司都要举行纪念仪式，来庆祝公司的“电气化之日”。
继推出价廉物美的收音机、洗衣机之后，1955年三洋公司的14英寸电视机问世，同样是以价格便宜大受顾客的欢迎。当时，日本电视机价格一般为每英寸1万日元，三洋14英寸电视机以不到1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售价下降1/33之多，很快便占领了市场。
　　到了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形成一股仿效美国式文化生活的浪潮，家庭生活追求丰富多彩、便利充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被称之为“三大神器”。因此，三洋电机如果要成为第一流的家电制造商，还必须把目标瞄准到电冰箱上。
　　为在电冰箱方面有所突破，井植薰把大批电机、冶金、化学和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请进来共同研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洋公司富有独创性的电冰箱终于生产出来了。这种冰箱上有一项了不起的专利，就是发明了磁性门封以代替插销。以前的冰箱门都装有插销，门关上后就得用插销闩上，否则就会因门关闭不严而影响制冷效果。这种插销式冰箱不仅使用不便，而且缺乏安全性，曾发生过好几起小孩钻进冰箱玩耍，外面人不知道而随手将门闩上，把小孩活活闷死在冰箱里的事故。三洋公司首创磁性门封，杜绝了闷死人的悲剧，无疑是冰箱设计上一次小小的革命。以后，所有的冰箱都采用了这项技术。更值得三洋公司骄傲的是，这项专利诞生之日，他们就向社会全部公开，目的是让所有的冰箱都能防止悲剧的重演。这种时时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受到世人的赞扬。
　　1959年7月，井植薰到美国去考察，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所到之处，幢幢大楼的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他一打听，原来美国已经完全普及了空调机。而在日本，一台小型空调机的售价就高达30万日元，一般老百姓都望而生畏，远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优质低价的空调机来，让它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中。
　　1961年夏天，日本掀起了一股空调机热。三洋公司及时推出了独创的分体式空调。在这之前，日本的空调都是窗式的，噪音大而且安装十分麻烦。三洋分体式空调，把设备分为两部分，将压缩机部分安装在室外，空调机运转时室内显得很安静，而且安装极其简便。分体式空调上市时，虽然价格比窗式空调高出将近一倍，但顾客经过比较，大都选择了分体式空调。三洋分体空调连连旺销，迫使其它老牌企业也仿效他们生产起这种新型空调。很快，分体式空调就占据了80％的空调机市场。
　　三洋公司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冷暖两用空调，一改以往空调只有制冷功能的观念，使空调机几乎成了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的生活必需品。
　　三洋电机在建立后短短10年内，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不断创新，出奇制胜，为“创造新生活”连续走出蜚声全社会的4步妙棋，生产出新型的收音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空调机，从而奠定了在全日本家电行业中领先的地位。
　　三洋公司名称的原意，是要发展成为一家面向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大型国际性公司。创始人并植薰及其大哥井植岁男当年的这个梦想，现在可以逐步实现了。
　　1959年，三洋出口的半导体收音机总量已超过日本所有的老牌企业，遥居全日本第一。三洋产品在美国市场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
　　进入60年代后，井植薰在香港建立了三洋分公司，成了三洋在海外的第一家子公司。随后，三洋又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加纳、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到80年代末，三洋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101家从事制造或销售的子公司及孙公司。三洋电机海外企业的直接生产销售总额为5000亿日元，雄踞全日本榜首。整个三洋集团的年销售额也高达1.5万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以上。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横跨三大洋的跨国集团公司。
　　三洋公司作为日本家电业的后起之秀，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人们不禁要问它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井植薰在他总结公司经营思想的《成功源于探索》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何谓经营之本？我认为是造就人。”重视人的作用，本是松下公司的经营思想。井植薰从“松下”出来时将这一思想带到了“三洋”，并加以发展完善。他认为，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造人”是比造产品更重要的事。只有“制造”出优秀的企业人才，才能由这批优秀人才去开发、制造、推销优质的产品。
　　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井植薰响亮地提出“制造社长”、“制造总经理”的口号。他自己就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楷模。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每天上午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的程度。天长日久，公司大楼的门卫竟然把他当成了标准时钟，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门卫就会有意无意地伸手看自己的表，嘴里老是“真准时啊”地说个不停。他这种持之以恒地严格遵守公司纪律的做法，为全体员工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
　　“24-16-8”工作制，是他喊出的又一个口号。他认为，董事以上的干部要具备24小时都为公司工作着想的觉悟，对工作一定要“走火入魔”，时时刻刻为公司操心，甚至晚上做梦也要做公司的梦。对一般管理干部，则要求每天为公司干16小时，除了晚上睡觉做梦可以悉听尊便外，其它时间都必须思考公司的工作。至于一般职工，则要求工作8小时，只要上班时间考虑工作就可以了。
　　在庆祝三洋电机创立30周年的日子里，井植薰没有举行招待会，也没有做广告大肆庆祝，而是投资30亿日元，在神户市盐屋建立了一座三洋电机教育训练中心，作为培训干部的基地。
　　实际上，井植薰本人正是一名人才自我培养的典范。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条蚯蚓。他认为，人应当像蚯蚓那样，永远不知辛劳地在漆黑的泥土中探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耕耘的事业，为后人留下一片片松软的沃土。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倾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创立和发展了三洋公司。1985年，当他从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8月13日，年已77岁的井植薰先生在认真处理完一件三洋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后，骤然去世，应验了他“将死在工作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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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

新加坡森林企业集团是在东南亚很有影响的大企业，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有19家下属公司，经营贸易、金融、工业、建筑、种植业及矿业。到1986年，其总资产约16亿新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了。谁能想到，1950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创业资金只有2000新元。集团企业的董事主席孙炳炎是这片森林的营造者，他从一个小学徒干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经营，终于成了大富豪。在《森林五十年》特刊的发刊词中，他说到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凭自己的好学、好问、不怕失败。做人处世一定要谦虚有礼、不耻下问。要尊重他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搞好人事关系和好学不倦都是成功的要素”。他的座右铭就是“学无止境”。
　　1912年，孙炳炎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孙厝社。他的父亲孙清廉在家乡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有5个子女，孙炳炎排行老三。
　　童年时期，孙炳炎和他的兄弟在陈嘉庚资助开办的乐安小学念书。1925年，父亲感到生意难做，带着长子到新加坡谋生。第二年，孙炳炎和二哥及2个妹妹跟母亲也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安了家。
　　1927年，孙炳炎才15岁，为了生活，父亲把他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住在店里，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扫店铺，开门、送货，什么杂活都干。晚上关门后，还得糊纸袋，一直干到11点多钟才能休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父亲见他太劳累了，不忍心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便将他送到一个同乡开的酒店里当店员，月薪14新元。干了一年多以后，他又转到一家公司当文职人员。在工作之余，他努力求知，上夜校，学英文，并自学写作，曾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学习、写作，他每天都要搞到深夜；之后又学习马来文和商业经营知识，了解当地社会和商情，这些都为他日后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孙炳炎才20岁，就决心自己创办公司，他在2个哥哥的帮助下，在芽笼地区办起了森林木材公司。开始时，这个“公司”只是一家小作坊，总共只有3名职员。既无资金，又无熟悉的客户，起步非常困难。好在他们兄弟通力合作，2年后，逐渐有了些赢利。这时，兄弟3人就决定分开各自单立门户，独资经营。大哥办了森业公司，二哥办了森安公司，孙炳炎则保留森林公司。兄弟3人都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当时，他们每人手中分得的资金是2000元。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竞赛，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三是他们中唯一的胜利者。
　　分家以后，孙炳炎仍旧以经营木材为主，他既是老板，又是书记、售货员和收账员，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去，各地经济建设和工商业也逐渐复苏。这期间，森林公司除经营木材外，还经营水泥等其它建筑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水泥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孙炳炎的森林公司信誉良好，获得各地厂商的信任，资金周转也比较灵活。他开始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许多木材电锯厂、建材五金商行和洋行都和森林公司发展业务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孙炳炎经营的水泥业在东南亚已有一定规模。他代理经营的越南红龙牌水泥，一次都要运来几万包，几十艘载满水泥的驳船停泊在新加坡河岸边，气势相当大。那时，公司的职员已增加到20余人。10年时间，公司的资本已有数十万元，成为初具规模的企业。
　　战争期间，新加坡遭日寇飞机轰炸，城市建筑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建筑行业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行业。孙炳炎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大经营木材、水泥、钢铁、大五金等各种建筑材料。由于森林公司原先有着良好的信誉，建筑承包商们都愿意与他合作，公司发展速度较快，1949年，公司从芽笼地区迁移到新加坡市中心，资产已增至50万元。
为了进一步发展企业，孙炳炎又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森林公司改为森林私人有限公司，除了他自己保留89％股份之外，其余的股份都卖给本公司的职员。这就意味着各级职员都成了公司的股东。大家的利益拧在一起，这样就确保了每一职员工作都尽职尽责，更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次，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经过几年学习，他能用英语和外商洽谈生意，能看懂英文账目和合同，处理英文报告和文件。
　　1952年，孙炳炎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和棋城两地设立森林分公司。后来为了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方便业务扩展，他正式在吉隆坡注册成立森林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关丹、怡保、马六甲等地设立分公司。
　　1957年，森林公司在北马创办了开采矿产的华伦矿务有限公司；还与其它公司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一家拆船公司。1960年，孙炳炎又把他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森林有限公司。这时，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颇负盛名了。
　　60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与马来西亚对抗，双方贸易往来也直接受到影响。1965年，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因此，许多企业的关系及经济贸易都进行了重新调整。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5国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协作及发展。
　　1970年初，石油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促使东南亚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民族经济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孙炳炎及其森林公司抓住时机，不断进行改革，克服重重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与当地及外国公司进行竞争，1963年，孙炳炎代表森林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将森林企业改为森林企业（大众）有限公司，建立企业集团。其次，将经营方针改为向多元化发展，分贸易、工业、房屋建筑、金融、种植业等部门，其中，他在工业和种植业方面投资巨大，制定了种植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到1986年，森林企业集团在新加坡有13家公司，在马来西亚有6家公司，共计19家，总资产约16亿元。
　　孙炳炎毕竟年事已高，在谈到企业集团接班人的问题时，他说：“我不赞成搞家族式的世袭继承接班，虽然森林集团是我创设的，我的4个儿子皆在森林集团内工作，但他们都不是当然的接班人。假如我的儿子没有条件或不适合作为公司的接班人，就应该让其他有才干的人来接班。总之，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接班人。”孙炳炎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公司每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受过专门训练，并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要事业成功，重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孙炳炎说，“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孙炳炎对中国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他曾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同时他与中国矿产公司签订了经销五羊牌水泥的合同；1981年，他率领新加坡华商代表团访问福建，到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考察访问。1985年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创建了厦门新加坡酒店。之后又多次来福州、厦门等地，目的在于加强原有的双方传统贸易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他想把他的“森林”扩展到家乡的这片热土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叶落归根的说法，孙炳炎这样做，大概也是归根的一种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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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汽车皇后吴舜文

在台湾，若要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她是台湾1985年度纳税排行榜的冠军，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台湾十大企业之中，下属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其1991年的营业总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吴舜文本无意于商界。她是一名洋硕士，当过大学教师，也曾著书立说，一种“振兴台湾百废待举的工业”的使命感使她步入企业界。她白手起家创办的台无纺织厂，今天已发展成全台最大的纺织企业。而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汽车制造业的重担，生产出台湾第一辆自己产的新型轿车——飞羚101。她被人们誉为“纺织女王”、“汽车皇后”，成了当代台湾工商界的一位传奇女性。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常爱到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这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著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来会成为学者、淌诨蛞酝姹矢俗游??奈幕?耍?垢??挥邪阉?胍桓鲞尺迨谐》缭频墓ひ稻拮恿?档揭黄稹?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当时，严家还有2个儿子没有结婚，严裕棠希望吴家能在这2个儿子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而严家那2个儿子，排行老六的严庆龄比吴舜文大4岁，排行老七的另一个儿子比她大1岁。但是，这2个儿子此刻都远在海外留学，让吴家从何择起呢？严老先生决定带上2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看看也好作个比较。
　　吴镜渊听严裕棠说明来意后，也认为以书择婿的办法可行，因为“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这位未来的岳丈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不过从信的内容可看出两兄弟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老六严庆龄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他。而老七的信主要是汇报自己学校生活及收到家中汇款之类的琐事。吴镜渊读罢，主意已定，向亲家严裕棠委婉地宣布了自己的选择：“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吴的东床已非自己的六儿子严庆龄莫属了。于是，这段婚姻就这样初步“敲定”了。
　　吴舜文捧着这封决定自己终身的家信，聆听着老父以书择婿的经过，一时心潮难平。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也深信老父的眼光，一般是不会看错的。何况这位夫婿乃严府的少俊之才，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聪慧俊秀，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因此她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哪知到了吴家，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妻，不料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才见了面。严庆龄发现自己的这位新娘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共同奋斗的征程。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坚定了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底，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汽车市场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苦钻英语，终于适应了该校全用英文教学的严格规定。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但秀丽的景色却掩盖不了台湾经济的落后和工业的萧条。尤其是8年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拼命掠夺，使台湾的工业极其落后，甚至连根螺丝钉都得依赖进口。正是为了振兴百废待举的台湾工业，他们夫妇俩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香港等地的市场。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元个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后盾，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台湾的汽车发展史上才有了今天新的一页。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以综合精密机械工业为主的汽车工业，在长期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台湾可谓毫无基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哪里买得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万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不上打入国际市场与世界同行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官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使严庆龄得以熬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2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极口称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5年之后，1981年3月21日，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不识货的人说，你不懂古董，要它做什么？但我深知它是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卖！”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展开事业上的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2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自创办“台元”以来，已过去了40个春秋，吴舜文也已年届80。历史进入90年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她已经在5年前把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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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汽车巨子丰田英二

中国人对“丰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随便到马路上转转，就能看到奔驰着的“丰田”牌汽车。
　　50年前丰田家族开始认真研究汽车时，在美国已经是每4人就有一部汽车了。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英二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当时构想，将汽车普及到每10人一部的话，日本1亿人口就有1000万辆汽车。如果每年淘汰一成的话，就需要100万辆新汽车。丰田喜一郎深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抱着这个信念，他开始跨入汽车制造业。没想到50年后的今天，日本汽车普及程度竟然超过当年的美国，达到了3人一部。自1980年以来，日本每年生产汽车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凌驾于美国之上。而丰田汽车则在日本汽车工业中独占鳌头，累计生产汽车近5000万辆。
　　丰田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丰田英二这个名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丰田英二曾担任丰田汽车公司总经理和社长达40余年，直到1984年卸任。在他卸任前一年，天皇颁给他一等瑞宝勋章，这在日本是最高的殊荣了。但丰田英二却平淡地说：“颁勋章对我而言，就如同通过人生的期末考试之后，发表了成绩一般。”
　　丰田英二出生于名古屋市西区掘端叮。他家就在自家开的工厂的一角，所以他说自己是生在工厂内的。丰田英二的伯父往吉是个天才发明家，发明了蒸汽织布机，开设了一家织布厂。后来，丰田英二的父亲脱离长兄佐吉而独立，开设了自己的织布厂。丰田英二从名字上不难看出，是排行老二。他的哥哥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母亲一直没有怀孕，直到10年后才生下他。后来，母亲又先后生下弟弟俊彦和妹妹百子。不幸的是，母亲在生下百子后3天就去世了。按照日本习俗，丧事不能由比死者年长的人主持，于是6岁的英二便成为丧主。他坐在人力车上，先到庙里做丧事，然后去火葬场。父亲只在门口送行，没有参加葬礼。
　　丰田英二自小聪明好学，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名古屋地区开始有无线电了。他立刻着手制作收音机。他买回自己无法做的零件，然后绕线圈，将零件组合起来，制成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他对父亲厂里的蒸汽机引擎也十分有兴趣，每天放学后看大人操作，已知道大概的操作程序。但不论他怎么要求，却得不到大人允许去接触那引擎，他就趁清洗锅炉的时候，不顾大人呵斥，钻进钻出，摸清了它内部的构造。
　　丰田英二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自幼就有金融方面的天赋。他上小学二年级放暑假时，佐吉伯父带他去上海玩了一趟。佐吉在上海也办了一家“丰田纺织厂”，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之问。到了上海，他住在伯父买的一栋大洋房里。伯父给他10个银元零用。当时上海使用一毛银币和一分铜币。一毛银币有时换11个铜币，有时候换9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汇率每天变动。丰田英二就向伯父说：“11个的时候换了摆着，9个的时候再换回来，不是可以赚钱吗？”伯父称赞他说：“一点儿也没有错。”但小英二却弄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他询问大人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他自己作了个结论：想要一分钱的人多时，一分钱就要涨价；想要一毛钱的人多时，一毛钱就要涨价。
　　伯父丰田佐吉对侄儿丰田英二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伯父一生搞了许多发明，被称为“发明王丰田佐吉”。丰田佐吉的故事被编入日本的小学课本里。
　　丰田英二上小学二年级时，与佐吉伯父一道去上海，看见汽车在街上跑，就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并没有觉得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过了半年，他父亲出洋，回国时带了一部德国制的电动汽车回来，他喜欢得不得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当时再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汽车大王。到警察局领牌照时，警察局根本没有电动汽车的牌照。他们大伤脑筋，最后发了一张摩托车牌照，因此也只有持有摩托车牌照的人，才能开那一辆车。电动汽车每天要充一个晚上的电，坦白天仍跑不了好远。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这也是电动汽车至今未能普及的原因。
　　汽车到1925年以后，才开始在日本流行。那时候日本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都是欧美货。在欧美各国竞销下，日本的汽车辆数突然激增。丰田英二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汽车广告，他对汽车特别有兴趣，常常把广告画上的各种汽车剪下来收集，乐此不疲。
　　从丰田英二读中学到大学为止，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汽车热的最高潮。丰田英二念大学三年级时，学校习惯上有帮助学生就业的义务。他的指导老师问他：“你是否想要担任公职呢？”这座东京帝国大学一向以出大官闻名。而丰田英二却回答说：“我讨厌当公务员。”这时候，他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已开设了汽车工厂，便把堂弟要了去。本来，丰田英二的父亲想叫儿子继承他的工厂的，喜一郎对他说：“英二我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原先的念头，转而培养老二俊彦。后来丰田俊彦不幸于1944年在关岛阵亡了，使他父亲再度失望。
　　丰田英二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他进了堂兄的工厂后，堂兄很器重他，把他安排到厂里的汽车研究所工作，交给他的课题是，专门研究汽车用的工作母机。刚工作时，他的薪金是每月66日元。年轻的丰田英二雄心勃勃，他和喜一郎买回一架名为“跳蚤”的轻型飞机，是法国造的一人座机。他把引擎拆开画了一份构造图，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去做那个引擎。后来他又试着造直升飞机，最终还是没造成。他甚至还想制造火箭。他跟喜一郎说了，喜一郎支持他的敢想敢做精神，给了他一张当时很稀罕的百元大钞，叫他去买有关火箭的书。结果他买回10册有关的外文书籍，认真研读，但每本书都提到“火箭实验的危险性很高”，他只好就此罢手、虽然他几样事都没办成，但对于日后的汽车制造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丰田英二跟着堂兄喜一郎，从此脚踏实地地投入汽车的开发。每当厂里有人出国，喜一郎就吩咐说，看见有趣的汽车就买一部来。有一次有人在德国买回一部汽车，丰田英二他们开了一阵子后，便将车子分解，以这部车子为模型，进行仿制。后来，他们又研制出烧木炭的汽车，曾经用4吨木炭卡车拖另一辆4吨卡车，攀登一座高坡，结果成功了。
　　那时候，除了丰田开发汽车，国外尤其是美国已在争夺汽车市场。日、美合资的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大阪等地设有装配工厂。日本福特为了吸引人才，以每日5日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日本为了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推行了国产化政策，国会通过《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被指定为正式认可的制造厂商。为了扩大宣传，丰田首次举办了“国产丰田大众车展览会”；为了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丰田英二冒着酷暑，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会一位小姐，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丰田商标正式改用为“TOYOTA”。此时，已成立了丰田汽车工业总公司。丰田英二担任“监察改良部”主任。这个部其实仅他一个人，但责任却重大，负责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毛病，并且提出治“病”的办法。
　　就在这一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当局为了侵略战争，征召适龄青年入伍。丰田英二被征入伍，接受训练。但幸运的是到了10月份，他就退伍了，原因是军队不征召有技术的军需产业人员。其实，这是他堂兄喜一郎说服陆军当局的结果。
　　1939年春，28岁的丰田英二和一位名叫寿子的姑娘结婚了。寿子比他小7岁。这时候，他负责丰田公司在举母的工厂一指挥汽车生产。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家。他父亲在工厂附近买了块地，为他盖了一所住宅。他每天徒步去上班，中途经过一片松树林，秋天时松茸很多，他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摘一些，藏在草丛中，下班时再带回家，好让妻子煮了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丰田公司高级职员赤井推荐丰田英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但社长兼总经理、他的堂兄喜一郎却认为他“不过才三十郎当，年纪太轻”，对此事表示反对。但赤并坚持说，这不是年龄的问题。丰田英二于是成为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这时候，美军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并且轰炸东京等地。有几次美军飞机低空从工厂上空掠过，机关枪嘎嘎嘎地扫射。丰田英二和加藤正好外出办事，回到办公室时，只见两张椅子已被炸得稀烂！战后他才知道，他们的工厂在美军的地图上，标的是“丰田汽车工厂”，正在轰炸的目标之列。可见美军当时并不盲目，他们是选定了目标发动攻击的。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丰田汽车生产量和战争结束前差不多。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没有原材料。当时日本很缺乏运输工具，车子只要制造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可惜想买的人没有钱，就算将车子卖出去，也收不到货款，所以又不敢卖。丰田公司的许多技术骨干，在战时被征召入伍，死的死，残的残，各种原因造成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公司为了生存，甚至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军营旁，开设食品店和洗衣店，以养活员工，维持生计。
　　1949年10月18日，丰田英二的父亲丰田平吉去世。丰田英二在最困难的时刻，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丰田股份。而此时的丰田股票，每股由48日元猛跌至27日元。丰田公司四处碰壁，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挽救危局，丰田喜一郎召集公司高层领导开会，决定裁减员工。
这时候，丰田英二在公司排第四位。他主管的技术部是公司的主体之一。他被迫在充满敌意的2000多员工面前说：“现在的丰田就好像一艘快要沉的船只，如果没有人自动跳海，船就会下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裁员的现实。”工会负责人回答说：“这是什么话！立刻收回！”接着就闹了罢工，劳资纠纷直到两个月后才平息。是丰田公司的老朋友、名古屋的银行家高梨壮夫，出面邀集金融机构“救救丰田现状”，给丰田公司贷了款，丰田公司才没有破产。高梨是有眼光的，他非常了解丰田一旦倒闭，对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影响有多大。丰田英二至今仍把高梨当成丰田的大恩人。
　　丰田公司重整旗鼓，原一把手喜一郎退居幕后，改由石田继任，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丰田英二升任常务董事。公司委派丰田英二去美国考察。
　　丰田英二赴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汽车企业今后的前途，二是和美国厂商洽谈技术合作事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丰田公司已和福特有过接触。丰田英二访美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业者亨利·福特刚刚去世3年，由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接管事业。小福特认为“祖父的作风古老。既然现在由我担任总裁，我便要彻底改良公司体制。”小福特意气风发，他集合了许多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推动现代化经营。
　　在福特公司，两位世界汽车工业巨头会面了。小福特问他：“你想学些什么？”他便把脑子里想到的都说出来：“质量管理、生产方式……”小福特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回答道：“你太贪心了。首先，福特根本没有全部都懂的人。”丰田英二心里想，福特没有，丰田有！但是不好说出来。
　　丰田英二第一天考察预算管理，第二天考察质量管理，但他懵然不解，似懂非懂。第三天他便去工厂参观。福特河洛分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大约每分钟一辆汽车的速度，每天生产800辆汽车。丰田英二参观了福特公司几乎所有的工厂后，又留下来实习了3个月。他认真考察，虚心学习，这期间收获很大，用他的话来说，“福特做的，没有丰田不知道的。”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去参观美国的另外一家大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工厂。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每天总共生产8000辆汽车，而丰田每天只有40辆，真是天壤之别。对此丰田英二心里清楚，但他认为，在技术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这么大。他心里便想，丰田如果能扩大生产规模，也能照福特的方式生产。
　　丰田英二在美国实习期间，一位名叫詹姆士·平田的美籍日本人，对他有很大影响。平田在福特公司任高级职员，负责招待他这位“丰田汽车王子”。平田一生曲折离奇，他出生于日本歧阜农村，排行老三。19岁时，母亲给他50块钱，告诉他“出去找份工作吧”，就这样把他逐出家门。少年平日立定志向要“扬名美国”。去美国首先要坐船。他一边打工，一边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达横滨。去美国的船都是由横滨出发的。平田游泳游到一艘海轮上，跟船长商量说：“我想在你船上工作。”船长收留了他。他在船上当侍者，绕了3年，才到达旧金山。平田沿着正在兴修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最后到达底特律。他后来认识了福特一世，福特一世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便收留在自己手下供职。
　　这时的平田先生已65岁了。丰田英二从平田那里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认准了目标，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丰田英二回到日本后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使丰田汽车公司“起死回生”。公司的裁员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收到了大量的美军订单。美军向日本订购卡车，除了因为从美国本土运送战车到朝鲜运费昂贵之外，时间上也来不及。战争给丰田汽车带来了机遇。从1952年到1962年，美军一直向丰田公司采购卡车。
　　丰田公司在生产卡车的同时，开始研制开发小轿车。1955年1月1日，丰田推出了第一种小轿车的车型，定名为“皇冠”。这天，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丰田英二穿着小礼服，操纵着第一辆小轿车的方向盘，绕场开了一周作表演。
　　过了不久，皇冠豪华车型也试制完成。3月30日，皇太子光临汽车厂。丰田英二陪同参观时，不经意地问道：“殿下愿意试试吗？”皇太子欣然答应。于是皇太子坐上驾驶座，丰田英二陪传在助手座位，开车绕了工厂一周。他忘了问皇太子有没有驾驶执照，坐在一旁的他捏了一把冷汗。
　　1957年4月，天皇夫妇大驾光临丰田汽车工厂。石田社长在前面陪同天皇夫妇，丰田英二担心石田说错台词，尽量靠天皇陛下近些。天皇的侍从说：“不可这么接近陛下。”
　　皇冠轿车在日本国内卖得不错，于是丰田英二便有了“去美国卖卖看”的念头，他们在美国设立了美国丰田公司。1967年10月，担任多年副社长的丰田英二，接任丰田公司的社长。丰田英二拼命努力工作。为了拓展事业，公司先后和日本福特、日野、大发等国内各大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其中“卡洛娜”（“太阳的光冠”）、“可乐娜”（“花之冠”）已成为世界名车。两个车名都是丰田英二给起的，他说，给车命名好比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1974年，丰田财团成立，丰田英二担任理事长。丰田财团资产达数百亿日元，以汽车工业为主体，进行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丰田英二为了培养企业人才，创办了丰田工业大学、丰田中央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一系列的教育、科研机构。
　　丰田英二有句名言：“满足是人生的大敌”。丰田英二在丰田汽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目前，年过80的丰田英二虽然退休了，但他仍时刻关心着丰田的事业。他对他的接班人、现在的丰田领导人丰田章一郎说：“我相信我提出的占据汽车世界市场10％——‘环球10’目标，能在你手中完成。”
　　丰田英二表示，就算年过80，他仍要一心向前，永不驻足。人和企业一样，到了一切不能向前的时候，就象征一切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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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日本企业之神


坪内寿夫这个名字，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丰田汽车”的丰田英二一样，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坪内寿夫是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他拥有日本最大的造船厂和钢铁厂，还拥有银行、饭店等许多产业。坪内寿夫在日本企业界和老百姓心目中，是公认的“神”、“魔王”、“吸血鬼”之类的人物，许多人称他为“吸血魔王”。
　　比起那些白手起家的大富豪来，坪内寿夫要幸运得多。坪内寿夫1948年10月从西伯利亚返回故乡爱媛县，当时34岁，他的父母将全部财产340万日元交给了他。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笔巨款成了坪内寿夫创业的基金。
　　1949年，坪内寿夫带着这笔钱来到松山市。他的父亲原来经营“大坪座”和“第二大坪座”两个小剧场，但他认为只是守着父母的产业，算不得大男人，因此他打算自创一个剧院，给予最妥善的经营，这样才称得上有志气的男子汉。但是坪内在创业之初就吃了闭门羹，主要原因在于建设局内某位课长，不知何故十分厌恶坪内。
　　建设剧场首先要取得建设局许可，这种申请最快一星期，最慢一个月也就可以获得批准。坪内也以这样轻松的心情前往东京。从松山到东京要坐一天火车，坪内随便带了几件衣裤裹在行军袋中，穿着短裤、短袖衬衫，打算到了东京暂住在朋友家中。
　　坪内一到东京就直接往建设局去，要求会见课长。通报人员报了信，却久久不见课长出现。如此日复一日，坪内只好天天到建设局的走廊下等候。
　　好几天后，课长出现了。坪内把报告双手呈给课长，仔细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一个剧院的愿望，但课长带听不听地说：“过几天再说吧。”又过了几天，坪内带着有关资料到建设局去等候，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课长总是不接见。这天课长终于接见了坪内，但却说：“爱媛县太小了，已经有几个剧场了嘛，我还听说县里的议长用议会礼堂放电影赚钱，这种行为虽然要不得，但还有必要再建剧场吗？你回去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坪内按捺住心中火气说：“课长先生，议长的作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市民，议长和我毫不相干！”坪内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课长就是不肯批准。
　　坪内心想，只好回松山，请市长开具一张“今后不得用议会小礼堂放电影”的证明。于是他火速赶回松山，取得证明后又返回东京，交与课长，心想这下你没有理由不答应了。
　　但课长似乎存心整他，总以“我很忙”、“你真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等话来推却。坪内仍不死心，从早到晚都守在走廊上。这反倒给课长一种压迫感，因而愈发产生要好好整坪内的动机。
　　坪内也真有股子钻劲。夏去秋来，他日复一日往建设局跑。建设局的人都对坪内表示同情。甚至还有人说：“课长实在有些过分！但你不要输给他，加油！”
　　又过了些日子，课长的儿子不幸遭车祸死亡，肇事者竟逃离了现场。于是人们纷纷谣?耗谛挠胁桓剩?室庾菜揽纬ざ?咏?斜ǜ础Ｆ耗诨姑稍诠睦铮?悦刻斓浇ㄉ杈质睾颉Ｒ膊恢??ㄖ?司?剑?谑瞧耗诒淮?揭桓鲂》考渲校?邮苌笪省Ｋ?匀灰驯荒扇胂右煞钢?小２还??痪眯资志捅蛔降剑?此⒘似耗诘脑┣椤?
　　这个案件竟给坪内带来了转机。建设大臣亲自接见了他，以最高负责人身份向他致歉，并准许坪内建剧场的请求。事后坪内先到课长家中向其于灵堂上香，才转回松山，这时已到年底了。
　　坪内寿夫就是靠这样一股钻劲创业的。事后坪内总结为“忍耐经营”。电影院建成后，有人劝坪内加人松山市的影剧院公会，并且要求他摆一桌酒席，结交同行。坪内在一家大餐馆订了一桌酒席，并且找来了艺伎在一旁伺候。可是，到了时候却没有任何人前来。这些同行是故意毁约的，他们怕坪内的电影院抢他们生意，故意排挤他。
　　尽管如此，坪内仍是信心十足。他一家家上门去送请柬，鞠着躬请人家“多多关照”。1950年春，位于松山市中心大街上的松山大剧场正式开幕了。连日宾客盈门，盛况空前。
　　战后日本，人们首先重视的是吃饭问题。但几年后生活已有所好转，电影便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娱乐。再平凡再差的电影都不必担心没有观众，这使得制片公司和电影院老板笑逐颜开。尤其是电影院老板，只要专门放映一个制片厂的影片，财源就能滚滚而来，影院实为当时获利最大的行业。
　　但坪内并未以身为一般的老板而得意扬扬。如果他甘心只当乡下一位小富翁，他大可由其父母处接收过来两个小剧院，轻松愉快地经营。坪内认为，只有经营规模更大，赚更多的钱，才能算得上企业家，才能体现他这个男子汉的价值。他认为要赚钱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在电影界中，别人不敢做的事是什么呢？此时，日本有4家制片公司：东宝、松竹、东映、大映，其中东宝拥有最多的佳作和大电影明星。全国各电影院都是只放一家制片公司的影片，坪内的影剧院也不例外，只放东宝一家的片子。坪内于是打破了这个传统，他把4大制片公司以及国外的片子轮流放映，结果电影院场场爆满。
　　由于坪内坚持谁的片子受观众欢迎就放谁的，有的制片公司出于嫉恨，找一些地痞流氓到电影院揭乱。电影业和饮食业一样，是流氓最喜欢找麻烦的行业。如果你让他得逞，他会得寸进尺；如果你拒绝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在入口处捣乱，让一般观众不敢进来。但不论是谁威胁恐吓，坪内都不吃那一套。他认为如果答应流氓的要求，那将后患无穷，但如果做了不当的处理，也会给流氓找到借口，更加大闹特闹。坪内说，不管他们怎么闹，我都不在乎，但我绝对坚持一点，不允许免费入场。遇到流氓闹事，他就叫管理人员立刻打电话报警。而其它电影院怕惹麻烦，总是对地痞流氓有所忍让。坪内则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免费进场，就等于自己毁弃了经商的基本原则。
　　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之后，过了一段时日，社会上竟然传出流言蜚语，说坪内是个流氓头子，背上还刺了花纹，所以连地痞流氓都怕他。其实，这是坪内气魄、毅力的胜利。而这种胜利，跟他那体壮如牛的身躯不无关系。坪内身高虽然才1.69米，腰围却有127厘米，体重105公斤。他的眼睛细小，耳朵却很大，容易使人联想到非洲的巨象。他往那儿一站，像一尊铁塔，两三个流氓不是他的对手。
　　坪内寿夫也很有个性。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趋于两极，非常少见。记者在认识坪内的人中搞了项调查，结论是：喜欢坪内的人，喜欢到了极点，用最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讨厌坪内的人甚至不愿看到他的脸，厌恶他就像厌恶蝎子。坪内寿夫的特征是朋友多，敌人也多。坪内并不在乎这些，他说：“我从来不设法去讨好别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向来是实话实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坪内寿夫年轻时吃过不少苦，他曾在中国东北铁路当一名员工。1945年5月，正当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坪内被征去当兵，到了通讯部队。9月中旬，他在兴安岭山中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西伯利亚。俘虏们每天要于许多重活，吃都吃不饱。坪内在搬运砂糖时，偷偷在袋上抠个小洞，让糖落在手掌上，然后再舔食它。坪内至今也忘不了砂糖的美味。
　　坪内回到家乡后，一下子从双亲那里得到340万日元，他开始有钱了，每天都到松山市内最高级的餐厅，去吃比常人多几倍的食物，而且喝1升酒，每天抽80支烟。
　　坪内有次去银行，银行的人说：“坪内先生，你每天抽那么多烟，会增加我们的困扰的。”坪内说：“我抽烟和银行有什么关系？”银行的人说：“当然有，我们担心你的健康。每次谈论贷款时，一会儿工夫，烟灰缸就装满了，而你是我们的大客户啊！”坪内心想你们未免管得太宽。但仔细一想，他决心把烟戒掉。他干脆一天抽200支烟，早晨起床时，不但口干舌燥，还恶心想吐，从此再也不想抽烟了。
　　坪内本来喝酒也很厉害，后来因事务烦心引起了糖尿病，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喝酒。等到身体状况好些后，他每天只喝少量的薄酒或啤酒。所以，他现在剩下的唯一嗜好，只有吃了。这就是他形容的“饱食中的饥饿”。有一次他和一个同行共进午餐，他竟把他那份食物留了一半，而且甜点心动都不动。而以往他一个人可以吃3份。同行问他是不是胃口不好，他双手一摊说：“不是，再多我都能吃掉。是我的太太真啰嗦！”原来早上他们夫妻为多吃一碗少吃一碗刚发生过争执。妻子监督他节食减肥很严格。
　　坪内是个大富豪，然而他却讨厌用钱买到的一切奢侈。1951年时，他突然很想一个月花50万日元。当时一件高级和服只要1万日元，一只钻戒只要4万～5万日元。他每餐吃最贵的食物，住温泉饭店，极尽奢侈，但仍然用不完50万日元。当然，如果赌博的话，一夜工夫就可能用尽，但坪内一向讨厌赌博。
　　半年后，坪内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妻于对他送的任何贵重礼物也不再兴奋。妻子说：“别傻了，我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他也觉得这种奢侈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他决心把精力完全投注于事业之中，因而开始了造船事业。
　　这时，有人建议坪内接收来岛造船厂。坪内是影剧院老板，从来没搞过造船，他找电影业大老板小林一三商量。小林说：“如果你能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大造船厂起死回生，你的大企业家的身份必将得到认可。这是一个机会，我赞成你去干。”但是日本银行松山分行行长浜口喜太郎却说：“你如果真要干，得有一套策略。你可能会变为乞丐，或许要赔掉你全部财产都不够。一旦搞糟了，你势必负债累累。这和你搞电影院不同，风险太大，我劝你还是慎重为好！”
　　浜口行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当时造船业相当不景气。尤其是爱媛县中小造船所的客户，都是懒户内海沿岸零星海运和捕鱼者，而且这些客户多向东京、大阪的大造船厂订货。因此来岛船厂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工厂形同一堆废墟。
　　坪内心想，不成“王子”就成“乞丐”，他考虑了5个月后，于1953年4月决定接管这个最穷困的工厂。消息很快传开，人们都说坪内捧了个没人敢要的烫山芋。坪内卖掉3座影剧院中的2座，又跟银行贷了款，筹措了5000万日元资金，开始经营船厂。有人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赌注，但他却视它为人生的转机。也有人问坪内，你身为剧场老板，怎会又去从事完全不同性质的造船事业呢？他说，其实他一直喜欢船，而且也喜欢大海。他的父母也一直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船长。
坪内率领20多人，来到设备生锈、满院杂草的船厂，每天除草、去锈、修理厂房，辛勤地劳动。在整整2年内，船厂都无法开工，业绩等于零。于是谣言再度四起，说：“坪内这个大傻瓜，竟然投了5000万日元，只为了除草，把一家家电影院卖了来贴补投资的不足，简直不可思议！”但坪内却看到了来岛船厂美好的远景，信心十足。
　　为了给造的船找到买主，坪内常常跟渔船出海，或跟货船运货，仔细观察、研究市场的需求。坪内在日本也是在全世界首创了一种499吨的“标准船”。为什么叫“标准船”呢？就是用同一张图纸大量生产，坪内正式将这种船定名为“海上卡车”。船大批造出来了，买主买不起怎么办？坪内也动了脑筋，他对想买船的人说：“这种船是专为你们设计的，你们只要努力工作，每月按期付款，船就是你们的了。”船主们起初不相信，坪内就像传教士传教一样，苦口婆心地宣传，甚至跟船耐心地说服买主。当时每条船都是一户人家，靠船为生。有的“夫妻船”尝到甜头后，传扬开来，坪内一下子吸引来更多的买主。
　　有的买主十分感动地说：“坪内先生信任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为我们制造生财的钢船，对他的大恩大德，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绝不背弃他，这才是为人之道。”当然，坪内还是冒一定风险的，如买主突然死了或是船遇到风暴沉了，钱收不回来的情况还是有的。
　　从1956年7月第一辆“海上卡车”下水，坪内的来岛船厂不断造出新的钢船，几年下来，这些“海上卡车”装满货物行走在海洋中，成了濑户内海的主角。到了1966年，爱媛县的钢船已达到62万吨，10年间增长了3倍。
　　来岛船厂事业蒸蒸日上，坪内并没有满足，他把目光又瞄准了旅游业。他投资5亿日元，开发了6口温泉，向松山市内各单位供水。他又创办了一家名叫“奥道后”的饭店。饭店依山势而建，长350米，长度为当时世界第一，计有170间客房，可容纳500名客人，总投资为20亿日元。
　　坪内为了扩大对自己企业的宣传，不惜每年花5亿日元进行广告宣传。他请了著名作家柴田链、山冈庄八、今东光等，专门以“奥道后”为题材写小说，扩大知名度。“奥道后”饭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效益更是“日进斗金”。坪内于是又花巨资买下了东方饭店。
　　1971年，爱媛县的东邦相互银行发生了严重危机，眼看就要倒闭，于是坪内又把手伸向了金融业，接管了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共有32家分行。坪内选择了条件最差的一家分行做示范点。这家分行位于一个小镇上，小镇只有1.5万人口，分行内十分赃乱。坪内首先把10名员工裁减为5人，并下令半年内使该分行存款额增加一倍。5名员工为了保饭碗，主动“找米下锅”，四处找亲朋好友、陌生人家和商店吸纳存款，结果只4个月时间，分行存款额已增加了一倍。这么一来，另外31家分行也不敢怠慢，营业员甚至跑到偏僻山区，去争取小额存款。3个月内，东邦相互银行的存款便由9亿日元上升到29亿日元。
　　1978年，日本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往世保重工”，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此事使内阁总理福田赳夫、日商经理永野重雄等朝野人士大伤脑筋。此时坪内寿夫已在日本财界崭露头角，有些大人物开会时便想到了坪内，说：“只有坪内才能使‘佐世保重工’起死回生。”有人找到坪内，劝他“吞”下这个“大怪物”。坪内犹豫不决，心想弄不好就会把自己活活“噎”死的呀！于是他们不停地劝说他：“今天的住世保问题，已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它将给政府带来极大困扰，我们请你出来，正代表着国家对你的托付！”坪内不敢答应，这些人在数十次会议中，要求、说服、恳请、泣诉、威胁、利诱、约束、奉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经过80天的思考，坪内终于答应了，通过集资83亿日元，成为“佐世保重工”的新老板。当时这家企业的负债是1800亿日元，坪内敢于背上这个沉重包袱，的确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坪内就为接收住世保重工，日夜操劳，累出了糖尿病。夫人纪美江心疼不已，她倍加用心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丈夫是做太太的本分，但纪美江对丈夫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当坪内正为是不是接收“佐世保重工”犹豫时，夫人劝他说：“何必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展得这么大呢，这样太辛苦了吧，我真担心你的身体啊！”纪美江和丈夫一样，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她不但参与决策，还持有坪内的印鉴，有权决定是否盖章。当初经营电影院时，每晚收业后，纪美江都会逐一点数钞票，负责记账。直到现在，掌握经济大权的习惯她仍然未改。
　　坪内夫妇没有子女，也没有找医生诊断；夫妇俩不愿意查明原因。他们有许多甥、侄，把他（她）们看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再加上他俩都热衷于工作，倒也不觉得寂寞。坪内对妻子的爱情一往情深，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希望公司所有员工都有个“美满的家庭”。他说：“为了取得员工信赖，我必须严于律己。试想，如果我在外面讨了两三个小老婆，我又告诫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怎么会心服口服？一个家庭不圆满、经常和太太吵架的人，一定无法专心工作的。我的员工就没有离婚的人。”
　　坪内每年都会发给员工和他们的妻子各5万日元奖金，并附上一封信，请她们多照顾自己的先生。坪内做过调查，凡工作情绪欠佳的员工，通常妻子的态度都不太好。这时公司设法疏导，要求太太们一定要笑着送丈夫出门，最好能为他们做顿早餐；晚上也应做好晚饭等先生回来吃，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外徘徊不归。坪内寄出的信使许多家庭夫妻关系有极大的改善。坪内自己出外回来，都不会忘了替太太带点小东西。这不但使太太喜欢，他自己也心情愉快。
　　坪内寿夫的家业越来越大，他拥有造船、钢铁、商业、食品、金融、旅游、观光、机械、电机、运输等特大企业，统称来岛集团，有员12.5万余人。坪内寿夫和松下幸之助、丰田英二一样，成了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
　　有些人成了富翁就专门享福了，可是坪内直到70高龄，仍每年365天都在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深夜12点才就寝。有人问他，你功成名就了，就是干公务员也该退休安度晚年了，可你还终日辛劳，这是何必呢？他说，那是“生存的责任”。他必须掌好来岛集团180家公司的舵，他必须保障2万多员工的饭碗。他又说，事业是一种竞争，公司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才可以保护员工。
　　坪内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员工素质分为上、中、下，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最下等的30％，让这些人提高各方面素质。来岛集团500个主要干部中，有半数被坪内责骂过。干部们个个能上能下，兢兢业业地工作。难怪来岛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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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金笔女王汤蒂因

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她父亲给她取名叫汤凤宝，希冀女儿将来能成为凤中之凤。1周岁的时候，她被过继给邻居沈文元家，沈家膝下无子，当即给她改名为“招弟”。上学读书略通文墨后，她觉得“招弟”这个名字太俗，就恳请一位有学问的老中医为她改个名字。老中医问清她是12月出生的，便不假思索地说：
　　“小姑娘，那你就叫汤萼吧！”
　　老中医说：“‘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经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样，总在寒冬腊月绽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铮铮风骨来……”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验证老中医的预言，小汤萼亦即后来的汤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屡经风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经风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场风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带来的。她和哥哥汤锡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两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尤其表现在读书受教育上。哥哥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上大学。对汤萼却不同了，父亲常说一个女孩家，读再多的书，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认几个字，会记几笔流水账已经足够了。
　　在小学认认真真读了6年，转眼毕业了，汤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着比哥哥优异的成绩单，兴冲冲地送给父母看，并准备提出考务本女中。谁知父母对她的好成绩均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她泼来一盆凉水：“女小囡还读啥中学？家里有多少事等着你！”就在哥哥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时候，她被母亲叫上了阁楼，开始学习做针线活儿、管事务。对这些毫无兴趣的她，这时就满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难道生为女人，天生就没有受教育和闯天下的权利？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汤萼丝毫没有因为被困在小阁楼上而甘向命运屈服。父亲是报贩出身，他对买书买报诸如买《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说月报》这样一类杂志，从来就不吝啬。这为小小年纪就被困在家里的汤萼，打开了一扇无形的窗口，并促使她从心底渐渐萌动了这样的念头：“‘五·四’运动的狂飙早已过去，大人们拖在脑后的辫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汹涌过一阵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浓重的封建气氛中。我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对翅膀，望着辽阔的长空，我多么想飞啊！”
　　几个月过去，想飞的汤萼，终于透过她家那扇小阁楼的窗口，看见了一块可供自己飞翔的蓝天。
　　这天的上海《新闻报》刚刚送到，汤萼照样像往常那样抢着打开报纸，寻找每天必读的《啼笑姻缘》连载。但这次连载小说还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却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广告栏里的一则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广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员5名，条件必须是初中毕业。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则广告，汤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学生能考吗？我早就想‘飞’了，现在有了‘飞’的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而此时此刻，报纸上每天连载的曾让她着迷的《啼笑姻缘》，却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轻轻一闪念，几乎决定着一生命运的机遇，就在这时被汤萼紧紧抓住了。她当即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给她一次哪怕是试一试的机会。
　　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考试结果，汤萼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刚满14岁的汤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汤萼就被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和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顾客所需要的商品。
　　3个月后，汤萼在柜台上已能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烂熟于心，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高兴兴地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这样她和顾客便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热心的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当时中国的金笔制造业，还是门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因此陈列在柜台上的国产金笔，只有先后问世的关勒铭、金星和华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种，而且工艺和式样都无法同舶来品相比。
　　汤萼一来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们介绍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这些几乎是随同“九·一八”践踏我国东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拥进来的金笔，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远远低于国产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却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汤等在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创立以后闻名全国的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拥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终于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但要等到货卖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专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一线销路。
　　汤萼是个有心的人，她把有关金笔制造和销售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暗暗牢记在心头，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一个小小的新店员，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感兴趣。一段时间下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陈列在眼前的各种金笔有种莫名其妙的留恋。她喜欢看见这些金笔一支支地通过自己的双手卖出去，也乐于为老板及时总结销售规律，提出一些诸如该进什么货，该向哪些学校和团体联系批发业务等建设性的意见。
　　只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汤萼就摸索出一条经验：她认为所有顾客都不外乎3种类型，每种类型都能做到让他们满意。她说：“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要我们做参谋，帮助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旧本货价虽廉，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仅是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当时日本军队已兵临上海城下，上海市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纷纷奋起抵制日本货。汤萼如此热心地推销国货，而且服务又如此周到，很快便深得顾客的欢迎。她总结出的接待顾客的经验和她不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使她更是深得老板的青睐。久而久之，汤萼成为店里的顶梁柱。她先是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接着又被升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
　　就在汤萼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决没有想到，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风霜又降临了！
　　原来，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如此重用汤萼，除了确实欣赏她的才干，还想把她一步步地引进自己的卧室，做他的小老婆！老板的这个意图被汤等发现并断然拒绝了。从此，每天坐在老板对面办公成了一件令她尴尬的事，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萼悄悄下定了离开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岁那年，汤萼彻底离开了益新，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社”，并再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了，更名为汤蒂因。
　　但她没有料到的是，益新的老板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那个念头——现在，他要想尽办法，挤垮她的现代物品社，让她走投无路，再回到“益新”去！
　　“益新”的老板使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手法：前断客户，后断货源。他向全国各地的用户发出通知，声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发店，大发广告，招摇撞骗，请勿轻信；如有吃亏上当，责任自负，与本店无关。”另外，“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比起益新教育用品社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益新”的老板以此为优势，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现代物品社往来，就不要再和“益新”做生意。
　　这办法果然灵验。“益新”的老板不愧是生意场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进攻的最佳策略。客户不明真相，惟恐吃亏上当，自然不去冒险和现代物品社做买卖；规模较小的厂商，慑于“益新”的威胁，不敢得罪“益新”，批货就没有原来痛快了，有的干脆表示歉意，不批发货给现代物品社了。
　　没有客户，没有货源，汤蒂因这个白手起家的女老板，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狠命的一击。
　　当她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后，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她先打出了第一拳——攻破销售关。她连夜草拟了一份通知，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力图清晰明了，第二天便复印了若干份，寄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她在通知中说明，现代物品社货真价实，信誉可靠，愿与各地客户增进联系，互利互惠。汤蒂因知道通知仅限于此，还不足以招徕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所以，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时了解的情况，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给予优惠，即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
　　汤蒂因这一大胆的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被允许放账的客户，当然是喜不自禁：可以先验货后付款，这便对他们有了许多保证。货好，他便付款；货不好，他可以拒收拒付款，无论如何不会有损失。而那些一时还不能被确认放账的用户，看到现代物品社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通知发出去没有多久，她便收到了很多要货单。“生意做成一半了，”她翻动着面前的订单，高兴地对母亲说．“‘益新’的老板断不了我的客户了。”
　　她现在开始打出第二拳——攻破进货关。她仔细分析了厂家和商店不愿意批货给她的原因，大多是出于不愿“丢了西瓜拣芝麻”：“益新”要货量大，厂商赚头也大，他们当然不能得罪了大客户而去满足赚头小的小客户。益新已经有话在先，他们不想砸了自己的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一分析，汤蒂因就知道了从何下手，那些中小厂商不是慑于“益新”的威胁而不敢批货吗？那么我就找那些规模比“益新”大的厂商，他们是不会听凭“益新”摆布的。她很快将集中起来的订货单一一分类，到上海滩有名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发进货。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对“益新”的通知毫无顾忌。
一时间，现代物品社生意兴隆。汤蒂因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清晨，清理打扫铺面后，她就马上去拆开邮寄来的一份份订单，铅笔多少，钢笔多少，橡皮多少，簿本多少……她都仔细数清，一一分门别类做好统计；然后和哥哥汤锡蒙登车去文具店或厂家将这些货物全部批齐；哥哥在前蹬车，她就坐后面简易的车厢里仔细看护货物，不让它们有半点损伤。连续3年，这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延误过，即使刮风下雨或是当天的要货量很少，他们也没有停止去做这件事。汤蒂因常说生意人的信誉比黄金还珍贵，如果你今天不守信誉，明天就会被客户抛弃。回到店里，他们再打包、装箱、核对邮寄的地址，再由哥哥载到邮电局去办理邮寄手续。寄出的每一件货物，汤蒂因都不会忘记在里面附上一封简短的致谢信和新的货物详表。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究竟给客户的心里带去多少熨帖，有生意的蒸蒸日上为证。
　　汤蒂因边做生意边学习，只不过这种学习不仅在书本方面，更多的是积累成功的经验和开发自己的智慧。她知道，要使现代物品社蒸蒸日上、不断发展，成为大文具店，必须不断地增加投入，扩大业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她没有雄厚的资金做背景，怎么办呢？平时的留心学习给她指了一条路——扩股合资。经过多次洽谈，她筹集了5000元作为物品社的启动、周转资金，由独资改为合伙，成倍地增加了实力。小小的现代物品社一时间空前兴隆。
　　1936年春，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职工从6人增加到14人，铺面也由南市迁到繁华的福建中路。正当她雄心勃勃，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了。日寇的战火毁灭了汤蒂因的家。不久，沦陷区范围越来越大，现代物品社对外的批发业务被迫停顿，放在外面的账款，也都因为收不回来而吃了倒账，仅这项损失就占去物品社一半的资金！而门市的营业额连维持开支都不够。汤蒂因陷入了困境。1938年6月，汤蒂因带了2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帮助下，她在昆明开了间“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但是情况并不如意，她的店铺开张了一个星期，除了门市零售了一点货物外，竟无人问津。汤蒂因知道，这是昆明同业商店的统一行动，他们不愿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抢生意，他们要让她走开。汤蒂因并没畏缩，她决定立足昆明，向外发展。她将价目单大批印刷后，寄发到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县，争取做外省外县的批发生意，没有多长时间，她就从外省外县陆续收到许多订货单，局面终于打开了。
　　生意好起来之后，货栈的存货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战事扩大，上海昆明的交通命脉——滇越铁路，也将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因此汤蒂因想尽快回上海组织货源，抢运进昆明。这时，她从上海得到消息：上海工业已无出路，纷纷准备“迁川”。汤蒂因敏捷地意识到，上海市面萧条，工厂销路呆滞，正是低价批进的好时机。她便回到上海，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决定用全部资金的2/3购进一批货物，发往昆明。
　　1940年，命运又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她相交多年、曾多次给予她帮助的好友毕子桂在昆明病逝，这使她悲痛欲绝，后来她开办金笔厂，取名“绿宝”，就是为了纪念毕子桂。祸不单行，她托运的150多箱文具，因中转地——海防被日寇占领，全部被日军没收。现代物品社的股东们纷纷撤股，汤蒂因只好将现代物品社改为“现代教育用品社”，由她独资经营。
　　此时的汤蒂因手中已无多少资金了，她无可选择，只好从原始积累做起，跑起了单帮。她和哥哥从上海出发，经杭州、金华、鹰潭、衡阳，由贵州人川，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她把货物出售后，将货款托钱庄套汇到上海，然后兄妹俩踏上了充满艰苦和危险的归途。然而，当汤蒂因去提款时却发现，她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由于储备票“二作一”的规定，只能得到这笔货款的一半。
　　汤蒂因苦心经营的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时值乱世，她又没有什么资金，最后只能决定开个门市部苦渡难关。对当时的汤蒂因来说，就是开个门市部也不容易。母亲为她掏出了私房钱，她又费尽心机另外筹集了部分货款，这样，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才勉强开张。汤蒂因总算又站稳了脚跟，但她的门市部利润薄，营业额也很有限，难以大展宏图。
　　她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汤蒂因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因为绿色是亡友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她委托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生产“绿宝”，并开始大做广告，“绿宝”很快就打开了销路。
　　到1946年底，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一日数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之风大盛，“绿宝”竟也成了囤积对象，货物很快就卖光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绿宝”的承制商故意刁难，使汤蒂因成了没有货源的干老板。汤蒂因一面维持现代教育用品社的门市营业，一面筹集资金，自己开办了绿宝金笔厂。
　　汤蒂因深知广告的作用，她以自己的满腔真诚，请出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做了电台广告。“绿宝”销路大增。汤蒂因的事业在悄悄发展着。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所有黄金、白银、银元都被中央银行“限价”收购。几个月后，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却搜刮了人民的大量财富转运台湾。汤蒂因生产金笔所需的黄金、白银无从补进，工厂很快就周转失灵，一份份的退单像雪片一样地飞来。汤蒂因15年的奋斗顿时搁浅，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解放后，汤蒂因的工厂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她本人也在许多革命者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工厂是上海第二家接受国营公司收购的金笔厂。1951年，上海国营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进一步明确了同绿宝金笔厂的合同。规定向绿宝金笔厂收购80％的产品，其余的允许其自销。这虽然一时对绿宝的利润有影响，但在帮助它极大地打开销路的同时，又推动了它的扩大再生产，真正做到了产销两旺。1950年开始，国家向绿宝金笔厂供应生产所需的黄金和白银，又在她生产资金周转失灵的情况下，提供了贷款扶持，“绿宝”不断发展壮大，产品销路大开，几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营业额和利润都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峰。
　　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绿宝金笔厂分厂。1953年10月，绿宝金笔厂北京分厂与国营兴业投资公司合营，从而成为北京第一个公私合营工厂。1954年，绿宝金笔总厂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厂，一年后，绿宝金笔总厂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
　　这家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从那时起就覆盖了全国。
　　1955年，在汤蒂因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她。
　　汤蒂因多次被选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人誉为“金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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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世界巨富林绍良

在美国著名杂志《财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级富豪排行榜中，总有数十位海外华人的名字。华人经商致富的名声已远远超过犹太人。而在众多华人亿万富豪中，谁执牛耳呢？当属拥有70亿资产的印届华人林绍良。他是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称。他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雄踞世界华人第一大富翁的宝座，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富。然而谁能料到，这位当今拥有亿万家业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卖花生油的小贩。他的传奇经历和戏剧性的发迹史惹人瞩目，而其成功的秘诀更令人寻味。
　　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里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林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30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具。父亲为人朴实敦厚，林绍良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7岁那年，林绍良便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他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书，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道德观念。
　　林绍良的家乡是个田少山多的贫困地区，许多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农民都想到外地去闯世界。他的叔父去了印尼，在林绍良11岁时，大哥林绍喜也离乡背井到了印尼。
　　1931年，15岁的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父母为他在村东大路旁租下一间小屋子，开了一家小面店，由林绍良出任“老板”。小小年纪的他，勤勉肯干，店内外都由他独自一人料理，生意做得很灵活，不到半年，竟赚了不少钱，显示出他在经商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和才华。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人心惶惶，林绍良的面店也只好关门。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福清的土地。一时间，兵荒马乱，百业凋敝，乡下的青壮年劳力接二连三地被抓壮丁。
　　为逃兵役，许多福清青年变卖家产，远渡南洋去谋生。这时，抓壮丁抓得更厉害了，林绍良眼看难逃此关，也准备去南洋。恰巧村里有一印尼华侨归来探亲，林绍良便求他带自己去印尼投奔叔父。那华侨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合计作为“父子”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
　　听说儿子要出洋，父母心里都很难过。但林绍良讲得有道理：“树挪动要死，人挪动却活，干吗要把儿子困死在家中呢？”既然绍良有志，父母就由他去吧。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
　　怀着父母的养育之情，牢记父母的谆谆训诫，林绍良迈出家门，走向那远方的陌生土地。
　　1938年春天，林绍良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这块土地。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这一招还真灵，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高兴地给他加了薪，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2年后，他有了些积蓄，就想独立创业，去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深感艰苦岁月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炼，才会有所进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打响了。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有过几年经商经验。独具慧眼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独闯天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成败则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在异国他乡唯一依托的叔父，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给印度尼西亚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恰逢前些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把这项掩护任务交给了林绍良。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正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印尼的现任总统苏哈托，而当时苏哈托是这个师的上校团长。
　　林绍良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对于处于被围困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提供安全保护。
　　双方一拍即合，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他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一天傍晚，林绍良把一批军火押送到印尼军营后，便来到苏哈托的团部。两位挚友见面后就亲热地交谈起来。林绍良把贩卖丁香的想法如实相告，并请求苏哈托团长派兵保护。苏哈托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有了苏哈托的特殊保护，林绍良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马鲁古群岛。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了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在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后，也决心大展鸿图。古突士镇这个曾经使他发迹之地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此时，印尼的经济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进入其它领域。
　　从1954年起，他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丰厚的资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了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即投资1亿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达100万吨。此外他还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林绍良的水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泥产量近1000万吨，约占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金融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有30亿美元，但其金融业的总资产却达40亿美元。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5年，林绍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辞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银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此君才华横溢，精通银行业务，便立刻邀请他到中央亚细亚银行供职，并允诺给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绍良慧眼识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该行1978年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而且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的加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中央亚细亚银行不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于国际贸易，而且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使林绍良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实现了他那“企业王国”的梦想。“林氏王国”主要由两大集团构成：一个是三林经济开发公司（三林集团）。“三林”是指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兄弟。三林集团控制了两个大财团，即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华仁谊集团。前者是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林绍良本人占24％的股份。华仁谊集团则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另一个林氏集团是由林绍良与福清同乡林文镜合资组成，两人各占30％股份。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192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于、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林绍良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于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绍良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林绍良与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的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的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而且军方还慷慨地向他提供一个全职随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保护。但苏哈托的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林绍良正是以这种信念去创造他的业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如今，年近80的林绍良已从一线退居幕后，他的三儿子林逢生担任了林氏集团的总裁。1990年，林氏集团的营业额高达80亿美元，其员工约有13.5万人。林逢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深谙经营之道，正进一步地拟订周密谨慎的环球发展计划。林氏王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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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塑胶大王王永庆

王永庆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永庆的曾祖父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只得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后来便定居在台湾省嘉义县的新店镇直潭里。王家几代都以种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1917年1月8日，王永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茶农家中。
　　王永庆刚刚学会走路，就跟着母亲出外去捡煤块和木柴，希望能换点零钱，或者供自己家烧水做饭。童年的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俄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王永庆7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失学，取出多年积攒起来的几个铜板，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别家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会穿上漂漂亮亮的新衣服，可王永庆还是平时的那一套，他穿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他头上戴的草帽早已破了，但还得靠它挡一挡烈日风雨。他买不起书包，只能用一块破布包上几本书。他连鞋子都没有，总是赤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波！
　　就钦庋?纳?睿?跫乙裁荒芪?侄嗑谩Ｐ∮狼?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
　　王永庆的祖父劳苦了一辈子，最后只给孙子留下了一条教训。他对王永庆说：“种茶这一行，看来是难以为生的。就是饿不死，也吃不饱。你是读过书的人，希望你不要再困在这里，还是立志出门闯天下吧！”
　　15岁的王永庆，听了祖父的话，决心走出山区，去寻找一个能挣到钱的地方，帮助母亲养活一家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县城，在一家米店里当上了小工。聪明伶俐的王永庆，除了完成自己送米的本职工作以外，处处留心老板经营米店的窍门，学习做生意的本领。第二年，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米店的生意了，就请求父亲帮他借了些钱做本钱，自己在嘉义开了家小小的米店。
　　米店新开，营业上就碰到了困难。原来，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一天到晚冷冷清清，没有人上门。16岁的王永庆只好一家家地走访附近的居民，好不容易，才说动一些住户同意试用他的米。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努力为他的新主顾做好服务工作。他主动为顾客送上门，还注意收集人家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他还免费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它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经过王永庆的艰苦努力，他的米店的营业额大大超过了同行店家，越来越兴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碾米厂，自己买进稻子碾米出售，这样不但利润高，而且米的质量也更有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建筑业动得最快。王永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便抓住时机，抢先转向经营木材，结果获利颇丰。这个赤手空拳的农民的儿子，居然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这时，经营木材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便毅然决定退出木材行业。
　　那么，该干什么好呢？
　　50年代初，台湾急需发展的几大行业，是纺织、水泥、塑胶等工业。当时台湾的化学工业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企业家是何义，可是何义到国外考察后，认为台湾的塑胶产品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日本的产品，所以不愿向台湾的塑胶工业投资。出人意料的是，这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王永庆，却主动表示愿意投资塑胶业！消息传出，王永庆的朋友都认为王永庆是想发财想昏了头，纷纷劝他放弃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当地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公然嘲笑王永庆根本不知道塑胶为何物，开办塑胶厂肯定要倾家荡产！
　　其实，王永庆作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铤而走险。他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对塑胶工业还是外行，但他向许多专家、学者去讨教，还拜访了不少有名的实业家，对市场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甚至已私下去日本考察过！他认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来制造PVC塑胶粉。这是发展塑胶工业的一个大好条件。
　　王永庆没有被别人的冷嘲热讽吓倒。1954年，他和商人赵廷箴合作，筹措了50万美元的资金，创办了台湾岛上第一家塑胶公司。3年以后建成投产，但果然如人们所预料的，立刻就遇到了销售问题。首批产品100吨，在台湾只销出了20吨，明显地供大于求。按照生意场上的常规，供过于求时就应该减少生产。可王永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扩大生产！这一来，连他当初争取到的合伙人，也不敢再跟着他冒险了，纷纷要求退出。精明过人的王永庆，竟敢背水一战，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使台塑公司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产业。王永庆有自己的算盘。他研究过日本的塑胶生产与销售情况，当时日本的PVC塑胶粉产量是3000吨，而日本的人口不过是台湾的10倍，所以，他相信自己产品销不出去，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而是因为价格太高——要想降低价格，就只有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
　　第二年，他又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塑胶产品加工厂——南亚塑胶工厂，直接将一部分塑胶原料生产出成品供应市场。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王永庆的计算是正确的。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路自然打开了。台塑公司和南亚公司双双大获其利！从那以后，王永庆塑胶粉的产量持续上升，从最初的年产1200吨，发展到现在100万吨，使他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PVC塑胶粉粒生产企业。
　　当台湾企业界一轰而上角逐于木材行业时，王永庆果断地转向了塑胶行业；可是，当他在塑胶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却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关注他当初借以发家致富的木材行业。这一看，又让他看出了新的发财途径。
　　王永庆看到，由于台湾木材销路好，商家大量砍伐，可是他们要的只是树干部分，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树枝丫，都被白白地抛弃而浪费了。王永庆想，台湾的棉花产量严重不足，一直靠进口来补充，如果利用废弃在山上的树枝丫制造人造纤维，以替代天然纤维，一定会有发展前途！经过考察论证，1964年10月，王永庆开始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两年半以后，台南新化八卦山下矗立起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成为当时世界首创的连贯作业的人造纤维工厂。它使大量过去被抛弃的木材废料变成了纺织纤维，既节省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为台湾纤维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而台塑、南亚、台化三大企业，使王永庆在当时台湾50家大厂商中名列第三！进入90年代，王永庆的产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包括16家人企业公司，拥有员工4万多人，股东10万人，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650万新台币！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王永庆，连一贯以经营业绩傲视世界的日本企业家，也对王永庆衷心钦佩，把他与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的创始人相比，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许多经营管理思想，都已成为企业家们信奉的至理名言。王永庆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认为最有效同时也最有意义的做法，是选择“永远追求更大贡献”作为企业的目标。为了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企业就会鼓舞斗志，继续不断地扩充事业规模，经常保持着迎接新挑战的热情，和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他说：“我不但与别人竞争，也对自己严格要求！”
　　在生活上，身为亿万富翁的王永庆，同样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有人说，王永庆可能是世界上最节俭的亿万富翁了！他公司的一位职员，花了1000美元为王永庆的办公室更换新地毯，结果惹得王永庆很不高兴，差点大发雷霆！他对于吃的原则是“简便”，最爱吃的是家常的卤肉饭；他对于穿的原则是“整洁”，每天早上跑步穿的运动鞋，一双总要穿上好几年，而一条运动时用的毛巾据说用了近30年！
　　王永庆常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他们自己创业，不要依赖上辈的基业而坐享其成。他的儿子王文祥17岁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外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苦干了3年。后来回到自己家的企业中，王永庆同样要求他从最基层干起，经过课长、组长、厂长、副经理的逐级锻炼，数年之后，才让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王永庆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他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刮胡子刀，好让女儿自己替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一般老百姓家的还简单，连她手上的新娘捧花，也是跑到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当然，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王永庆从不小气。他曾一次就捐助2.5亿美元巨款给一家医院！
　　1988年，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报道，在全世界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中，王永庆以40亿美元居第16位！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外行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他的奋斗历程传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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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石油大亨安德森


一副微胖的娃娃脸，腼腆羞怯，说话轻声细语，语音拖得很长，近乎有点吞吞吐吐。然而，就在这书生般外表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坚韧刚强的品性。他就是精明能干而神秘莫测的石油大亨罗伯·安德森先生。谁要是第一次见到他那副尊容，一定很难相信他竟是叱咤石油王国数十载的石油巨子，是创建全美第七大石油公司——大西洋沃野公司的亿万富豪。是他探明并打出全世界有史以来油藏最丰富的一口油井；是他购买了100万英亩以上的牧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是他收购而后又卖掉伦敦的《观察家报》；是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工厂；也还是他，与中国政府合作勘探南中国海的石油蕴藏，签订了为期35年、耗资25亿美元的探油协议。正是这一连串轰动世界的惊人之举，铺设出他那辉煌的成功之路。
　　1917年罗伯·安德森生于芝加哥。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的银行家，其家族是来自瑞典的移民。安德森从小在邻近大学区的肯伍德地区长大。在浓郁的知识文化氛围中，他被送往新设的一所实验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他的成长深受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影响，哲学与古典文学作品是他最爱读的书。他不习惯于城市生活，而向往野外生活。每到夏日假期，他都是在怀俄明州及蒙大拿州度过。那时，他已决定将来要到西部某处的小城去居住。
　　1939年他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的矿物酒精公司，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他携新婚的妻子搬到偏远的新墨西哥州去开始新的生活。1941年他独自尝试办厂。他让父亲替他从亲友处借来5万美元贷款，买下一家靠近新墨西哥州阿特夏市已破产的煤油厂，并开始从事“野猫式探油”，即偷偷在他入土地上探油，发现油藏后便不动声色地以低价买下这块土地。二次大战爆发后，石油及汽油的需求量激增，安德森的煤油厂的利润也随之上升。他成为麦可煤油公司的总裁，不久又将这家公司改名为“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吞并及收购，使其壮大起来，从而迈出了他石油生涯的第一步。
　　在他的经营下，杭多公司在15年内扩充了6座煤油厂，并钻探到几口油井，铺设了长达500英里的油管。1955年他以200万美元收购了加拉威尔夏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便开始赚钱。1957年，安德森又将它卖给海湾石油公司，这一买一卖使他获利2100万美元。为了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他决定开始多种化经营，便在新墨西哥及德州买下一系列的大农场，在农场里饲养一种叫布拉格斯的优质肉牛。他一共饲养了3万头，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到了1963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已变得十分强大。他让公司与大西洋提炼公司合并，组建成大西洋沃野公司。他由此拥有价值3500万美元的50万股大西洋股票，占全部股权的5％。第二年，安德森担任了该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65年，该公司董事长苏卜理心脏病突发而死，于是他开始任公司董事长，时年48岁。
　　这时，他已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完全可以提前退休，在自己的大牧场里安闲地生活，也可以到亚斯本人文研究所任所长。但是安德森打消了提早从石油业退休的计划，因为他发现公司内部营运方面有不少问题，作为公司董事长，他有责任对公司的管理实行改革，把公司办成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在他主持的首次董事会上，安德森不动声色，并很快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对这位讲话爱拖长尾音、头戴牛仔帽的新老板，在座的董事不少都持怀疑的态度，但他们心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从安德森以往的作为看，他一向有能力打败竞争者而获得有利可图的合约，并使企业有效地经营。在今天的会议上，新老板似乎有点腼腆，说话很客气。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终于领教了安德森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大将作风。安德森迅即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加强内部组织系统化，断然裁掉最无利润的加油站，并下令进行巨大的现代化计划。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他与新任命的总裁桑顿举行了即席会议。他为大西洋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拟出了纲要，他在一张办公纸上列出以下几点：使煤油产量与原油供应量平衡；避免从事不稳定的国外投资；发展石油化工业；多角化经营其它天然资源；通过兼并使公司更为壮大。这些目标在后来的几年里都一一实现了。
　　安德森似乎总是具有那种“见树知村”的预见能力。在用人问题上，他物色的总裁桑顿在以后的15年中都一直是他的好搭档。在事业上，他的预见大都也是对的。1968年，他将公司总部从洛杉矶迁往纽约。他认为公司要想成为一流公司，就应该迁到一个“企业气氛更为活跃的地方，要跟其它的大石油公司更为接近一点，纽约就是这个合适的地方。”果然，在纽约这个金融、贸易、工业和信息中心，大西洋公司如鱼得水，在十几年后果真成了美国十大石油公司之一。
　　安德森的英明预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阿拉斯加北坡大油田的发现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北坡油田地处阿拉斯加的卜路后湾，从50年代起就有许多石油公司在这里钻探寻油，但钻井打了几百口，却未见有多少油，最终都心灰意冷地撤走了。惟有安德森还坚持让他的公司在那里继续钻油，因为他直觉上认为北坡应该有油，而且是大油田。当然，他的直觉是建立在对当地地质构造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968年，他的信心与耐心终于得到报偿。大西洋公司在卜路后湾发现了油藏，而且很快被证实是有史以来油藏量最丰富的一个油田，由于这个油田的新发现，美国确切的石油蕴藏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2倍。也正是这次大发现，使安德森一夕成名，跻身于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板之列。这次发现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后来，有记者问他，这次成功的探油是眼光敏锐、精心策划的结果，还是仅凭运气而已？安德森谦虚地说：“两者都有，是百分之九十的运气加上百分之十的眼光敏锐和精心策划。自己不过是特别幸运而已。”
　　随着阿拉斯加这个大油田的开采与利用，大西洋沃野公司的财源滚滚而来。它的全部蕴藏量将会给这家公司带来将近1兆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油是进口的，每年将花费90亿美元，因此，光是这个大油田，目前就能为美国一年节省下200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逆差。
　　大西洋公司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使它的竞争对手之一、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慌了手脚，他们不久便向辛克莱石油公司提议，要收购这家公司。安德森在风闻这一消息后，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必须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他立刻亲自前往辛克莱公司，与其总裁路易斯面谈，陈述兼并对两家公司的种种好处。路易斯对他的提议深感满意，两人在晚餐席上达成了大致的协议。翌日安德森将去西部度假，临行前他特地留下一些指示给谈判人员，以备万一他不在而需要签约时能灵活掌握，他一再强调要尽量争取谈判成功。同时，他又与大银行联系，争取到一笔银行循环贷款，以便用来收购辛克莱的股票。
数日后，这项收购终于大获成功。两家公司的兼并使大西洋公司的规模扩大了3倍，增加了阿拉斯加古巴路克油田、一座位于休斯敦的煤油厂、一个长达数百公里的油管系统、一家大型石化企业以及美国大陆中部的一些石油行销机构等。
　　随着阿拉斯加大油田开采量日增，数以亿万计的美金纷纷涌入大西洋沃野公司的金库。公司的股价疯涨，股利猛增，新投资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大西洋建造了一支超级油轮船队，往返于阿拉斯加油管终点与美国西海岸炼油厂之间；新铺设了一条数百公里长的石油管道，大大加快了原油传送速度；在洛杉矶市中心区建造了两幢摩天大厦，公司的总部又从纽约搬回来。安德森的办公套房就设在大厦的最高层，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其竞争者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屋顶花园。
　　安德森本人的财富也因大油田的发现而迅速增加，他把这些财富逐次投资购买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其面积总共超过100万英亩，使他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他为这些牧场起了一些美妙如画的名字，如钻石牧场、拉提戈、阶梯、女人谷等。每到休假日，他都喜欢独自一人在牧场骑马，有时他会停下来跟他的雇员闲聊肉牛饲养计划。
　　当然，安德森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能如他所愿获得成功，他也有决策失误的时候。他曾在伊朗投资参与一个农牧计划，但伊朗国王一被推翻，他的资金全部泡汤了。他也参加过巴西的一项农业投资计划，但由于官僚作风、管理不善，以及油价低落，最终血本无归。
　　此外，安德森还做过一桩不赚钱又不亏本的大买卖，那便是轰动世界的收购伦敦《观察家报》之举。1976年，安德森以10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濒临倒闭的英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他之所以肯花这笔巨款，是为了重新建立跟英国的关系，以便扩大他的石油业务。然而，5年后他又把该报以原价转售给别人，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这一买一卖两桩交易都具有他的典型作风——秘密、果断而又顺利。至于为什么他又秘密地将该报转卖出去，他解释道，因为英国报业管理法规和舰队街的做法过于僵硬，使得报社无法将其工厂和设备现代化，经过努力依然看不出该报会有什么前途。而出售报纸是一种非常敏感的事，不可以到处宣传，也不可能事先告诉报社的任何人，因为报社内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如果报纸将要出售的打算一经透露，其破坏力比秘密卖掉要大得多。尽管这桩买卖没有赚钱，但他从未后悔买过这张有名的报纸，毕竟经他努力这家报纸没有倒闭。
　　在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下，公司也面临了财务困难，甚至有传言称有人要收购大西洋公司。为此，安德森在1984年采取断然措施，以迎接挑战。他推出了一份内部结构重组计划，大幅度精简该公司的组织结构，职工总数从5.5万人削减到2.5万人。石油勘探及开发的计划也予以外包或延搁，亏损的非石油类计划则干脆一笔勾销。他甚至把位于洛杉矶的公司总部大厦卖掉，以帮助筹措资金，重新买回价值40亿美元的大西洋沃野公司股票，从而避免了被收购的危险。而公司股票不跌反涨，其市值也因此在一年内升值30亿美元。
　　仅仅一年，大酉洋沃野公司就已渡过难关，各项业务蒸蒸日上。它不仅稳稳地保持着美国第七大石油公司地位，而且向其它领域拓展，成为美国第十大工业公司。它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厂，其太阳能电池也行销世界。它还设立了“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亚斯本人文研究所”，每年的赞助费高达数百万美元。
　　不过，安德森这只“野猫”仍旧热衷于探寻石油的行动。1982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在南海勘探石油的协议，协议规定，大西洋沃野公司勘探3500平方英里的南海海域，如果发现石油，它将与中国政府分摊开发成本及收入。为此，安德森将在35年内，花费25亿美元在南海探油。这是中国政府与西方大石油公司所签的第一份勘探协议，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份合约。这位石油业的老“野猫”又在利用他那敏锐的直觉，但这次是否仍旧幸运，还需假以时日。
　　1986年初，年近70的罗伯·安德森宣布从大西洋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他依然是一名董事，他的全部股份和牧场也都保留着。人们都相信，这位神秘的石油大亨仍将是他所创办的这家公司幕后的主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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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世界船王包玉刚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二十九代孙。他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位经营造纸业的商人。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已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他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以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它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那风险就太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这样，包玉刚才凑足了77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已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壬??悴皇窃谙蛞桓鲂『⒆铀的慊岱⒉瓢桑俊卑?窀詹换挪幻Φ胤次剩骸吧４锸肯壬??绻?夷玫叫庞米矗?隳懿荒艽?罡?遥俊?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给你！”
　　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人家出钱让你买船了么？！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上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虽然成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英国资本集团和华人资本集团一直是香港实业界长期摩擦的两大资本集团。自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集团垄断了许多行业，华人资本长期处于劣势。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华人资本渐渐壮大，李嘉诚等人早已跃跃欲试，要与英国资本集团一争天下。李嘉诚先是悄悄地收买英国怡和集团所控制的九龙仓的股票，已经掌握了其中的18％。但是这时，李嘉诚感到同属于英资集团的和记黄埔对他更有吸引力，而要想同时吃下这两个地方，又是他的财力难以达到的，所以他约包玉刚密谈，希望包玉刚能接手九龙仓。如果他们两人能顺利地控制和记黄埔和九龙仓，则英国资本集团在香港的垄断地位就一定会被动摇！
　　作为一个中国人，包玉刚早就希望华人资本集团能扬眉吐气。他也深知九龙仓的重要地位。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18亿港元，那一带的地价早已是寸土寸金，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所以包玉刚表示愿意接受李嘉诚的建议。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40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4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位香港的“海陆大将”微笑着握手告别。掌握了九龙仓股票2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悄悄地收买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包玉刚宣布，他已控制了3900万股九龙仓股票，约占总数的30％。英国人慌了，因为他们只掌握着20％的九龙仓股票，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的大权必须交给包玉刚了！也就是说，怡和集团将失去九龙仓。
　　怡和集团找到后台汇丰银行商议，要汇丰银行支持它足够的现金，让它有可能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这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95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3000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计划一宣布，包玉刚一定会退出这场竞争。因为，包玉刚必须再收购2000万股股票才能继续保持他的优势，而一夜之间必须拿出20个亿的现金来，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包玉刚是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这十万火急的情报的，他的心不禁隐隐作痛，深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雄厚，他几乎要被逼到绝路上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李嘉诚送到他手中的，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包玉刚决心要同英国伦搏一搏。他一边放风，说还要去拜会墨西哥总统，却在6月22日悄悄启程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105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21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
　　不知有多少人在感叹：我的天，21亿，要2100个百万富翁凑起来，才能有这么多的钱哪！
　　“世界船王”一举“登陆”，并且牢牢地掌握了陆地的控制权！包玉刚功成名就，他所受到的尊重，远远超出了实业界的范围。在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后，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和巴西的总统，纷纷授予他勋章或奖章。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他与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里根、伊丽莎白二世等人的合影……
　　尽管包玉刚有如此显赫的威望，但数十年来，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尽管包玉刚有难以数计的财产，但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
　　然而，对于生养他的祖国，他却慷慨大方。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发行建设公债，他尽自己的财力，认购公债达数万港元。改革开放后，他率先购买中国建造的船舶，推动了中国船舶的出口。1979年，他捐款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新型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不久，又捐资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兆龙图书馆。他捐款5000万元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投资600万美元与内地合资建造宁波钢铁厂……
　　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在家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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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平卡斯的神秘之死

1980年6月10日，星期二，拂晓时分，瑞士洛桑市郊的绅士庄园一幢别墅门前，两辆警车闪着红灯鸣着警笛匆匆赶到。别墅似乎安静得很。女仆把警察领了进去，警察直奔上楼。走廊里有一条家犬的尸体，中毒而死的。在卧室，警察发现这座别墅的主人也已经死去了，显然是吃氰化物自杀的。尸体旁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求朋友们原谅的字样。
　　按说，此案到此可结束了。但是……
　　就在当天上午，洛桑的警察们赶到绅士庄园之前，在法国的戛纳警察局，有人打来匿名电话，要他们立即到大旅馆里一位女士的顶层阁楼去。
　　警察发现原有一套门锁，却连一个也锁不上，寓所的女主人显然是氰化物中毒而死，她的尸体旁是撕碎撒开的字条。字条上写着：“亲爱的，我给你最后的忠告，因为我爱你。打开这两个小包，吞下4粒胶囊，药丸很快见效，你就来到我的身边了。”信里说，如果她再活下去，必定受磨难而且丢人。还说：“几年来，我一直想在经济上翻身，可是没有成功。”署名是：“爱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你的伊莱。”
　　乍一看，这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案子扑朔迷离，非常复杂……
　　我们先说别墅里的男死者平卡斯吧。平卡斯至少会说5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保加利亚语，是一位颇有教养的绅士。他中等身材，粗眉大眼，手特大，脑门也很大。
　　平卡斯生于1920年，21岁时作为保加利亚难民来到瑞士，随家人在洛桑定居，并在这里上学读书，一直读到取得化学专业学位。这以后的39年里，他过的是一种功成名就而且受人尊敬的商人生活，他的住宅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绅士庄园”。一有空闲，他就在自家花园里侍弄玫瑰打发光阴。传说他的个人年收入存15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之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阔佬了。他的实际收入比这还要多上百倍，但他“真人不露相”，富而不奢，从来不讲排场。只是出于对美洲虎轿车的钟爱，他拥有好几辆“美洲虎”。
　　平卡斯这个人有点古怪，性格孤僻，形单影只的，从不和左邻右舍说话，不过见人就给你一个友善的微笑。因此也就没人去理会他的这种孤僻性格。有的人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内向、腼腆寡言、总是小心谨慎的一个人。
　　平卡斯主要经营化工产品。他的公司取名索西尔，在洛桑有一家戒备森严、全部机械化的大型工厂，生产机械水泵、软饮料和一氧化二氮。平卡斯偶尔向人透露，那软饮料就是可口可乐，他是除美国以外独家掌握可口可乐秘方的人。
　　此外在平卡斯的商业经营中比重最大、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叫做“笑气”的高能爆炸性气体。随后几年，他发展这方面的商业业务，相继同许多军队建立商业联系，其中包括北约军事集团，尤其是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军方。平卡斯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暗中获取一些军事机要情报。比如，某地区对医疗器械的订数增加，就直接反映该地区武装力量的扩大。
　　平卡斯不仅仅介入了机密情报，他还是瑞士后备役部队的一名少校。在瑞士，每一个男性公民在其大半生里都有义务到军队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当平卡斯穿着后备役军官制服、佩戴少校军衔招摇过市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熟视无睹不以为怪的缘故。他对人们透露说，他是瑞士陆军毒气战部队的后备役司令。这个说法并非毫无可能，毕竟他是一位精通毒气的化学家。瑞士没有核力量，正需要靠毒气战来加强防务，抵御敌军入侵。他的作战方案是，一旦发现敌军有进攻的动向，立即撤入深山，并向山谷施放毒气，这样全国就如铜墙铁壁。因此这位平卡斯司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瑞士军队毒气战的后备役司令了。
　　然而瑞士军方声称，此人与瑞士毒气战部队毫无关系，而且平卡斯在里头连个普通工作人员也算不上。
　　60年代中期，平卡斯在洛桑郊外买下了283英亩土地，计划把它修建成一处疗养胜地。他本想得到美国人的赞助，但是瑞士法律不准许外国人享有它的财产权，于是美国人知难而退。平卡斯意外发现，他可以把这块地皮作为隐蔽所，去经营别的交易。
　　紧接着，平卡斯机敏地进入废钢铁业。他向美国陆军出售一氧化二氮。起初他运给美军的全是满瓶的，可是由于那些钢瓶上的阀门经常漏气，美军发现钢瓶内的气体分量不足。于是美国人就把没装满的瓶子注明“不可用”字样后，当做废钢铁处理。平卡斯再把这些瓶子回收，重新上漆，装足气体，把经过二次处理的瓶子很快又以原价卖给美国人。他向友人炫耀说，这可是一笔好买卖，还劝一些友人入伙。他的朋友们纷纷来投资。平卡斯把钢瓶指点给他们看，既然投资大有赚头，人们也就不去深究了。
　　据日内瓦的一篇报道透露，索西尔公司每年在全世界的一氧化二氮的销售额可达420万美元。平卡斯自己也常说，光是每年同美军卫生部的成交额，就达2700万美元。他甚至能拿出合同来证实这些数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手中握有美军发票上山姆大叔的签字，就会得到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青睐。平卡斯只是把它作为获得贷款的担保物。
　　平卡斯把同美军签的合同押给银行，此事可以追查到1948年。有人估计平卡斯每年的借款额多达5000万到6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可能是保守的估计，因为有些档案记录已被毁掉了。
　　如果有银行要查看平卡斯本人或索西尔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他会毫不迟疑地把它拿出来给他们看。总之凡是要看文件的人都会看到。对于每一宗贷款，查账的银行在调查报告中都被列为平卡斯的唯一债权人。因此，每家银行都有美国政府的文书，都有平卡斯的决算以及他的个人担保。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家银行，包括平卡斯凭合同借款的银行，如花旗银行等，曾向美军陆军卫生部核查一下。
　　当时连瑞士中央银行的地方支行也认为，平卡斯的签字和中央银行一样可靠。碰巧，银行的一位高级职员亲眼看见，这种说法确曾白纸黑字写在纸上。换句话说，瑞士中央银行也对平卡斯的信用深信不疑。
　　现在再说说平卡斯夫人。她的名字叫弗洛伦斯，令人丧气的是，这女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平卡斯和弗洛伦斯于1943年结婚。在此之前，在公共场合出人的这位弗洛伦斯小姐，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黑发女郎，说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西班牙语和法语。1964年两人离婚后，她就从洛桑城消失。她喜欢住在法国戛纳的住所，只是偶尔来瑞士换换空气。
　　弗洛伦斯比平卡斯大2岁，一直没生孩子，而且身上总带着一种忧郁情调。尽管离婚了，每个周五晚上，平卡斯总是飞往尼斯跟她共度周末。
　　后来真相大白了，她根本不是阿根廷人。她其实出生在洛桑近郊，她家里的人至今还住在那儿。当平卡斯认识她的时候，她只不过是当地一家酒吧的女招待而已。但是她为什么要冒充阿根廷人呢？谁也不清楚。重要的是人们竟然都相信这个说法。
　　1980年6月2日，日内瓦的一家银行里。一个职员正按例行公事检查一份文件，忽然发现他的手指抹掉了某处墨迹。他仔细审视那处污渍，发现这份文件是由美国陆军卫生部发出的。他暗自思忖，这真是怪事。按说美国人的印刷设备要先进得多，美国政府文件上的墨迹也不致于被人轻易抹掉的。他依照惯例向上级报告了这件小事。
　　上级要通了华盛顿特区银行办公室的电话，要对方查阅美国陆军卫生部的有关资料。华盛顿的银行给五角大楼打电话，美国陆军对此只是冷冷地甩回一句：“哪个卫生部？”
瑞士日内瓦的银行顿时明白平卡斯是个诈骗犯，立刻找来公共起诉人。他们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平卡斯进行询问。而直接牵涉此案的平卡斯，肯定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就已经预感到出了事。因为他突然归还贷款，不论是到期的还是没到期的。就在那个星期他至少给6个人写过信，向他们表示道歉，请求谅解。
　　6月6日，洛桑地方检察官收到一份文件，指控平卡斯犯有欺诈罪，触犯了瑞士银行法。
　　像平卡斯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人士，居然卷入诈骗案，此事搅得检察官心神不宁。他拨通了平卡斯的电话，说要见他。电话那头，平卡斯无所谓地大笑着。会面日期定在6月9日。
　　接过检察官电话之后，平卡斯接连给当地银行的两个高层人士打电话，要跟他们见面。6月9日上午，会议在索西尔公司举行。平卡斯告诉大家：“我被控告了。”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大家要求平卡斯说清楚事情原委。平卡斯只承认“有些过错”，想使大家相信“只是有一点而已”。他极力使大家理解，“只不过有些使人难堪”。
　　大家熟悉他，都说要帮他一把。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银行家，就是他们借钱给平卡斯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于是，银行的人有的去银行查账，查看他借去的款额有多少；有的私下去找检察官，看看他的于预能否挽回平卡斯的面子。到了当天下午，每个人都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平卡斯的问题严重，非同小可。
　　第二天上午，平卡斯死于绅士庄园，弗洛伦斯则在戛纳旅馆里身亡。于是就出现了本故事开头那一幕……
　　瑞士报纸以醒目大字为题，报道了平卡斯事件，说他是“保加利亚的犹太骗子”。有趣的是，平卡斯其实并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瑞士公民。自从他全家在洛桑定居后，他就入了瑞士国籍，持有瑞士护照。他也不能算是犹太人。早在50年代他就公开背弃犹太教，改而皈依基督教。在平卡斯生命的最后25年里，他是个合法的瑞士基督徒。
　　至于说平卡斯是不是个骗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平卡斯死后，警察立即赶到索西尔公司的办公室，但还是被平卡斯抢先了一步，大批文件已被销毁。但是从遗留下来的文件里，仍发现了美国陆军卫生部开出的发票，以及联邦银行3000万美元的担保。
　　平卡斯自杀6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平卡斯已成功地窃得1.4亿美元，其中1.2亿美元来自世界各地的18家银行，其中有瑞士、法国、英国、以色列的银行，还有美国的花旗等4家银行。
　　平卡斯死后2个月里，《华尔街日报》引用一家瑞士银行的说法，把原先估计的1.4亿美元改为1.08亿美元。但是人们私下里估计，由于有些银行没有公开声明被平卡斯所骗，平卡斯骗款实际数字可能在3亿至8亿美元之问。
　　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宣称，这一丑闻是“追逐钱财的狂热”的结果。他们的逻辑是平卡斯已经债台高筑，他只有不断借钱才能付出利息；但借款越多利息也就越大，为此反过来要借更多的钱。他们说，只要利率低，平卡斯的日子就好过些。但是要拿以19％的利息借来的钱，去偿付原定的12％利息的借款的时候，两者的利率差就使他大伤脑筋了。
　　既然平卡斯狂热地追逐金钱，那么，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有人认为一是挥霍，二是赌博。可是平卡斯是个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而且他也绝不是一个赌徒。
　　不错，按常人标准来衡量，平卡斯的确是个富翁。他在戛纳的寓所里装满了古玩、绘画和挂毯。他的夫人更是珠光宝气，她的壁橱里摆着470双鞋。大约在1980年初，平卡斯声明他个人拥有2500万美元的资产。
　　平卡斯夫妇双双自杀身亡了，瑞士警方和银行当局以“高级诈骗案”草草结案了事。
　　案子是了结了，但疑问仍然存在着。有好些问题，如弗洛伦斯当真是自杀身亡吗？说不定是平卡斯头天晚上驾车到戛纳来结果了他妻子的性命，特意制造出自杀假象，然后他匆匆返回洛桑自尽。这个推测恰恰可以解释为何那天清早当警察赶到绅士庄园时，平卡斯的轿车车盖仍然烫手。还有，弗洛伦斯的住宅简直像一座碉堡，每道门都上了锁，而警察赶到她自杀现场时，门都没有闩上。平卡斯不可能没有妻子住所的钥匙。
　　更可疑的是，钱到哪里去了？钱当然不会飞走，肯定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平卡斯为人心高气傲，生性倔强，他绝不可能甘受铁窗之苦，绝不会忍受审问的折磨。凡对平卡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自杀是他逃避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种分析意见认为：平卡斯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如果真有钱，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也会倾囊奉还的。但是既然他没有还钱，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根本无钱可还。
　　另一种分析意见认为：平卡斯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富商，他虽然把手中财产翻到数亿美元，但他决不去追求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平卡斯吞掉的数亿美元巨款花到哪里去了呢？什么证据也查不出来。
　　平卡斯绝非卑鄙小人，也不是无耻窃贼。既然钱又不是被他挥霍掉的，那么，这笔钱会不会被用到某种公共事业上去了呢？平卡斯头脑里会不会存在着某一方狂热区呢？后来一些怪事逐渐曝光了。
　　前面曾经提到，平卡斯是同美军做生意的，他可以接触某些军事情报，而且他的工厂里确实收藏着机密文件。一些平卡斯的熟人认为，平卡斯跟保加利亚人做生意，向他们出售情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出卖情报本身只会把钱赚进来，是不会使他的几亿美元悄然消失的。
　　于是事情更加复杂了。前面还提到，每个周五晚上，平卡斯都要驾车直奔日内瓦机场，飞往戛纳去和妻子度周末，甚至在他死后，报界也是这么报道的。现已查明，平卡斯并不在戛纳度周末，而是在每个周五晚上，在尼斯换乘飞机前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有一次在平卡斯去以色列途中，碰巧遇到一个熟人，熟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向他打听，他用神秘的口气说：“我在那儿有一套房子，那里头住着一个女朋友。”
　　平卡斯死后警方调查此事，可是以色列警方一口咬定，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以及他的什么住房和异性朋友。因为，如果平卡斯果真在那儿有一套住房，作为外国人，按法律他必须登记的，警察局就会有一份档案材料。
　　如今静下来想想，答案也许有了：以色列在各地有一批精英分子，他们和当地的富人联系，并可以在需要时找到这些人。这些精英分子叫做“采集者”。
　　可是平卡斯从未谈起过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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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运输巨头赵重熏


赵重熏是韩国大宇集团金宇中之前最有名的企业家。他白手起家，亲手创建的韩进企业集团包括“大韩航空”在内，拥有12家颇具规模的企业，2.5万名职员，这个“运输大王”也是韩国的首富，连续几年其财产总值在韩国的大财团中名列榜首。
　　赵重熏原先只是个地位卑微的卡车司机。1945年，25岁的赵重熏从高中补习学校体学，当年买了一辆旧卡车，在仁川创办了“韩进商社”，搞起运输生意。在当时的韩国，司机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但是赵重熏并不在乎，他埋头苦干，每天驾着卡车，往返于汉城和仁川之间，为别人送货。
　　由于当时的货运竞争对手不多，加之赵重熏勤奋苦干，经过10年的艰苦创业，到50年代中期，赵重熏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所拥有的卡车也逐渐增多。
　　朝鲜战争给赵重熏带来了发财的机会，这其中还有一段颇为传神的故事呢。据说，美国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期间，有一天，赵重熏从汉城开车到仁川，途中经过富平时，看到公路旁有辆车抛锚了，车主是一位美国太太。赵重熏见状主动下车，帮这位满脸愁容的美国妇人修好了车。没料到那美国妇人竟然是驻韩国美军一位高级将领的夫人，当她得知赵是一个跑运输的业主时，就通过丈夫帮他接下了运送美军军用物资的生意。从此赵重熏的财源滚滚而来。
　　与赵重熏有相似奇遇而发迹的华人富商陈玉书，在他的《商旅生涯不是梦》一书中说：“我总觉得，友善、微笑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即使是为人尽过微不足道的一把力，其中也就孕育着机缘，说不定比一生的拼搏、辛劳都更有收获。”用这段话来形容赵重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随后的第一年，赵重熏便与美国签订了7万美元的运输合同。他深知美军像一个不会枯竭的源泉，将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巨额的财富。他特别注重信用，他的商社总是保证及时准确地送货上门，而且一旦有货物遗失，马上进行赔偿。有一次，在运送美军军需物品时，一司机把1200套军服倒卖了。为保证及时如数交货，赵重熏花了近3万美元，到黑市上把军服赎回，即刻送到美军军营。
　　赵重熏就这样建立起极高的商业信誉，到第二年，他的公司所接到的运输合同猛增到130万美元。不久，赵重熏的家底也就丰裕了，他的专车成了当时最高级的奔驰，办公室也从仁川搬到汉城最大的“半岛饭店”里，而且在汉城付岩洞还拥有一幢500多平方米的私人豪华别墅。
　　赵重熏就是这样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
　　停战之后，韩国国内物资匮乏，全靠美国的援助，由于战时赵重熏一直信守合同，信誉极佳，战后他又揽下了军援物资的运送生意。赵重熏的事业从此进一步地壮大起来，向“运输大王”的宝座迈进。
　　赵重熏后来又大发越战财。
　　美军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后，赵重熏和韩国官员到战火纷飞的越南访问，当他们乘坐的专机飞抵越南上空时，赵重熏通过机窗俯视地面，只见越南的港口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运载军需物品的轮船，连海水也看不到了。当时，他那敏感的商业神经告诉他：这儿正是求之不得的用武之地，他决心要到这个战争市场上好好干一番。
　　要搞军需品运输，首先必须争取到美国国务院的许可，而这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他的决心。同年夏天，赵重熏和刚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弟弟赵重建（后来担任韩航副董事长）一起到美国，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越南搞军需运输的申请。他们的要求一开始就遭到美方的拒绝，但赵决不就此罢休，他和弟弟使用了各种手段，费尽唇舌与美方进行了无休止的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赵重熏还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由于过去几年赵和驻韩国的美国军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驻韩国美军从中帮了他的大忙，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样，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周旋，赵重熏终于争取到了他在越南从事军需品运输的许可。
　　一获得许可，赵重熏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行动。
　　1966年，赵重熏与美军签订了一笔金额为780万美元的运输合同，合同规定承运方必须以300万美元作为抵押金。300万美元对当时的“韩进”可是一笔巨款，大大超出其自身财力，但赵重熏毫不畏惧，他到处借债，甚至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到地下钱庄去借利率惊人的高利贷，最后终于筹到这笔巨额保证金。
　　当时，在越南从事军需品的陆路运输利润最高，但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随时都有可能陷入越南军队的包围圈内，因此大部分从事军事运输的人都不愿冒这种风险。惟有赵重熏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包下了利润极高的陆路运输。当时的人们因此给“韩进”取了“越战公司”和“越战财阀”的绰号。
　　在越南战争期间，赵重熏“玩命”地干着，也曾因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8年，越南共产党军队突然向美军发动了进攻，赵重熏被困在防空洞里，整整3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越南军队突袭了赵重熏的一艘停泊于港口内的轮船，正在船长室睡觉的赵重熏仓皇逃上甲板，在匆忙逃命中摔断了腿，险些成了越军的俘虏。
　　在越南战场上从事军需品运输的几年里，赵重熏冒着随时都有丢失性命的危险，挣了一笔巨款——1.3亿美元。这笔“卖命钱”大大地扩展了“韩进”商社的实力，也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此，“韩进”商社的实力不断壮大，在韩国企业界的影响也日趋扩大。他连续成立或接收了“大进海军”、“东洋火灾保险”、“韩国空港”、“韩逸开发”、“仁荷大学”、“大韩航空”、“济东兴业”等大企业。其中在兴建“韩航大厦”和接收“大韩航空”中，最能显示“韩进”雄厚的资财实力。
　　当时，汉城的地价高得惊人，而能买下原属三星企业集团李秉哲的地皮，建立起“韩航大厦”，除财大气粗的“韩进”集团外，谁也不敢问津。那时候韩国政府实行新的政策，决定将一批官营企业通过公开的招标，转给民营企业家经营，其中就包括“大韩航空”。在前后两次的公开招标中，没有人能够接收经营这家大企业。最后韩国政府官员找到赵重熏家里来，说服他接管“大韩航空”。可见赵重熏的资财在韩国是首屈一指，名列超级富豪之首了。
　　赵重熏接管“大韩航空”后，就成为韩国唯一的一个拥有海、陆、空二大运输体系的财问了。韩进集团也成为国际性的大公司。从此，赵重熏每到国外访问，所住的旅馆就挂起韩国的国旗，以表示对这个国际性大航空公司的大老板的尊重。
　　赵重熏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司机白手起家，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迅速发迹，成了腰缠万贯的韩国超级巨富。然而，他在不断扩大自己企业的实力，成为暴发户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不少丑闻：
1971年9月15日上午10点，250多名从越南回韩国的劳工，聚集在韩航大厦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喊口号，声称赵重熏在越南期间拖欠他们工资达149万元，要求“韩进”发还。后虽经有关当局调查，认为赵重熏无须偿还劳工们的所谓工资，这才勉强平息了事端。但社会舆论仍谴责赵重熏，说他以不光彩的手段欺骗缺乏法律知识的劳工，从而榨取劳工们的血汗钱，发昧心财。
　　同时社会上有传闻，说韩进集团用从越南战争中赚来的钱，开起了地下钱庄，向别人放高利贷，并且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机。对开地下钱庄一事，赵重熏极力辩解，他说：“像我这样的暴发户很容易招人误会，特别是来自原先的大财阀的误会。越战时为了签订军运合约，我到处张罗巨额的保证金，深受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之害。我怎么能自己也干起这一行呢？”误解也好，情况属实也好，一时间诸如此类的传言，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大损赵重熏的形象。
　　不仅如此，在接收“韩逸开发”后，为了安插韩逸原来的干部，赵重熏在“韩进”内进行了人事变动，把许多“韩进”的老人从课长降为组长。于是在外部丑闻迭起的同时，韩进内部的人事矛盾也表现了出来。
　　内外事端交叠，使赵重熏这个崭露头角的运输大王，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这段危机过去之后，赵重熏吸取了教训，更注意企业的形象，类似的丑闻也没有再出现过了。
　　赵重熏的经营特点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首先，韩进集团一直实行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从创业开始到第三代的大韩航空、韩逸开发，都是赵家的人经营的。
　　其次是赵重熏过于自信，他在经营上一直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公司的一切事务，小到客观而具体的产品评析资料，大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都得由他一人定夺。赵重熏这种大包大揽的家长作风至今未改。因此，韩进集团就造就不出专业的人才。
　　赵重熏有两个听起来很不雅观的绰号：“现场监工”和“哈巴狗”。但正是他的“现场监工”和“哈巴狗”，才造就了这个赫赫有名的运输大王。
　　赵重熏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场监工”。在接收“大韩航空”以前，他常常在清晨4点起床，到工地现场去监工。接管大韩航空以后，他照样早起，每天5点钟一定会赶到金浦机场，监督夜班工人的工作。赵重熏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即使在越南搞运输时那次因逃命而摔断了腿，他也没有休息，裹着石膏，每天清晨仍一瘸一拐地去监督工人工作。
　　赵重熏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每天都4点钟起床，当别人起床时，他家早已灯火通明，以致引起了邻居的误会。1972年的一天，他的一位邻居向里长检举说，赵重熏这个阔佬不知道节约能源，家中的灯彻夜通明。殊不知这阔佬早已踏着夜露到工厂当他的“现场监工”去了。
　　赵重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惜时如金。因此韩国企业界又给他取了个不雅的绰号：“哈巴狗”，比喻他像哈巴狗那样一刻也闲不住。越南地处亚热带，夏天的中午赤日炎炎，一般人很少干活，都要午睡休息。可是赵重熏在越南期间，依旧不改本性，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出去工作。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时间就是金钱，他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他常常会因为不忍心花一分钟时间等电梯，而自己爬上21层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赵重熏还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在公司财务方面，他信不过任何人，每笔支出他都得亲自插手，连一般10万元的支出，都要经过董事长的批准方可。
　　赵重熏的小气抠门不仅表现在公司财务问题上，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极为俭朴的。尽管自已经营运输业务，1965年，赵重熏赴美洽谈越南战争运输事宜时，居然舍不得乘客机，而是搭货机走的。
　　但是另一方面，“吝啬鬼”赵重熏却得了个“慈善家”的称号。他虽然小气，却有着菩萨般的心肠。有一次，他的一位普通职工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而韩国当时的医术水平对这种心脏病束手无策，若不能出国治疗，这位病人只有在家等死了。赵重熏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叫人把病人送到美国去治疗，直到他完全康复为止。该职工和公司陪护人员及家属往返几次的全部费用都是赵重熏私人掏的腰包。
　　赵重熏从一个汽车司机一跃而成为超级大亨，他的经营哲学是：企业是艺术，要创造出让人肯定的好作品，就要使企业成员像乐队的和音一样调和。他熟读《三国演义》，一次次地悉心揣摩“三国”中的3000多个性格不同的人物言行，从中学会与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方法。
　　已是声名显赫的“运输大王”的赵重熏依然雄心不减，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国际船业大王”。已经拥有“大进海军”、“济东兴业”、“韩进海军”等企业的韩进集团，离他的“国际船业大王”的梦想并不算遥远。但赵重熏已年逾古稀，他的宏图大志也许要靠他的儿子们去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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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汽车收藏家施兰弗

法国的米卢兹市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位于和德国、瑞士交界处。它同时也是一座工业发达的城市。当地旅行社的小册子上介绍说：“这是一座充满惊奇的城市。”市内有一座历史博物馆，一座铁路博物馆，还有消防水龙馆和艺术品馆。而最令人惊奇的，市里还有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馆内展出600辆老式汽车和其它类型的车辆。从1878年至1950年间，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98种样式的汽车，馆内都收集齐全，一样不少。
　　汽车博物馆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是施兰弗。
　　这些汽车占地5英亩，全在一个屋顶底下，极目所见是红色瓷砖的过道，两旁845盏模仿巴黎19世纪街灯的灯座，把大厅照耀得十分典雅。所有的汽车都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这个场面使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激动不已。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来参观时，第一个反应竟是：“这要耗费多少钱财啊，简直跟德国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一样！”陪同总统参观的弗里茨·施兰弗骄傲地说：“把我跟路德维希相提并论，是多么美好的赞美之词啊。我办这个博物馆，也许有人认为是超级荒唐事，但人的一生当中做什么事都该合自己的胃口，要不然就不值得去做了。”
　　展出的600辆汽车中，最多的是123辆布加蒂牌汽车。这种60多年前生产的汽车，目前已成了汽车收藏迷们追寻的目标，有的收藏迷哪怕是弄到一件布加蒂压缩机就求之不得了。汽车收藏迷们见了这么多布加蒂车，都会满腔妒意，气得流泪：“真难看！”看上去，这些世上罕有的珍品，好像是被马马虎虎地堆放在一起似的。
　　施兰弗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布加蒂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弗听说厂里有23辆老式的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双排7汽缸赛车，参加过1930年勒芝24小时拉力赛。
　　后来，施兰弗又从美国芝加哥某个人手中买进30辆布加蒂牌汽车。那个美国收藏家要价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9万美元成交。
　　施兰弗买旧汽车真是到了发疯的程度。1960年一年里，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地运到米卢兹市。其中有的车子是在夜里才卸下来。所有的车子都用防水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装运都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简直就像间谍小说一般让人感到神奇莫测。工厂周围装上了铁丝网和强光灯，还养有警犬。施兰弗挑选了40名宣誓保守秘密的工人，来这里全天上班，组装和修复这些收藏品。施兰弗骑着自行车在这里不停地巡视，不停地检查安全情况。当他发现哪个人胆敢偷看新到的汽车，就会狠狠地罚款，甚至把他解雇。
　　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施兰弗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卢兹人，我建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里，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仅33人，都是些大人物。
　　人们要问，施兰弗哪有那么多钱收藏汽车的呢？施兰弗是纺织厂的大老板，从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弟弟接收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越做越大。施兰弗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可是，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都发生了危机，许多人都碰到了麻烦，施兰弗也一样。由于需求突然下降，同时成本和工资直线上升，什么东西都乱了套。施兰弗最终决定：够了，不干了。
　　施兰弗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一门心思搞汽车博物馆。工厂关门，大批工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会出面谴责施兰弗经营不力，并把公司的资金用到汽车收集上去。施兰弗无奈，表示愿意把全部4个厂子卖给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人肯代他还债。债务约为6000万法郎。可是一个甘冒风险的买主都没有。
　　施兰弗的公司被列为财务清算状态。市政当局任命了一位著名的公司经理艾伯特来设法挽救这个集团。艾伯特建议用汽车博物馆来还债。他对施兰弗说，如果把你收集的旧汽车卖掉，就可以使你的纺织厂继续经营下去。他举例说，有个艺术品收藏家就是用他的藏画挽救了他的企业。可是艾伯特怎么也说不通施兰弗。
　　面对着大规模解雇的威胁，心坏不满的纺织工人们占领了工厂。施兰弗和妻子、女儿被迫躲了起来。工会组织工人们包围了施兰弗一家躲藏的别墅，把他们一家整整围困了72个小时。
　　施兰弗认为这实在太过分了，就向警方打了电话。法国防暴警察于第二天上午来到，他们全副武装，把施兰弗一家搭救出来。这一回全世界的报纸都充分报道了此事。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米卢兹的市政大厅里就传开，说那些收藏的汽车是如何如何的精美。时不时就会有市长身边的人来向施兰弗提出建议，希望他立遗嘱，死后把博物馆赠给市里。施兰弗说：“不行！那博物馆是我的。至于以后怎么处理，留到以后再说。现在我80岁，可是我会活到100岁，还有20年好活。20年以后就把它交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离开法国之后才8天，又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对施兰弗说，如果你把博物馆捐给市里、省里或国家，那么你的问题立时就可以解决。施兰弗又把他们撵走了。以后他们又来了好几回。施兰弗照样给他们吃闭门羹。他说：“要是没有我就不会有什么博物馆。而没有博物馆，米卢兹市就一分钱也不值。正是因为我才使米卢兹市闻名于世的。”
　　后来工会控告施兰弗，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国法庭于是向施兰弗发了逮捕令。
　　事后施兰弗回忆说：“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不让我在法庭上辩护。他们说发出逮捕令，是因为我可能胡乱支出公司的资产。我和我弟弟共有25家公司，我可以说没有一辆汽车是用公司的钱买的……”
施兰弗对那些收藏品的确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一共有600辆汽车，这些汽车一辆接一辆排起来，就能排出5公里的行列。为了不让汽车风吹雨淋，他得设法弄到2万平方米的地皮盖大厅，那大厅大得简直难以想象！多年来，施兰弗曾接到好些国家的建议，这些国家愿意帮他搬迁博物馆。当时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曾建议他把汽车搬到马德里去。此外他还接到过瑞士、意大利和阿根廷的邀请。可是施兰弗都谢绝了。他说他母亲是米卢兹人，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的。
　　施兰弗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了。
　　米卢兹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计，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约660万美元），买下了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
　　施兰弗说，如今实价应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仅仅施兰弗的8辆1932年布加蒂牌轿车就值4400万法郎了。前不久，索斯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那时就相当于500万法郎。
　　再看看41型布加蒂牌轿车吧！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6.7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说是奢侈至极。此车由一部8汽缸、12.7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弗收藏。
　　要想知道布加蒂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并不难。其中的一辆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拍卖价是惊人的1000万美元！可是，施兰弗的两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这辆车是世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蒂为他自己乘坐而造出来的。引擎顶盖占全车三分之二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样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华丽，内部装饰极度奢侈。前边两个座位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最保守的估价，也值3000万美元！
　　因此，在施兰弗宣布公司破产的时候，法国专家们把他的600辆收藏品轿车作价4400万法郎（660万美元），实在是够荒唐可笑的了。
　　米卢兹市政官员带领专家们，来到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给汽车作价的时候，都说这些车子又难看，又不好，不值钱，没有证件，而且复原得也不好。他们故意贬低这些收藏品，无非是为了压价。施兰弗气愤地说，他们简直是从我手里抢走的！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收藏品了。原先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现在却成了引起轰动的东西。
　　法庭指定来分类并估价的一名专家名叫波莱恩。此人是个巴黎的拍卖商，常非法出售古画、法国家具、东方陶瓷和当代雕塑。波莱恩在米卢兹逗留了3个月。他说，许多车子不值得陈列到博物馆里，是些仿制品。他说这话显然指的是41型布加蒂的罗亚尔牌轿车，那是施兰弗要工人装成复制品但还未曾完工的。波莱恩又说，这里简直是个汽车房，不是博物馆。
　　施兰弗就像任何一个汽车收藏迷一样，对波莱恩的话嗤之以鼻。他说，你懂什么？你不过是个拍卖商，对于古老汽车一窍不通。
　　后来法庭请来一位真正的行家查佩伦先生，此人是巴黎工艺品博物馆的工程师。查佩伦看了布加蒂轿车，要求把引擎顶盖打开。为了填写报告单，查佩伦数了数那辆库珀·拿破仑型轿车，嘿，统共有16只汽缸！他坚持说这种车统共只有8只汽缸，因而认为这辆车不是真品而是仿制的。施兰弗很遗憾，竟连查佩他也不识货，真可惜！
　　直到1981年，施兰弗请来了巴黎的克里斯琴·许尔，这是法国高等法院和克里斯蒂国际拍卖行认可的唯一的一位古老轿车专家。许尔以严肃认真的而且是诚实的态度，把施兰弗的汽车定价为3.07亿法郎。他说他还可以多说些，因为克里斯蒂拍卖行作价为3.25亿法郎。真可耻，那些人把价钱定得那么低。他们简直是一伙盗窃集团。
　　施兰弗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里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的套问。套间在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里摆满了古旧家具，这并不给人以破败的印象。
　　施兰弗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卢兹市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弗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人自然不呆，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出国外。施兰弗又不甘心，于是他就在法国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卢兹市打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可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
　　有人问施兰弗，有朝一日你官司打赢了，你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笑笑说，不会的，因为我母亲是米卢兹市人。这场官司谁胜谁败还很难说，但是，施兰弗至少已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