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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金融家康心如

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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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饮料大王伍德鲁夫

在当今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可口可乐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而它的独特风味，又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广大消费者，平均每天销售量达10亿瓶（罐）以上。1992年，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额高达560亿美元，占世界软饮料市场的45％，而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问世后的头一年，日平均销售量只有9杯。从9杯发展到现在的10亿瓶以上，这无异于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但是，你也许不知道，这巨大的成功竟源于一次偶尔的失误，这神奇的软饮料当初不过是一种配错了的治头疼药水。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数罗伯特·伍德鲁夫，他被美国人誉为“可口可乐之父”。
　　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有一家药店。老板约翰·庞巴顿是个业余药剂师，闲来总好摆弄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和各种药水，希望能发明一点新药剂。头疼病是当叫人们常犯的一种疾病，他便着力于头疼药水的研究。他发现古柯树叶和可拉树果具有提神兴奋的作用，印第安人和西非人长期以来就把它们用作醒脑的药物，心想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配制成一种健脑补脑的治头疼药水呢？经过多次试验，这种用古柯叶、可拉果、蔗糖、食用油和香精等配成的健脑药水炼制出来了。他用“古柯”和“可拉”这两个词的谐音，为这种浅棕色的液体取名“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新型治头疼药水，可口可乐受到患者的欢迎，但它毕竟是一种药剂，销售量是微乎其微的。
　　1886年5月的一天，一个头疼病人来到药店，要求给他一杯可口可乐药水服用。店员稀释这种药水时，一时疏忽，错把苏打水当成冷开水掺了进去。那位患者不明就里，举杯就喝，只觉浑身畅快，连声喊道：“你今天的可口可乐药水真是太棒了，味道简直妙极了！”庞巴顿闻声从里屋出来，呷了一口杯中所剩药水，也觉得味道与往常不同，确实妙不可言。他问清事情的经过后，便决定将错就错，以新配方配制可口可乐。那顾客意犹未尽地又痛饮了一杯。在他的宣扬下，很多顾客接二连三地跑来要求品尝这种特殊风味的药水，有的干脆就把它当做日常饮料来饮用。一个店员工作中心不在焉的一次失误，竟带来了奇迹，可口可乐就此发迹，从一种药剂魔术般地变为人见人爱的饮料。
　　精明的庞巴顿以其丰富的药理知识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很快定下可口可乐的14种原料，并将配方密封在亚特兰大市银行的保险柜里，成为秘不示人的专利。他还请自己店中的会计、出色的书画家鲁宾逊设计商标。鲁宾逊精心琢磨，绘制成精美别致的商标“CocaCola”。100多年来，可口可乐历经风风雨雨，鲁宾逊设计的商标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成了可口可乐的传统徽记。
　　可口可乐在它的发明人庞巴顿手中小有发展，到1887年，销售量增加40多倍，从当初日销量9杯增至370杯，年销售量从25加仑增至1049加仑。但是，庞巴顿虽有新创意，却不善推销。他给产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注册了个醒目的商标，申请了专利，配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也花费几十美元作广告，写上“健脑智能”、“青春永驻”等宣传词语。由于他对当时美国的饮料市场并不了解，他所创制的可口可乐，究竟是药水还是清凉饮料，品质含混不清，而且就日常饮用来说，它的药味儿太浓，不受一般人欢迎。因此，庞巴顿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濒临困境，加上身患重病，不久，便在一文不名中郁郁死去。
　　在庞巴顿临去世之前，亚特兰大的药剂师阿萨·康德勒以283美元的微小代价买下了可口可乐配方专利和制造销售权，成为可口可乐的第二个主人。康德勒不仅是个药剂师，而且是个善于推销、经营有方的商人。他仔细分析了可口可乐销路不畅的原因。首先，康德勒与助手经过反复尝试，在可口可乐的配料上加以改进，他把糖浆巧妙地溶进可口可乐的液体，改变了它的味道和颜色，使它更适合于世人的口味。其次，康德勒把庞巴顿所忽视的商品性质，加以明确。他提出：“可口可乐不是药剂，而是百分之百的滋补健身的清凉饮料，而且是迎合大众口味、连女性和小孩都可以饮用的饮料。”以此为基础，他拟定了宣传广告的基调是“清凉爽口的饮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可口可乐，可口芳香，妙趣横生，提神清爽”的广告一直被沿用着。
　　在经营方式上，康德勒继承并发展了庞巴顿的只批发可口可乐原液而决不出卖配方及生产权的方式。凡欲经销可口可乐的企业必须向公司申请，获得“许可证”之后才能购买到原液。这样就防止了经销商之间无益的竞争，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促进可口可乐在当地的销售上。此外，康德勒还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出美观大方的细腰身玻璃瓶。这种别具一格的瓶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可口可乐，拿在手里感觉舒适，而且不易被仿造。
　　康德勒的努力没有白费。可口可乐以新的面貌刚一推出，便迅速在亚特兰大畅销。此时又恰逢美国兴起“禁酒运动”，可口可乐被誉为“圣洁的水”，而备受人们的青睐。不久，可口可乐在整个佐治亚州盛行起来。到了1902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骤增至36万加仑，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成了最热门的美国货。康德勒也因此成了百万富翁。
　　1917年，康德勒退休。可口可乐在随后的两年几度易手，由于经营不善，销量日趋减少，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在这时候，罗伯特·伍德鲁夫的父亲却敏锐地觉察到可口可乐的潜在市场。于是，他在1919年不惜花费2500万美元，高价收购了可口可乐汽水厂以及可口可乐专利权，创建了可口可乐公司。
　　由于老伍德鲁夫年事已高，便召回已在怀特汽车公司任副总裁的儿子——35岁的小伍德鲁夫。1923年，罗伯特·伍德鲁夫当上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伍德鲁夫189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年轻时受过军事教育。20岁那年大学未毕业，便弃学经商，后以推销卡车而出名。他入主可口可乐公司后，常对人说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他确实是个天才的推销员，在他掌管公司大权的60多年中，可口可乐被推销到全世界，夺得“世界软饮料之王”的桂冠。
　　雄心勃勃的伍德鲁夫刚一走马上任，就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他在公司增设了“国际市场开发部”，试图把可口可乐推向世界。但是，要想将这种略带药味的饮料推销到国际市场，使全世界饮食习惯和口味各异的人都能接受，又谈何容易！
　　阻力首先来自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内部保守的元老们。老董事杜吉尔怒气冲冲地斥责道：“我知道你新官上任想表现一番，但你总不能为满足你的虚荣心而牺牲全体股东的利益吧？”伍德鲁夫争辩说：“英国的食品能在国外销售，我们美国这么好的饮料为何不能外销呢？”杜吉尔振振有词地反驳道：“食品与饮料完全不同。人们对食品主要考虑的是营养成分，只要有营养，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口味迁就食品。而饮料只是消暑解渴，喝不喝都没有什么两样，外国人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去迁就饮料呢？”伍德鲁夫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口可乐那独特的风味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进而改变人们原有的习惯。可口可乐畅销国内市场就是一个明证。我相信，外国人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喜爱上可口可乐的。”
　　一场唇枪舌剑之后，伍德鲁夫更坚定了开辟国际市场的信心，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更加注重推销方式，讲究推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
　　于是，他先在国内市场推行一项创新活动，那就是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可口可乐。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扩大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面，无论何时、何地，顾客都能买到可口可乐。
　　这一推销手段，很快赢得了董事们的一致称赞，但伍德鲁夫并不满足，因为他一心想开拓的外销市场总是不理想。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可口可乐的国内市场出现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伍德鲁夫，整天坐卧不宁，老胃病又复发了。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去看病，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班塞打来的。班塞现任麦克阿瑟军团的上校参谋，刚由菲律宾回国，特意给老同学打来电话。
　　伍德鲁夫寒暄几句后，问道：“你在百忙中还想着我啊？”班塞豪爽地大笑道：“我不是想你，我是天天在想你的可口可乐，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你们的饮料啦！尤其在菲律宾那热得要命的丛林中，一想到你们那种棕色的清凉饮料，真恨不得灌上一大桶。”伍德鲁夫连忙说：“欢迎你到公司来，保证让你喝个够！”班塞风趣地答道：“可惜我不是骆驼，否则我一定灌上一皮囊带到菲律宾去，留着慢慢享用一星期。”
　　班塞的一席话激起了伍德鲁夫的灵感：如果前方将士都能喝上可口可乐，不就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吗？当地的老百姓受其影响，自然也会喝这种饮料。这不就等于间接地打开了外销市场吗？
　　第二天一早，伍德鲁夫就赶到华盛顿，找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洽商供应前方可口可乐的问题。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被珍珠港事件搅得晕头转向的国防部官员，哪里顾得上听他的意见。一瓶可乐能提高多少士气？这个念头未免太可笑了。
　　伍德鲁夫毫不气馁，立刻回公司商量对策。他指派几个人撰写了一份宣传稿，并配上照片和杜撰的前方战士的心声，看上去像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
　　伍德鲁夫亲自对宣传稿加以删改，定名为《完成最艰苦的战斗任务与休息的重要性》，并用彩版印刷。这本宣传小册子特别强调；在紧张的战斗中，应尽可能调剂战士们的生活。当一个战士完成任务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喝上一瓶清凉爽口的可口可乐，该是多么惬意呀！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来说，可口可乐已不仅是消闲饮料，而且是生活必需品，与枪炮弹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并邀请了许多贵宾，包括国会议员、前方战士家属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在会上，他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观点：“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
　　他的话确实打动人心。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大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伍德鲁夫这个天才的宣传家使国会议员、军人家属和整个五角大楼为之倾倒。经过磋商，五角大楼的官员不仅把可口可乐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而且还支持伍德鲁夫在战地设厂生产。显然，在远征军驻地设厂风险极大，有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危险，因此伍德鲁夫说什么也不愿独自投资。他提出，既然可口可乐已列为前方战士必需品，这种庞大的设备投资，就应该由国防部负责。此时，恰好给前方供应可口可乐的消息已传到海外，广大前方战士一致要求国防部尽快落实。国防部虽然明知要增加很大一笔开支，却也欲罢不能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就公开宣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凡是有美国部队驻扎的地方，务必使每一个战士都能以5美分喝到一瓶可口可乐。这一供应计划所需的一切费用和设备，国防部将予以全力支持。”
　　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使可口可乐公司获益匪浅。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公司就向海外输出了64家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设备。军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竟达50亿瓶。至此，可口可乐公司已成功开辟了国际市场，并为战后的新飞跃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在海外作战的大批美军陆续归国。伍德鲁夫意识到，失去了这么一大批可口可乐“义务推销员”，如果不尽快推出新招，他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打下的根基就会连根拔掉。
　　一天，忧心忡忡的伍德鲁夫去医院看病之后，顺路又去拜访了老同学班塞。这时班塞已从前线回国，转到国防部一个福利组织工作。伍德鲁夫见面就问起可口可乐在海外销售的情况。班塞依据他在东南亚的多年经历，指出：“东南亚人喝可口可乐完全是受美军的影响，而且已经喝上瘾了。只要你们能保证供应，销路不成问题。”听了这番话，伍德鲁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但他又担心公司无力单独承担在海外设厂的费用。头脑灵活的班塞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你把可口可乐的制造权卖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出钱建厂经营好了。这种方式在东南亚一带是完全行得通的。”
　　在老友班塞建议的启示下，伍德鲁夫提出了海外经营策略的新思路：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去开拓可口可乐的海外市场，即所谓的“当地主义”。具体实施方案是：一、在当地设立公司，所有员工及负责人均为当地人；二、由当地人自己筹措资金，总公司原则上不出钱；三、除由总公司供应制作可口可乐的浓缩原汁外，一切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销售等，都由当地人自制自办；四、销售方针、生产技术、员工训练均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办理。后来，伍德鲁夫又增加了两条：各国工厂的广告宣传，由总公司统一制作；凡外国人设立公司生产可口可乐，一律要缴纳保证金。
　　就这样，伍德鲁夫把握了当时外国人对美国货狂热的崇拜心理，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不仅没有付出任何费用，反而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保证金。可以说，他对经营战略的运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据战后25年统计，除了在美国本土的发展和收入外，可口可乐总公司单靠批发仅占饮料重量0.31％的原汁，每年的经营总额就高达9.79亿美元，年均纯利1.5亿美元。可口可乐终于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饮料业的“日不落王国”，并不仅是凭借这种饮料的独特口味，它的成功多半靠的是广告宣传。伍德鲁夫本人极其重视广告的作用，经常亲自动手制作。他向董事们强调指出：“我们的可乐中，99.7％是糖和水，如果不把广告做好，可能就没有人喝了。”为了抓好广告制作，伍德鲁夫高薪聘请专家级人才。他的广告制作部里，既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精神分析学家和广告专业人员。他提出广告制作三原则：怡神悦目、简洁有力、给人清爽感。为保证广告质量，他还规定所有的分公司的广告宣传全由总公司负责统一制作。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广告、商标，甚至标有可口可乐徽记的红色冰箱，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正宗美国货。
　　早在可口可乐的起步阶段，就尤为重视广告的宣传。1911年，可口可乐的广告费高达100万美元。30年后，猛增至1000万美元，又过了8年，广告费再翻一番。到1958年，更是高达4000万美元。通过庞大的广告宣传，可口可乐那独特的红白两色的标志，已深深地印入全球消费者的心中。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商标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商标。1990年，美国旧金山一家形象咨询公司，在美国、日本、西欧对上万名消费者进行调查，选出世界十大名牌商标，它们依次是：可口可乐、索尼、奔驰、柯达、迪斯尼、雀巢、丰田、麦当劳、IBM和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雄居榜首。
　　据权威机构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可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可口可乐之父”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
　　1955年，65岁的伍德鲁夫宣布退休。但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和拥有350万股的公司最大股东，他在退休后依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直到80年代，他年届90了，仍对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奋斗不息、永不停步的精神，也就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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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石油大王保罗·格蒂
1976年6月6日、在距伦敦33英里的一座古老的贵族邸宅萨顿宫里，保罗·格蒂丢下他价值60亿美元的家产，撒手归天了。
　　他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和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决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却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格蒂将自己的生命与精力用到了极致，他疯狂地挣钱，尽情地享受，对社会、对朋友、对亲人却丝毫没有一点责任感，因此，他虽然富有，却又非常孤独。
　　保罗·格蒂1892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乔治·格蒂原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律师，后来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生活相当富裕。保罗是独子。
　　1903年，乔治为了追回一笔贷款去俄克拉何马州的马特尔斯维尔，那是一个新兴的边疆小镇，原先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区。因为发现了油矿，外来人口大量涌来，在那里到处打井采油，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间顿时竖起了无数油井架。小镇上挤满了冒险家和石油商，还有娼妓、骗子、流氓。开采石油与淘金一样，是非常赚钱的买卖，买下一块地，只要打出一口产油井，一夜之间就可成为巨富。当然也有许多人经营不善或打不出井而破产。
　　虔诚的基督徒、衣领笔挺的保险商乔治·格蒂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股黑色的漩涡，他花了500美元在那里买了1100英亩土地，在次年第一口油井投产后，他便把家搬到马特尔斯维尔，当时保罗只有11岁。
　　乔治运气很好，他在两个月里钻了6口井，每口井每月可产1万桶石油，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保罗用属于他自己的钱购买了明尼荷马公司——他父亲的公司的100股股份，成了父亲的合伙人之一。后来，他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几乎分道扬镳。这父子俩在生意上意见总是不能一致。而事实证明，保罗比他的父亲更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
　　在短短的3年中，乔治成了俄克拉何马最大的石油商之一。到保罗14岁的时候，他们又搬了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然后又迁到洛杉矶。
　　保罗在学校里不是个好学生，他的学分总达不到要求，从中学到大学，不知转了多少个学校。最后，他总算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凭。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而父亲说他的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接着，保罗又开始攻击父亲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何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乔治却在给儿子回信中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保罗·格蒂回到美国后，便决心要在石油业上试一试自己的本领。父亲答应为他提供资金，购买他认为有希望而且也是价格低?淖饨璧亍＠?蟮?0％归他，其余归父亲。
　　于是，不满22岁的保罗·格蒂只身前往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开始了他的石油生涯。在那些粗鲁的流浪汉和赌徒中，他是唯一带着手表的人——其他人都带枪。塔尔萨当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白天，掘油者在齐踝深的泥浆里跋涉；晚上挤在临时搭的四面透风的小木屋里吃和睡，木屋里弥漫着汗臭和酒气。保罗从小就习惯了油田的这种环境，他能够受得了。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租借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就在油井喷油的第3天，他又将这块地转卖给另一家公司，从中赚了将近4万美元。这是他第一笔盈利的交易．由于这一成功，父亲正式接纳他为家庭企业明尼荷马公司的一名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石油价格涨了将近一倍。格蒂家的财富也随之膨胀。保罗仍和一批掘油者住在塔尔萨的旅馆里。这里像纽约的股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石油商搜集有关油价和油矿的行情，交换租借地买卖的信息。保罗在这里做租借地中间人的生意，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并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租借地。
　　当时，石油商中很少有人认识到地质学在石油开采中的实用价值，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认为哪里有油就在哪里钻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保罗却与那些人不同，他听从了地质学家的劝告、把目光从竞争激烈的地区转向没有人注意的库欣油田北面和西面的红土地带。不久，他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加伯和比林斯油田。仅仅5个月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美元了。
　　保罗年仅24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踌躇满志，觉得这一辈子够用了，于是决定“退休”。他要把工作丢到脑后，好好地玩乐，尽情享受。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整天沉湎于酒色，跟女孩子胡闹，搞得满城风雨，差点被送上法庭。他因此得了个“年轻的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名声，也给他的父母带来了耻辱。
　　这么瞎混了两年之后，连他自己也感到，无所事事带来的只有无聊、不安和空虚感，他决定返回油田。
　　1921年末，格蒂家以693美元在圣菲斯普林斯附近买下一块山地，这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到1923年，这块地上年产油量达到7000万桶以上，并在此后的15年里，创造了640万美元的价值，真可谓是一本万利了！保罗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声称，如果不是他选定了那块地，他们家在20年代将一无所获。
　　老乔治与他的儿子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是有口皆碑的；而保罗则是一个“高而瘦、目光锐利、粗犷的年轻人”，他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1930年老乔治病故，他给妻子萨拉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并把遗产的控制权交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的副手；保罗只得到50万美元遗产。这对保罗·格蒂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父亲根本不信任他，认为他野心勃勃，会败光家产。名义上，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别人手里。他说的“别人”是指他的母亲萨拉和她身边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了他行使权力的主要障碍。
　　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股票市场崩溃。当大多数投资家和商人纷纷退缩和躲避的时候，格蒂却逆流而上，断定这是他施展才华、创建一个大型石油综合企业的良机。当时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已跌到相当于原来几分之一的价格，而股票的持有者们仍继续抛售。格蒂看中了加利福尼亚的两家石油公司，它们是墨西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凯特尔曼山油田拥有宝贵的地皮。格蒂的母亲萨拉反对购买股票，他就绕开母亲，设法说服公司的董事们，用贷款购买了300万美元股票。
　　然而，股票价格仍继续下落，他刚买到手不久，这些股票的票面价值就损失了100万美元。董事和石油商们都大发雷霆，相信他母亲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格蒂仍坚定不移地继续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因为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已从早先的每股17美元跌到3美元，几乎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了。格蒂相信，经济萧条是暂时的，迟早还会复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一般投资者要高明。但为此他几乎花光了属于他的每一分钱，如果此举失败，他将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
　　到1931年底，格蒂终于获得了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拥有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可是他还是不满足，眼睛紧紧地盯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即使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它的年净收入也高达5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乔治·格蒂公司的全部收入。而在跌风笼罩的股票市场上，它的股票价格下跌了大约90％，每股售价不到3美元。格蒂算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全部股份只值1450万美元。真是一个便宜货！他怎么也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搞到钱，他将乔治·格蒂公司的一块宝贵的产油地段以450万美元卖给了壳牌石油公司。然后，他开始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悄悄地买进海滨石油公司的1.51万股股份。
　　野心勃勃的格蒂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觉得必须获得属于母亲所有的大部分公司股份，这样，他才能完全控制自家的公司，随意地贷款，以便更多地买进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份。这就使得他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子之间不断地发生磨擦和争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33年圣诞节，萨拉终于向他的儿子让步了，答应以450万美元将她的股份卖给格蒂，但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而是有息期票。也就是说，格蒂欠她的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这笔借款必须在限定的几年时间里还清。
　　格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他的母亲就从公司最大的股东成为格蒂最大的债权人。
当格蒂掌握了家族财政的控制权之后，他的主要对手就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控制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庞大的美孚石油公司了，他必须把赌徒的本领和严密周到的计划结合起来。格蒂显然具备这种素质。
　　美孚石油公司和它的伙伴们对股票市场的形势是有清醒认识的，为了防止被接管兼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格蒂也有相应的对策，经过几次反复的较量，他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收购了海滨联合石油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40％股份，并顺利地进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
　　1936年，美国开始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石油股票价格也逐步回升。格蒂4年以前以每股2.5美元收购的股票此时价格已涨到20美元一股；1935年以9.6美元一股买的股票也翻了一倍多。到1936年年底，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已涨到29.5美元一股。这样一来，格蒂家族的财富便陡然增长了好几倍，连一向反对购买股票的母亲也惊呆了。
　　在后来的10多年里，格蒂又不断地扩大他的股权，到50年代初，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一人之外，其他的董事都是在格蒂的股份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格蒂那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蒂漫游欧洲，与德国法西斯上层人物多次接触，并公开表示崇拜希特勒，夸耀自己与纳粹元首的友谊，因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官方怀疑他暗中与德国人做买卖，为他们提供石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亲自提议将格蒂作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拘留，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证据不够充分。
　　战后，美国经济迅速繁荣，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本国的原油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美国的石油商们开始向国外，主要是向中东地区寻求发展格蒂也有这样的打算。但当时中东地区已被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等7家大公司所控制，要想打进去很困难。
　　没有人会想到，格蒂最后看中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一块不毛之地，这是一个属于两国共管的中立区，是一大片沓无人迹的沙漠。格蒂的石油地质学家驾着飞机从空中观察地形地貌，断定那下面埋藏着石油。经过谈判，格蒂获得了60年石油开采特许权，但他必须满足沙特阿拉伯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要冒极大的风险。美国石油工业界许多人公开指出，格蒂这样做注定是要破产的，他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出油。
　　格蒂却很有信心，他首先付给沙特国王950万美元现款，以支付国王的文职人员的薪水。此外，即使没有石油，他每年也要付给沙特人100万美元。而最令石油界瞠目的是，他竟答应每生产一桶石油付给沙特人高达55美分的开采税，这比其它石油公司付给科威特的每桶22美分多出一倍半。他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沙特开采石油成本低廉，着眼于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他断定那块地从长远来看是必定能赚大钱的。
　　在4年中，格蒂先后投下了4000万美元，但只产出少量劣质油。这种油很难提炼，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石油工业界的预言似乎已经被验证了，连格蒂本人也显露出焦躁不安的情绪。1951年初，他对沙特国王说：“我们的前途明暗莫测，尽管我们相信中立区的工作正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着，如果这个地区有石油，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找到它。”此时格蒂已经年近60了。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业务手腕非常不满和自卑，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活跃在商业界，但同时他又表达了仍不放弃争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一抱负。
　　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不断挫折之后，成功意外地降临了。1953年2月10日，在一块隆起的高地上钻的第六口井在距地表3482英尺处发现了含油砂层，接着就开始向外喷油。这一发现彻底扭转了格蒂的命运，美国《幸福》杂志称这一发现是“伟大的、历史性的”。
　　高产油井被一口接一口地打了出来，一个月内，格蒂公司的股票从23.75美元猛然上升到47.75美元，格蒂的财富又开始成倍地增加。他个人认为，如果进行一次性卖空或清算，他的股票有可能达到每股85美元。
　　石油地质学家们保守的估计：格蒂的中立区油田储油量在13兆亿桶以上。
　　为此，格蒂建造和购买了炼油厂，自行掌握巨量的原油加工生产，在威明顿、旧金山、意大利的盖塔和丹麦都有他的炼油厂。从1954年起，格蒂开始营建他的超级油船队，总吨位达100万吨，其中巨型超级油轮吨位数在7万吨以上。在洛杉矶、图尔萨和纽约，他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新办公楼。
　　1957年，格蒂的资产就已超过10亿美元。这一年，《命运》杂志列出美国最富有的人名单时，格蒂名列榜首。
　　格蒂一生结过5次婚，有4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与每一个妻子的婚姻关系都是短暂的，甚至在与前一个妻子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时，就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他从不关心他的儿子，有个孩子在出世后不久就患了重病，一直到死，格蒂从来没去看望过一次。儿子和父亲的死，还不如他那条心爱的狗死掉更伤心。因此，他的儿子长大后对他也毫无感情，虽然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也得到格蒂经济上的资助，但冷酷、自私、吝啬的父亲从不把他们当做他的石油帝国的成员看待，惟恐儿子们会夺去他的财产，削弱他的绝对控制权。
　　为了摆脱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纠缠．同时也为了照管中东的产业，格蒂从60岁以后就移居西欧，过着一种几乎是流浪者一般的生活，他流浪，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为了寻欢作乐。他经常带着两三个女人出去旅行，为她们花钱也很慷慨。他声称要给他的100个情人留下遗产，于是他就不断地修改他的遗嘱，多达25次。
　　当他成为美国头号富翁的名声传出去以后，他的照片被大量地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这时，他就不能再隐姓埋名去“流浪”了，因为那样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绑架，安全成了最重要的了。他一面否认自己有多少财产，一面考虑应该有一个比较安全而又不太引人注意的住所，于是他在伦敦附近用巨资买下了英国破落贵族的宫殿——萨顿宫。他把这座建于11世纪的宫殿每扇窗户都装上铁栏，养了十几条经过训练的、凶猛的阿尔萨斯狗。另有武装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座私人堡垒。
　　尽管格蒂非常富有，却从来不肯将他的哪怕是一分钱捐献给社会。另一位石油大王小洛克菲勒却与他完全不一样，他慷慨地为社会福利事业和政治家们捐助，并多次劝格蒂也拿出钱来做点好事。格蒂总是不置可否，真正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能拒绝死神的召唤，两手空空地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英国、有一定年限的外国富翁必须交纳遗产税。格蒂是在他旅居英国的第16年年底去世的，因而，他侥幸地逃避了英国的遗产税。
　　格蒂死后，给许多与他有关的女人留下了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格蒂欺骗了她们每一个人。在他最后的遗嘱里并没有给她们原来答应的那么多，有的甚至少到带有侮辱性。
　　当格蒂的遗体借一架TWA喷气式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运回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时，他又给另一个男人留下经济上的失望：原来答应付给圣马克教堂那位牧师的钱没有兑现。格蒂的悼念仪式成了免费的了。

[ 本帖最後由 jjj9930 於 2008-10-14 05:06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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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华人实业家李光前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倾城出动为一位老人送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这位老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华人社团领袖李光前先生。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损失。
　　李光前原名李玉昆，1893年生于我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幼年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兄弟从小念私塾，10岁以后，随家迁往新加坡，进入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每个周末，还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对祖国怀着深深的感情。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于暨南学堂就读。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廷垮台。由于时局动荡，学校也停办了。李光前回到新加坡，在道南学校及崇正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一家华文报纸的电讯翻译工作。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念头，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以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友人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1916年，同样是爱国华侨巨商的陈嘉庚为了扩展其橡胶事业，叩开欧美市场的大门，需一名精通中、英文并有相当实际经验的人才，庄希泉等人推荐了李光前。
　　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责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因为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甚得陈嘉庚器重。
　　1920年，李光前被陈嘉庚招为长婿。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李光前少年时期那段复杂而又曲折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深得陈嘉庚赏识时，他又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尽心尽力，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李光前终于在麻坡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公司开业的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很枘选Ｔ谧时颈∪酢⒉业???那榭鱿拢?罟馇捌咀潘?谇?婀?臼庇牍ど探缃?⒌牧己霉叵担?闱恐С牛?贾彰挥性谕?械募ち揖赫?斜患房濉?
　　1931年，他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时称暹罗）和印尼。到30年代末，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李光前在事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满足于在商界取得的辉煌业绩，开始涉足金融界。他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经营银行也井井有条，得心应手。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如今，新加坡华侨银行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华侨的产业损失巨大。大战结束后，李光前从美国回来，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他立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作出了贡献。
　　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等，共23家有限公司。
　　没有人知道李光前到底有多少财产，仅以他个人名义设立的“新加坡李氏基金”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就约值2亿叻币（新加坡币）。
　　李光前并非只知道赚钱，他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公益福利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李光前心中，始终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在陈先生身边工作10年，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陈先生的行为和他的古道热肠深深地影响了李光前。
　　在中国求学的3年中，李光前目睹了晚清的没落衰败，也经历了那场令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李光前一生好学，尤其推崇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兴办教育等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给予支持。1932年，《南洋商报》从陈嘉庚的公司里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与他的弟弟李玉荣等人任公司董事。李氏兄弟齐心协力，陆续增加对该报的投资，扩大报纸的版面。《南洋商报》既报道世界各地和当地经济贸易情况，提供信息，帮助华侨商人经营，同时又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国难当头之际，他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有力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商报》客观地报道国内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维护华侨的利益。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流言颇多，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为鼓励优秀学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他专门拨款作为优秀生的奖金。他捐资扩建的中学更是多不胜数，如1934年他接任南洋中学董事长职务后，负担该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和图书馆。他还是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出钱出力的事，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人在海外，心中仍牵挂祖国的经济、文教发展。19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种福利设施齐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1965年，李光前专程回到家乡，亲眼看见这里的变化，为自己兴资办学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李光前身为华人，对在海外的华侨怀着真挚的情意。1951年，他注意到由华侨创办的历史悠久的同济医院设备落后，建筑也狭小破旧，于是组织了“同济医院购地建屋委员会”，捐款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将医院规模扩大。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1967年，李先生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新加坡广大贫苦侨民都居住在木屋或树叶搭的房屋里，很容易引起火灾。为此，新加坡当局成立福利局，专门处理这方面的救济工作。李光前虽然业务和社会工作繁忙，仍义不容辞地出任福利协会主席和福利局主任，一出现灾情，他马上赶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侨民，并及时给予大量捐助。
　　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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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国船王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χ莸Ｈ谓逃?鸪ぁＢ?麈诔嘶?菩兴?逃?裙?乃枷耄?窗炝送ㄋ捉逃?幔?⑶牖哟?ⅰ⑼醯挛醯冉?饺耸咳未?鲜Ψ堆?Ｐ３ぃ?敌薪逃?母铮?艿绞ι?队??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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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经营之神松下


松下幸之助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一个3人的小作坊起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发展成为拥有职工2.5万人的世界电器之王。在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许多企业倒闭，而他却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日本现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1894年，松下幸之助出生在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排行老八，是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和5个姐姐（其中两个很小就夭折了）。松下家，在幸之助的祖父时期是很兴旺的，是江户时代的名门望族。他家院内有一棵3人才能合抱的800年古松，枝干华美，那一带的人都称之为神木；后来因火灾被烧掉了。
　　幸之助4岁时，松下家的没落已成定局。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搬到和歌山市内，开始经营一家木屐店。但由于经营不当，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后来，幸之助的父亲政楠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到米行市去经营，全家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在少年幸之助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垂头丧气的。
　　不料，厄运又接踵而至，幸之助的大哥、二哥和大姐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而相继去世。当时日本由于生活贫困和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感冒这样的小病也能夺去人的性命。老大那时已经在纺织公司工作，是全家生计的顶梁柱，他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幸之助的父母悲痛欲绝。
　　政楠为了养活一家人，去了大阪，在聋哑学校找到一份杂务活干，一家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幸之助只读到小学4年级，有一天，父亲从大阪来信，说那里有一份小伙计的工作，叫他立刻去。母亲说他还不到10岁，等小学毕业再去。但是，父亲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小小年纪的幸之助便中断了学业，远离亲人，到大阪一家做火盆买卖的店里当学徒。
　　在火盆店里只干了3个月，大概主人觉得他太小，做不了什么事，便把他辞了。他又被介绍到一家自行车店当伙计，一干就是近6年。
　　那时的自行车算先进的代步工具，是高档商品，起先只有少数人拥有，不过大有迅速普及之势。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行业。幸之助所在的那家自行车店生意也很好，他干活踏实，颇得主人的欢心。主人五代夫妇对他也不错。
　　本世纪初，正是日本电器事业迅速发展的阶段，不仅有了电灯，街道上也开始跑电车了。电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显得重要。渐渐地，幸之助感觉到一个电器的时代已经到来，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干一份与电器有关的工作。
　　然而，主人夫妇对他那么好，他实在无法开口对他们说：我想辞职。又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的决心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遏制不了的冲动，他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店铺。到姐姐家他才写了一封信给五代夫妇，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找到称心的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他到水泥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临时搬运工。那是真正的力气活，只有15岁的他，身体还很瘦弱，装着水泥的手推车十分沉重，他强撑着干，累得小便带血。不过，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1910年，17岁的幸之助进了大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一名安装室内电线的练习工。当时他还缺乏一般的电器知识，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可是他来到工作地，人们还是把他当电工看待，投之以尊敬的目光，他觉得很荣耀。用户的信赖，促使他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多久，他就掌握了熟练的电工技术，加上他诚实的品格和优秀的服务成绩，很快就赢得了公司当局的信任。当时大阪电灯公司所承包的重要工程，几乎没有一项不让他参加。
　　1915年春，他接受姐姐的劝告，与一位名叫井植梅野的小姐见面订亲。到夏末，他结了婚。
　　成了家，松下幸之助有了一种责任感，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婚后不到两年，他就被提升为检查员，这是个为一般工程人员所羡慕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欧洲成为战场，物资奇缺，日本的产品就成了抢手货，无论什么，都能卖得出去；而日本所需要的产品，却无法从欧洲进口。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工商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幸之助萌生了独自办企业的念头。
　　早在几年之前，他曾倾心于改进电灯插口的研究，并向公司提出过改进的建议，然而却没有被采纳。另外，公司有规定，职工一旦生病，就要停发薪水。幸之助从小身体孱弱，经常不得不带病工作。这也促使他摆脱环境的束缚，干自己的事业。他的设想是生产一种改良的电灯灯头。对未来的市场，他很有信心，决心已定，便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他在大阪电灯公司工作了7年，上司对他的品格及能力一向是很欣赏的，认为他提升为部门主任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极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无奈松下幸之助去意已定。
　　他领到退职金，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才只有100日元。他的两位老同事森回延次郎和林伊三郎是他的支持者，加上他的妻子和内弟井植岁男，一共只有5个人，就这样办起了工厂。
　　事业的开端是非常艰难的，他们甚至不知道灯头的壳体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只猜想可能是用沥青、石棉和滑石混合压塑而成，他们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出点名堂。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总算解决了壳体制造的难题。可是，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生产出一部分样品来之后，却又推销不出去。他们拿着样品，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家销售电灯的商店都问遍，一天最多只能卖出10只灯头；10天下来，总共只卖了100来只，收入不过才10块日元。这就是他们奋斗了4个月的结果。
　　两位伙伴都自谋生路去了，幸之助夫妇和内弟3个人仍苦苦地支撑着。那段时间真是非常艰难。50多年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起那一时期，仍有无限感慨。
　　他还保留着当年典当衣物的账册，账面上记载，从1917年4月13日起到1918年8月止，共十几次将他夫人的衣服、首饰等物送进当铺抵押借钱。
　　然而，就在他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降临了。曾经是合作者之一的森田延次郎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一家北川电器器具制造厂对他的产品感兴趣，看过样品之后，要订购1000只电扇底座，并且不需要任何金属配件。
　　这对松下幸之助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
　　夫妇俩和年幼的内弟一起投入紧张的生产，大约10天工夫，完成了全部订货，不久，幸之助收到货款160日元，扣除成本，获毛利80日元，基本收回了当初开业时的投资。
　　第二年年初，又接到2000个底座的订单。幸之助预料还会有大量的电扇底座订单相继而来，小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显得地方太小了，于是决定搬迁到大开町（街），租赁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当工厂，并且在门口挂上“松下电器器具制造厂”的招牌，这就是后来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松下幸之助是相信命运的，他选择新居的时候之所以看中了大开町的这一处，是因为他觉得“大开”两字含有展开、盛开的意思。开张后，人手缺乏，于是在门口贴出招募女工的告示，第一位来应募的竟是一位孕妇，名叫繁盛。幸之助认为，她的名字叫“繁盛”很好，且又身怀六甲，更是双重的吉祥征兆，便决定雇佣她。
　　他相信自己的好运来了，并坚信他的改良电灯插头一定会有销路。在生产灯头和电扇底座之余，他继续改进生产插头。
　　他又发明一种双灯用插头。其实这种产品市面上已有，只是质量不好。幸之助研究之后加以改良，拿到市场试销，果然大受欢迎，十分畅销。
　　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东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大幅度减价的办法，与松下电器厂竞销。这一招很要命，各地的用户都要求总代理商吉田商店也降价。吉田商店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产生了悲观情绪，竟向松下幸之助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松下幸之助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经过反复协商，松下幸之助以暂保留保证金为条件，同意解除合同。同时，自己设法开拓销路。幸之助先拜访大阪市内各大批发商，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亲自去东京开辟市场。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首都，人地生疏，所到商店，遇到不少冷面孔。他用诚恳的态度来化解那些商人的冷漠，后来，他渐渐摸到一些推销方面的诀窍。
　　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确立了销售路线，也扭转了不利局面。在半年之内，工厂焕然一新，工人也增加了。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是自己鸿运高照，才由祸转福。他对自己的努力与才能是很少夸耀的。
　　松下电器厂以插头等为主要产品，起步极快，那真是一个业绩辉煌的年代。为了应付四面八方飞来的大量订单，已经增加了设备还是供不应求，必须昼夜加班工作。
　　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妻子也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机器几乎是一刻也不能停。
　　厂房空间很小，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时间又长，工人也受不了这个罪，经常有人辞工不干了。而当时日本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需要大量工人，人员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松下幸之助每天早上都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工人们都来上班了，他才放下心，同他们一起开始工作……
　　就这样惨淡经营，历尽千辛万苦，从1919年到1920年，松下电器制造厂业务发展甚为顺利。由于松下重视工厂信誉，因而拥有许多长期基本客户，松下幸之助个人名声也渐渐大起来。
　　生产发展，原有的厂房条件已经不可能适应新的需要了，松下幸之助又在大开町另一地段物色了一块100坪的地皮，并投资者手兴建新厂房。1922年7月，新工厂开工生产，从此，他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松下电器制造厂紧紧抓住“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这一环。幸之助是个善于发明、善于改进的人，他以电灯为中心，不断地发明出一些与此有关的新产品。但从销售数量来看，主要产品仍是“电灯改良插头”和“双灯用插头”，这两种产品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其它厂家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需求量年年上升，市场渐渐扩大到东京、名古屋、九州乃至日本全国。
　　这时，松下电器制造厂的从业员工也只有50人，每月营业收入达到1.5万日元。在当时国内的电器产品生产厂家中，无论企业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幸之助知道，要想赶上去，只有一个办法：研制新产品。
　　那时候，脚踏车已成为日本日常交通工具，而城市的市政设施还比较落后，道路和路灯跟不上，人们夜间骑车面临着照明的问题。用电石的瓦斯灯不仅价格昂贵，构造也复杂，而且经常容易出故障。一般人都是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蜡烛是很容易被风吹灭的，煤油灯挂在车头也很不方便。可是，因为没有理想的代用品，人们也只好这么凑合着用。虽然用干电池的车灯已经问世，但由于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仅3小时），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松下幸之助认为只要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一种理想的车灯是应该能生产出来的。为此他拜访了生产干电池的朝日公司总经理松本。松本告诉他，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车灯的小灯泡需要重新设计，干电池也要改良。
　　就在这时候，很凑巧有一种用电仅需120毫安的小型灯泡问世了，松下幸之助看中了这种新型灯泡，经过约半年的试验，他终于制造出一种炮弹型的电池车灯，用3节干电池，使用时间可达到近40个小时。这种车灯设计巧妙，价廉物美，产品投放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
这时，有一个叫山本武信的商人找上门来，这人极会做生意，在大阪很有些名气。他向松下幸之助提出由他担任大阪地区总代理商，保证1个月售出1万只炮弹型车灯，3年代销36万只。如果销售不出去，损失由山本商店负责赔偿。更令幸之助大为吃惊的是，山本武信答应将3年的货款一次付给松下电器制造厂。
　　松下幸之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松下幸之助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爽快的商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可以及时收回货款，且不用为销售操心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松下幸之助常向人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个就是山本武信。这两人教会了他经商之道。尽管，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产生过一些矛盾，但山本给松下幸之助的帮助却是他永远难忘的。
　　松下电器从此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1923年9月1日的东京大地震给包括松下电器制造厂在内的许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交易断绝，货款无法收回……但渡过危机，事业总是又有一番新的进展。松下幸之助不断地把新的电器产品推向市场，相继生产出电熨斗、电炉、电热器、真空管和收音机等。他本着“高于他人的质量，低于他人的成本，优于他人的服务”宗旨，在日本国内占据越来越广大的市场。他的工厂多次扩建，并相继收购了一些私人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初，松下电器公司已是拥有8家工厂的著名大企业了。产品有配电线器具、电热器具、收音机和车灯干电池等四大部分，产品项目扩充到200多种；总公司、分公司、营业所及8个工厂的从业人员总共将近1000人了。
　　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从此，日本军人势力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军国主义引入歧途，而经济方面，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是松下幸之助锐意扩充业务的一年。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业务空前兴旺，公司也不断地扩大，新建了许多厂房。这时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分权组织制度，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宣传，全部严格地实施公司内各组织单位分担业务责任；各部门责任明确，各自有账户，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日本企业界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企业管理先进的美国，也只有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实施分权组织制度。
　　松下幸之助非常注重树立企业精神，他为公司员工订立了产业报国、正大光明、亲睦合作、奋斗向上、遵守礼节五条精神，统称为“松下精神”。每天早上工作以前要做朝会，公司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地点高声朗诵；举行晚会时，大家合唱公司歌。
　　1932年至1937年是松下电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际，政府公布“国民总动员法”，开始对实业界实行控制，称：“今逢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希望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体的力量，拟对人力物力资源，加以统治运用。”
　　战争时期，松下公司为军方生产了一些军需产品，如干电池和军舰上用的无线电收发报装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前期的交战中，日军占优势；及至1943年2月，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场战役使日军转胜为败。之后，盟军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从各个战场一路败下来。由于海军军舰丧失过多，军需生产所需材料严重不足，尤其是钢铁成为主要紧缺物资，松下公司奉命设立松下造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制造木船。后来又造飞机，机身也是木制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列岛，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松下公司在战争期间设立了许多子公司，俨然是个大财团，美军当局将它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庭，加以严格限制。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公司历史还是其事业内容，松下与其它三大财团都有天壤之别。他向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一份洋洋5000页的英文说明书，亲自前往东京交涉。
　　这是一场挽救企业命运的艰苦的马拉松长跑，整整4年中，他无休无止地撰写文件，答复美军当局提出的疑问；一次次搭乘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奔波于东京和大阪之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当局最后的决定仍是要松下幸之助辞职。不仅如此，下属的子公司，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都一律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眼看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刚刚成立的日本工会发起了支持松下幸之助的运动，要求美军当局取消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分，工人们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连幸之助本人也感到突兀。
　　其实，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保护了总经理。他们认为，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的主持人解职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松下公司则完全不同，失掉松下幸之助，全体员工的生活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老板们也加入了工会发起的请愿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占领军方面派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官员非常赞赏他的企业经营理论。
　　1个多月后，当局又对他进行一次资格审查，然后下令将松下幸之助的处分由甲级改为乙级。第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审查，批准撤销对松下幸之助和其他高级职员的解职处分。
　　可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对于企业的种种限制也还仍然有效。当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而工会团体又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松下电器公司继续急速滑向衰落。1948年年底，松下公司竟到了发不出卫分钱年终奖的地步。
　　工人们大批地辞职或自愿退休，到1949年，公司只剩下一半员工。业务极其困难，公司拖欠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松下幸之助本人也只拿普通工务人员的工资。战争后期生产木体船和木制飞机时的巨额资金，当时按军方要求是由松下幸之助向银行借贷的，战争结束，谁认他的账？因此，松下幸之助成了全国负债最多的一个人。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研究所”，倡导一种以重新创建日本繁荣复兴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并创刊“PHP杂志”，他本人每期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民主、劳资关系、税收及教育诸方面的理解，以期唤起日本人民重建生活的信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要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于长期萧条的日本企业界来说真是否极泰来，大量积压物资几乎是一销而空，而美军的订货单仍如雪片一样飞来。
　　松下幸之助抓住这个机会，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合作，引进技术项目，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电灯泡、日光灯和电子管，发了一笔战争财。由此，松下公司开始起死回生，年有盈余，并重新发展起来。
　　仅仅数年间，日本工商企业复兴速度惊人，到1954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想也不敢想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这标志着一个消费革命时代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松下电器公司担当了主角。虽然同行竞争激烈，但松下电器毕竟是在战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在企业管理方面早已吸收了欧美的先进经验，产品不停地更新换代，质量和价格都占有优势；加上松下幸之助高明的销售手段，自然能超越同行，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空前迅速。
　　1968年，松下电器公司成立50周年，这一个年度，公司的销售额为4671亿日元，银行存款超过了1800亿日元。算起来，每天可获得1亿日元纯利。
　　1973年，松下幸之助已是80高龄的老人，他引退到幕后，把权力交给女婿松下正治掌持，自己只担任顾问。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再过问业务，只隐居在京都的“真真庵”别墅，每日听经，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静默之中，他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常常有所思，有所感，便触动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于是昼夜不停地埋头写作。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问世了。
　　时至今日，松下电器公司已是名震全球的企业，拥有20万职工，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创造如此奇迹的松下幸之助在85岁高龄时，仍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自己也想不到幼年身体羸弱的他竟能如此长寿，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人说他的一生是求财得财，求名得名，求寿得寿。
　　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充满刺激性和传奇性。他自己则认为除了运气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个弱者，从小既非生在富贵之家，也没受过高等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在摸索和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主见。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强者，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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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借贷成富翁
人们通常知道有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使他得以跻身于世界大富豪之列。想不到美国也有位船王，他的财富比起奥纳西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的声名远不如奥纳西斯那么显赫。他拥有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油轮6艘，他的船队大小船只加起来约有500万吨位。除了航运业，他还经营着旅馆饭店业、房地产投资业，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业等等。他的名字叫丹尼尔·洛维格。
　　丹尼尔·洛维格，1897年盛夏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南海漫，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洛维格的父亲是个房地产生意的中间人。在洛维格10岁那年，父亲和母亲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这样，洛维格跟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阿瑟港，一个以航运业为主的城市。
　　阿瑟港是个美丽的小港口，风景如画。那里有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船只。有大得像山一样的油轮，也有小得远看像片叶子的小舢板。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浪一波一波轻推着停在岸边的船只，海天相接的地方有海鸥上下盘旋。童年的洛维格生性孤僻，不喜欢与别的孩子来往，他喜欢独自到海呗胪飞先ネ妗Ｐ÷逦?褡畎??执?匚氐钠?焉?团具张具盏穆泶锷?Ｄ鞘焙颍??苊蜗胱沤?从幸惶炷芄挥涤幸凰沂粲谧约旱穆执??缓蟪俗潘?龊：叫小?
　　洛维格对船极度着迷，终于，高中没念完就去码头工作了。开始他给一些船主做帮工，做些拆装修理轮船引擎的活计。洛维格对这一行有出奇的灵气，简直称得上无师自通。常常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性格内向的他独自在那里把一些旧的轮船发动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苦苦钻研。很多年老的修理工见他这么有灵气，手脚又勤快，纷纷把自己独到的手艺和技巧传授给他。洛维格终于成了一名熟练的轮船引擎修理工，而且名气越做越大。多少出了怪毛病的引擎，只要经他的手一拨弄，便又能完好如初。几年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东家做做、西家干干的状况，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专门负责安装去全国各港口船舶的各种引擎。
　　由于他不凡的手艺，揽的活越来越多，忙都忙不过来，于是干脆辞去了公司的工作，独自开了个修理行。
　　洛维格租下了一家船厂的码头，专门从事安装、修理各种轮船。生意刚开始很红火，洛维格积攒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靠手工活挣来的辛苦钱，一点儿也没能让他满足。在西方世界经济开始高度发展的那个年代，贫富的两极分化格外明显。很多发了财、拥有资产的人坐着高级轿车，住着花园别墅，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潦倒。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洛维格不甘心过平凡穷苦的生活，他要赚很多的钱，让自己充分体会成功的感觉。
　　可是怎样才能发财呢？洛维格在那时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积蓄，不够做生意的资本。年轻的洛维格在企业界里磕来碰去，摸索赚钱的方法，可是总不得要领，甚至屡屡面临破产的危机。
　　就在洛维格行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灵感开始迸发了。童年的一个小小的赚钱经历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偶然打听到邻居有条柴油机帆船沉在了水底，船主人不想要它了。洛维格向父亲借了50美元，用其中一部分雇了人把船打捞上来，又用一部分从船主人手里买下了它，然后用剩下的钱雇了几个帮手，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把那条几乎报废的帆船修理好，然后转手卖了出去。这样他从中赚了50美元。从这件事，他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那50美元，他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对于一贫如洗的人，要想拥有资本就得借贷，用别人的钱开创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洛维格的发现。
　　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是洛维格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纽约的很多家银行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得说服银行家们贷给他一笔款子，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有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能力。可是他的请求一一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他几乎一无所有，贷款给他这样的人风险很大。希望一个个地燃起，又一个个像肥皂泡样破灭。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洛维格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有一条尚能航行的老油轮，他把它重新修理改装，并精心“打扮”了一番，以低廉的价格包租给一家大石油公司。然后，他带着租约合同等去找纽约大通银行的经理，说他有一艘被大石油公司包租的油轮，每月可收到固定的租金，如果银行肯贷款给他，他可以让石油公司把每月的租金直接转给银行，来分期抵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大通银行的经理们斟酌了一番，答应了洛维格的要求。当时大多数银行家都认为此举简直是发疯，把款子贷给洛维格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大通银行的经理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尽管洛维格本身没有资产信用，但是那家石油公司却有足够的信誉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除非发生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只要那条油轮还能行驶，只要那家石油公司不破产倒闭，这笔租金肯定会一分不差地入账的。洛维格思维巧妙之处在于他利用石油公司的信誉为自己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他计划得很周到，与石油公司商定的包租金总数，刚好抵偿他所贷款子每月的利息。
　　他终于拿到了大通银行的贷款，便立即买下了一艘货轮，然后动手加以改装，使之成为一条装载量较大的油轮。他采取同样的方式，把油轮包租给石油公司，获取租金，然后又以包租金为抵押，重新向银行贷款，然后又去买船，再去……如此一来，像滚雪球似的，一艘又一艘油轮被他买下，然后租出去。等到贷款一旦还清，整艘油轮就属于他了。随着一笔笔贷款逐渐还清，油轮的包租金不再用来抵付给银行，而转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属于洛维格的船只越来越多，包租金也滚滚而来，洛维格不断积聚着资本，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大通银行，许多别的银行也开始支持他，不断地贷给他数目不小的款项。
　　洛维格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总觉得自己的脚步迈得还不够大，他有了一个新的设想：自己建造油轮出租。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设计建造好了油轮，万一没有人来租，怎么办？凭着对船特殊的爱好和对各种船舶设计的精通，洛维格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类型的船，什么样的船能给运输商们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他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油轮和货船。然后拿着设计好的图纸，找到顾客，一旦顾客满意，立即就签订协议：船造好后，由这位顾客承租。
　　洛维格拿着这些协议，再向银行请求高额贷款。此时他在银行家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比，以他的信誉，加上承租人的信誉，按照金融规定，这叫“双名合同”，即所借贷的款项有两个各自经济独立的人或团体的担保，即使其中有一方破产倒闭而无法履行协议，另一方只要存在，协议就一定得到履行。这样等于加了“双保险”的贷款，银行家们当然很乐意提供。洛维格趁机提出很少人才能享受的“延期偿还贷款”待遇，也就是说，在船造好之前，银行暂时不收回本息，等船下水开始营运，再开始履行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协议。这样一来，洛维格可以先用银行的钱造船，然后租出，以后就是承租商和银行的事，只要承租商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本息，他就可以坐取源源不断的租金，自然也成为船的主人了。整个过程他不用投资一文钱。
洛维格的这种赚钱方式，乍看有些荒诞不经，其实每一步骤都很合理，没有任何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这对于银行家们、承租商们都有好处，当然洛维格的好处最大，因为他不需要“投入”，就可以“产出”。用别人的钱打天下，是洛维格独到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经营天才的思维。
　　如果说洛维格的初步成功，是靠了他的天才思维，那么后来他的事业跨上巅峰，多少还是靠了一定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是洛维格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船厂和码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加剧，美国政府大量需求船只。洛维格和政府机构很快搭上了头，政府向他定购了大量的船只。洛维格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战后，美国经济渐趋繁荣。可是洛维格却逐步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对造船业的税率大大地提高了，各种各样的税赋压得这一行业的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工人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形势逼人。就在此时，洛维格看得比别人远，他决定走出美国，向国外输出资本。
　　机遇总是伴着天才的思维而来。
　　50年代的日本，政府积极恢复经济，正急需引进外资，以求发展。洛维格的目光投向了那里。日本战前的海军重港，从前专门生产其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地方——吴港，因为战争的缘故，被美军夷为平地。工人们纷纷被遣散，造船厂也关闭了。当时日本人一心想恢复它，但又不敢惊动美国政府，怕美国把吴港作为美军的军事造船基地。精明的洛维格猜透了日本政府的顾虑，便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这里，随行带去了大量的现钞和贷款协议草本。他很快赢得了吴港地方官员的信任，跟他签订了造船协议，并向他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和平价的钢铁，以此作为回报。
　　洛维格租下了码头，不仅租金低廉，而巳还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免税免赋政策。吴港的发展给洛维格的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所造的船吨位越来越大，船队也越来越庞大。在世界各地的海域里，都有了洛维格的船只。
　　洛维格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比亚和巴拿马，在那些地方，洛维格的公司同样享受着赋税减免的待遇。
　　航运业的发达，使他又向更多的领域进发。他在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设立了钢铁公司、煤矿公司，还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在巴拿马等地，他又设立了石油化学工业炼油厂。他还在各地办蓄款放贷公司，建旅馆、饭店、大厦，进行房地产投资等，他的家业丰富多彩，跨很多行业，他的事业终于攀上了顶峰。
　　许多成功的人，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们有庞大的家业需要去打理，需要应付名誉官司、财产纠纷、同业竞争、政府政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因而很多富商们总是有许多花边趣闻，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话题。
　　成功后的洛维格是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人。他生性少言寡语，从不轻易谈论自己的事。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公开场合露面都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有机会与他深谈，即使是他的下属职员，或者他的邻居。因他很少直接与人打交道，所以集团公司里只有少数几个高级管理层的人才认识他，在公司的总机目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虽然已是亿万富翁，但洛维格的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他多年居住在属于中产阶级人家的小型住宅里。平日他习惯步行，很少驾车外出，不像有些富豪那样前呼后拥摆排场。
　　洛维格喜欢独处，不仅在生活上，还表现在事业上。他从不与别人合伙经营公司，也很少出卖自己的股票。他喜欢独享经营权，力求全部资产为个人独有。
　　他的背部有点驼。那是在他创业之初，有一次运输途中，轮船上的油箱爆炸了，舱里有两位船员被浓烟熏倒。许多人只顾自己逃命，而当时已经身为公司老板的他奋力冲了进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他的背遭到重创，导致一直背部弓曲，时常疼痛难忍，而他多年来对此事却一直不曾向别人提起。
　　洛维格结过两次婚，晚年与第二任妻子一起度过。他们夫妇居住在一个小镇上，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他们的邻居压根儿也想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一对老年夫妇就是世界有名的大亨。
　　事实上，人们很难了解到洛维格有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生活同其他大亨们沸沸扬扬的生活简直有无壤之别，他这种神秘的个性让人们猜疑纷纷。
　　许多美国人，常可以看见这位世界闻名的富豪，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弓着背，步行在小镇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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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红色资本家哈默


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А＞驼庋??飧瞿昵岬纳缁嶂饕逭叱闪四昵岬淖时炯摇５?牵?炖?端共⒚挥蟹牌??男叛觯?廊皇敲拦?缁嶂饕逶硕?闹沂底匪嬲摺?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此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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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猪鬃大王古耕虞

20世纪初，古耕虞出生在四川重庆。他的叔祖父古绥之，当时已在重庆开设了正顺德、同茂丰两家山货店，除了经营当地的土特产外，主要的业务是经营猪鬃买卖。他的“牛”牌猪鬃小有名气。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年轻时曾梦想考科举，中状元，辛亥革命后弃学从商。他先在叔父的店里当伙计，学生意，积下了一笔资本后，便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叫古青记的山货店，主要从事猪鬃出口生意。他用“虎”牌作商标，表现出他“占山为王”的雄心。
　　当时，中国商人出口猪鬃，必须通过英国人经营的洋行办理有关手续。英国洋行不但从中赚一大笔钱，而且常常欺侮中国商人缺少外贸知识或不通外语，坑害中国商人。有一年夏天，隆茂洋行收了古槐青价值20万两白银的猪鬃，却胡说猪鬃质量不好，硬是不肯付钱。古槐青不懂英语，无法同洋人交涉，只好跑回家，把还是中学生的古耕虞带到洋行。古槐青据理力争，占耕虞担任翻译，终于迫使洋人照价付钱。
　　通过这件事，古槐青认识到，要想做大生意，发大财，就必须具备高等文化修养。所以他下决心把儿子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后来又让儿子去南通，在张謇办的纺织学堂学技术。古耕虞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经济学说，还学习了银行学、市场学和各国的法律、税务、运输、保险等方面的知识。他最爱读的书是《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甚至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对于青年古耕虞的影响很大。
　　1925年，古耕虞结束学业，回到了故乡重庆。当时古槐青已经在上海的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便把古青记山货店交给古耕虞管理。同行们都不大看得起这个年轻人，戏称他为“娃娃班”，并且想找机会挤垮他，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古耕虞则想做一笔大生意，让这班人看看他的本领。
　　不久就到了收购羊皮的季节。经营羊皮的利润很大，山货店自然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古耕虞通过对国外市场行情的研究，看准羊皮的价格在日益上涨，而且羊皮的收购季节又短，一年只有3个多月，所以果断地决定，用稍高于同行的价格大量收购。
　　开头几天，上门送货的客户很多，可几天以后，客户却变得越来越少。古耕虞感到奇怪，派人出去一打听，原来是裕厚仁山货店串通了恒祥钱庄在外面造谣，说古槐青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失败，负债累累，古青记就要倒闭了，哪里还有钱收购羊皮呢！
　　古耕虞十分恼火。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是古耕虞祖父一辈的人，而且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如今为了独霸市场，竟对一个晚辈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但是古耕虞没有轻举妄动，他冷静地考虑以后，想出了对策。一方面，他立即给父亲拍电报，让父亲陆续从上海汇回20万两白银，他把这些钱分别存在重庆的各个大钱庄里；同时，在营业结算时，凡是古青记欠对方的钱，他都立即付清，而对方欠古青记的钱，他都暂不收回。然后，他又请关系比较好的复兴钱庄清查古青记的财务情况，证明古青记资本雄厚，复兴钱庄宣布愿意为古青记做担保。这样一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古青记的信誉反而大大提高了。加上古青记的收购价比其它山货店高，最后几乎把上市的羊皮全都收了进来。
　　同行们暗中都取笑古耕虞没有经验，这么多羊皮压在手中，万一羊皮价格一落，非得赔老本不可！可是不久，他们也得到消息，知道国外羊皮价格猛涨，这时再想出高价收购，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赚了大钱。
　　1926年冬天，一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他随身只带了一张银行信用证。到了结算的时候，他才发现，凭他的信用证作抵押，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取得60％的现金，这样他的钱就不够付货款了。卖主们天天盯住他要钱，搞得他焦头烂额。更令他为难的是，重庆没有代客户把羊皮打成包的加工厂，也没有人肯出租自己的打包机给他，他收下的羊皮根本没办法打包装船；同时，冬天又是长江枯水季节，航运不通，他的羊皮就是打了包，装上船，也无法运往上海。羊皮是很娇嫩的货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那就只能倒进粪坑当肥料了。
　　走投无路的纳尔斯差点就要跳长江了！
　　古耕虞早就在暗中关注这件事。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时，他先到重庆中国银行，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如果让纳尔斯的羊皮烂掉，完蛋的可就不是纳尔斯一个人，重庆的许多山货行也会因拿不到货款而倒闭，甚至全四川的山货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要求银行支持他出面来收拾这个残局。然后古耕虞找到纳尔斯，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说明自己可以帮助纳尔斯渡过难关，以低利息借钱给纳尔斯付货款，替他的羊皮加工、打包、出口，纳尔斯则将他那张银行信用证转给古青记。纳尔斯一见有人能救他，顾不得算细账，连叫“OK”，在合同书上签了字。手续一办好，他就赶紧逃出了重庆。古耕虞没费什么事，就赚了一大笔钱，而且在同行中赢得更高的威信。
　　古耕虞成了重庆山货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摆脱英国洋行的控制，直接向国外出口猪鬃。
　　古耕虞仔细研究后发现，如果不让洋行从中盘剥，直接向国外出口，可以增加30％左右的利润。然而，摆脱洋行又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英国洋行已经形成了在猪鬃经营中的垄断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又享有许多特权。如果处理不好，遭到他们的一致抵制和打击，古青记就会连原有的利益都保不住。古耕虞只得悄悄地寻找机会。
　　机遇总是偏爱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
　　1927年底，有2个美国商人出现在重庆街头。他们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孔公司来考察重庆猪鬃生产和出口情况的，实际上是想同虎牌猪鬃的主人取得联系。因为虎牌猪鬃在美国市场上的声誉很好，只是由于英国洋行的从中盘剥，他们的利润就不多了，他们也希望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不懂中文，这两个美国人几经周折，才见到了古耕虞。
　　22岁的古耕虞风度翩翩，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将猪鬃的货源、加工、经营、出口情况，向两位客人做了详尽的介绍。两位美国人没想到虎牌猪鬃的主人如此年轻又如此具有才识，高兴得直竖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人，了不起！”
　　几次交往之后，双方都有了更深的了解，2位美国人才悄悄对古耕虞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能不经过英国洋行，直接从古青记进口虎牌猪鬃。古耕虞心中大喜，直接出口猪鬃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脸上却不露声色。经过进一步的试探，他完全弄清了对方的意图，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虽然这样做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但对英国洋行可就大大不利了，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
　　2位美国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显得比古耕虞还要着急。
　　美国人越急，古耕虞就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他白天照样做生意，照样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两位美国人，可到了晚上，他总是坐在灯下，埋头研究有关资料，苦苦思索对策，直到深夜。一天晚上，他在脱衣服准备睡觉时，猛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他眼前一亮，大脑紧张地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手上的动作却僵住了，他的夫人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吃了一惊，幸亏这时古耕虞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夫人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古耕虞约来了两位美国人，平静地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他们。两位美国人连声叫好，认为只要他们双方不对英国洋行泄露秘密，这个计划就万无一失。双方当场签订了一项秘密合同。
　　就是这一项秘密合同，成为古耕虞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古耕虞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几天之后，古耕虞就开始发运第一批直接销往美国的虎牌猪鬃。这一回，他没有使用古青记的装船标志，而是用两个并无意义的英文字母“LT”作为标志，装船人也用了别的化名。与此同时，他仍然以一部分猪鬃卖给英国洋行，以掩盖他与美国公司的秘密交易。但是，大量猪鬃运销美国后，卖给英国洋行的猪鬃便越来越少了。英国洋行询问原因，古耕虞总是拖着不答复；实在拖不过去了，就推说货源不足。
　　终于有一天，虎牌猪鬃垄断了美国的主要猪鬃市场。古耕虞料定英国洋行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便完全停止了与英国洋行的交易，实现了古青记猪鬃全部直接出口的夙愿。英国洋行如梦初醒，急忙探听真相，才发现古耕虞这只中国“虎”已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不是他们所能打击得了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成为中国第一个猪鬃出口大王！
　　古耕虞的成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猪鬃生意的巨大利润，也就不断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一行业。1934年，有银行背景的朱文熊来到重庆。他以为自己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又有当时最大的银行作后台，完全有把握同古耕虞唱一出对台戏，就投资500万元，成立了一家合中公司。
合中公司开张后，朱文熊就亲自登门找到古耕虞，要古耕虞将虎牌猪鬃全部交给他，由他负责出口交易。古耕虞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条件，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快，委婉地谢绝了朱文熊的建议。朱文熊也很不高兴。他认定商业竞争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他的年纪比古耕虞大，资本比古耕虞多，经验比古耕虞丰富，后台比古耕虞硬，合中公司理所当然是条“大鱼”，现在他这条“大鱼”情愿与古青记这样的“小鱼”合作，古耕虞居然不识抬举，岂不是自取灭亡？
　　朱文熊决心要给古耕虞点厉害看看。他连夜炮制出合中公司高价收购猪鬃的广告，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重庆。商人们唯利是图，当然纷纷将猪鬃卖给合中公司。古耕虞明知朱文熊这一招是冲着他来的，目的就是断绝古青记的猪鬃货源。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指使别人将一些次品猪鬃卖给朱文熊。自己则一头扎进猪鬃清洗房里，亲自狠抓虎牌猪鬃的质量。
　　古家经营猪鬃生意已有3代历史，收罗了不少技术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加工经验，提高产品质量很有一套，所以才能保持虎牌猪鬃生意的久盛不衰。朱文熊依仗的是财大气粗，一时间哪里能聚集起过硬的技术力量？加上他收购的猪鬃原料中就混有大量次品，所以几千箱猪鬃运到英国后，根本没有人买。朱文熊不甘心，又以高薪招聘技术人员提高质量，并改用“飞虎”牌商标。会“飞”的虎当然要比一般的虎更强！朱文熊向伦敦的货主拍胸脯担保说，他的飞虎牌猪鬃质量一定比古耕虞的虎牌猪鬃更好！
　　古耕虞在猪鬃市场上闯荡多年，消息十分灵通，对朱文熊的所作所为，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等朱文熊的飞虎牌猪鬃卖出后，他才采取对策，有意在伦敦市场上降低虎牌猪鬃的价格。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英国商人不是呆子，一比较就看出，事实根本不是朱文熊宣传的那样，而是虎牌猪鬃的质量高而价格低，飞虎牌猪鬃的质量差而价格高！于是纷纷向朱文熊要求退货退款，并要求赔偿损失。这一来，朱文熊不但名声扫地，而且经济上的损失也大了。
　　朱文熊慌了，连忙请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帮忙，希望英国商人能够让步。然而英国商人不肯吃亏，据理力争，最后只得交给英国鬃商公会仲裁解决。
　　按照规定，应由英国鬃商公会指定一个有声望的鬃商，在听取中国卖方和英国买方代表的意见后，拟出仲裁书，交法院执行。鬃商公会这次指定的仲裁人，恰巧是古耕虞虎牌猪鬃在英国的经营代理人克罗克斯。朱文熊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惊呆了——克罗克斯当然不会为自己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说话，这场官司他朱文熊是输定了！如果真的照英国商人要求的那样退货赔款，他倾家荡产也不够。
　　弄到这个地步，朱文熊也顾不得脸面了，只好请朋友陪他去拜访古耕虞，求古耕虞从中协调，希望能尽量少受点损失。古耕虞故意装作刚刚听说此事的样子，一边对朱文熊深表同情，一边又强调说，英国商人最讲信用，所以也最恨以次充好的欺骗行为，事情恐怕很难办。朱文熊赔着笑脸，苦苦哀求，最后主动表示，只要英国商人同意不退货，他情愿承担一定数额的赔款，如果古耕虞帮忙做到这一点，他今后一定不再在重庆经营猪鬃。
　　古耕虞见打下了朱文熊那不可一世的气焰，也达到了把合中公司赶出四川的目的，就答应去试试看。送走了朱文熊，他立刻给克罗克斯打电报，请他从中调解，妥善处理这桩仲裁案，尽量做到只赔款不退货。克罗克斯同意了。不久，仲裁结果传到重庆，正是朱文熊所希望的只赔款不退货。
　　朱文熊赔了夫人又折兵，办完手续，就悄悄地摘下了合中公司的牌子，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古耕虞这条“小鱼”，居然吃掉了一条“大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国内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一向十分敏感的古耕虞，这时更加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发展。
　　8月12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一名船员对古耕虞说了一件怪事：民生公司有艘船从重庆运货到上海，原来还准备再从上海装货运回重庆，可货还没卸完，船长就接到总经理的急电，要他不管货卸没卸完，立即返回重庆！古耕虞马上想到，一定是时局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才会采取这种不计损失的做法。当天夜里，古耕虞同重庆的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商号会商，认为中日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爆发，长江航运可能从此中断，而他们这些出口商的商品，都是靠长江航运运到上海才能出口的，以后就有做不下去的危险。他们决定，要抢在大战爆发前，赶紧把存货处理掉。于是几家连夜装箱、装船，并且同银行结算。
　　第二天，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战争全线打响。两天以后，政府宣布封锁江阴，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古耕虞和朋友们由于动作快，总算减少了一些损失。
　　这时，重庆市场一片混乱，进口货价格猛涨，出口货行情猛跌，连银行都关了门。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抢购物品，商店却纷纷停业，囤积居奇，指望价格涨得更高谋取暴利。8月15日，当局召集重庆工商界各行业代表开会，要求商家在20日恢复营业；并决定由当时的4家大银行发放一笔贷款。事关重大，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十分紧张。许多商界知名人士都愁眉苦脸，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才好。
　　谁也没有想到，年纪只有32岁、经商不过10年的古耕虞，却站起来侃侃而谈。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战争才刚刚开始，如果长期中断出口，必然导致国家外汇短缺，甚至可能没有外汇向外国购买军火。因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海关登陆”。海关是管海的，日本人从东方进攻，中国的海口很可能会被日军控制，所以海关应该转移到陆地上来管出口工作；第二，组成长途汽车队，利用重庆到昆明的军用公路，运输出口物资，经越南的海防市转运世界各地；第三，恢复出口商与国外商人的通讯联系，并要求军事机关不要扣留和检查商业电报。这几条建议条理清楚，既有利抗战，也有利维持出口经营，得到参加会议者的一致拥护。
　　第二天，古耕虞向当地更高层申诉了他的上述意见，最后，海关登陆和陆路运输出口物资两条，很快都实现了。
　　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他知道，在战争爆发后，猪鬃将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资，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猪鬃。中国是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猪鬃出口国，一旦中国出口受阻，国际市场上猪鬃价格必定上涨。只要有办法把猪鬃运出去，就一定能赚大钱。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出口物资到越南，结果很顺利。在抗战期间，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
　　古耕虞不但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坐稳了“猪鬃大王”这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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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石油大王麦卡锡

20世纪初，美国得克萨斯州成了一片热土。一个名叫托尼·卢卡斯的澳大利亚冒险家在那大片的盐碱地下钻出了又黑又稠的石油。很快，大批的美国人蜂拥到那里，搭起木棚，架起帐篷，争先恐后地在租来的盐碱地上押注，钻探石油。这样的人，当时被人们称为找石油者。
　　由于当时钻井设备很陈旧，技术落后，大多数的人很快蚀光了老本，卷起铺盖溜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撞上了好运，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格伦·麦卡锡就是其中最出色、最有名的一个。
　　怎么来讲述这位找石油大王的故事呢？麦卡锡，高大的身材，粗鲁的相貌，性格怪异，一个豪爽的人，冒险家，赌徒，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看来，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很久以前，爱尔兰科克郡的青年彼得·麦卡锡带着新婚妻子和发财的梦想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洲新大陆，那时候，人们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最终麦卡锡夫妇没能发得了大财。他们在美国一共生了8个孩子，这8个孩子长大以后也没能实现他们父母当年的梦想。但是他们中的威廉·麦卡锡，娶了一个英裔姑娘，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格伦·赫伯特·麦卡锡，后来却成了得克萨斯州最有名的大富豪之一。
　　少年时代的麦卡锡，体格魁梧，喜好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他从小头脑就很聪明，特别喜欢找人打赌。14岁那年，有一次，他为了得到两只汉堡包，用一枚硬币跟一个卖汽水的人赌正反面，结果他赢了10美分，买了汉堡包。
　　还有更神的事儿。有一回，长大了的麦卡锡跟他新婚的妻子口袋里总共只剩下2美元，日子没法过下去了。一般的人该想如何精打细算地花掉这2美元，或者在盘算去借钱。可是他把2美元押在希望不大的赛马上，结果居然中了奖，赢了一笔钱，够他和妻子几个月的生活开支。他喜欢掷骰子赌博，最多的一次赢了2.8万美元，他还一点儿不奇怪，对别人说：“当然是我赢，因为我正需要这笔钱嘛。”
　　当大批的人蜂拥到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的时候，麦卡锡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就在油田里工作。麦卡锡从小在油田长大。在那里卖水，看别人干活。小麦卡锡非常喜欢和那些找石油的人泡在一起，那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通常性格倔强，肯吃苦，跟大都市里的人合不来。他们喜欢跟命运赌博，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呢，还是一辈子都在白干活儿。酗酒、斗殴、赌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小麦卡锡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传奇的故事和不平凡的经历。但是，不久，麦卡锡告别了油田和他喜爱的人们，随父亲迁入休斯敦市定居。
　　麦卡锡在城市里给一家石油公司做油泵管理员。他反应敏捷，给公司创造了赚钱机会。比如一年冬天，麦卡锡看看寒冬即将来临，就劝经理提前储备了一批防冻剂，果然没几天气温陡降，寒潮袭来了。附近几英里只有他们这个油站有防冻剂出售，排队的顾客整整排了一个街区。
　　不久，麦卡锡拥有了自己的油站，井且又把它扩大为两座。
　　麦卡锡在医科学校读过书，有比较不错的基础，他的父亲那时候极力主张他去读书进修，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因为这是个稳定的职业，收入也较高。可是麦卡锡并不想去当什么医生，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一条找石油的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油泵的声音仿佛在他的耳边日夜轰鸣，石油在他的血管里汩汩地流淌。
　　麦卡锡是一个不甘心过平淡无味日子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必定成为找石油者中的佼佼者。他很快卖掉了一座油站，用这笔钱作为他找石油的第一笔赌本。他买来了一部用钢丝系在一起的钻井设备和一些工具，租下在博蒙特市不远的一块地皮，作过祷告后，开始钻探。
　　钻了6个月后，希望落空了，他钻的是一口干井。麦卡锡随即又租了一套较好的钻井设备，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块土地上继续下他的赌注。
　　这也是一口干井，希望再次落空。
　　他换了块地方，结果还是干井。那时候已是1933年，美国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大多数的找石油者都已家破人亡，或者退出了这个行业。有人劝麦卡锡放弃钻探，回去做他的防冻剂生意。
　　在这关键的时候，格伦·麦卡锡不仅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卖掉了他的另一座油站，押上了老本，开始钻探他的第四口井。
　　这回出油了。又黑又稠的石油汩汩而出，溅满了他和工人们的全身。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狂喜和激动。这口井让他赚了70万美元。
　　麦卡锡立刻用70万美元买下了一幢房子，再贷款买来100万美元的新钻探设备，又借款70万美元租用了一块更大的地方，雇佣了大批人马，继续他的事业。
　　也许是步子迈得太大了。这一回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口井失火，烧了好几天才被控制住；又有一口井井架倒塌，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这样，刚刚初享成功喜悦的他，又变得一文不名，还欠下200万美元的债务。
　　他的头发开始变白变稀，唇上蓄的小胡子也不见了，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告别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开始步入成熟的、理性的中年时期。
　　麦卡锡开始认真地研究地质。他把办公室设在休斯敦市区，整个房间里铺满了各种地图和地质图表。他总结出，盐碱地下都应该有石油，问题是得掌握深钻的技术。可是身无分文的他哪里还会有钱来购买先进的深钻设备和技术呢？
　　找石油是个冒险的工作，然而机遇往往会伴着冒险而来。正当麦卡锡一筹莫展之际，时来运转了。
　　从明尼苏达州来了一个有钱人，他聘用一位地质学家，替他主持钻探石油。麦卡锡成了这个钻井队的承包人。他们架起井机，开始钻探。一直钻到9000英尺以下，还是一无所获。那有钱人看看没指望，就放弃了钻探，回家去了。经验丰富的麦卡锡从钻头上嗅出了石油味。这时候，只要付上一点点象征性的钱，他就完全可以从那个有钱人手上接过这口井，然后独占这笔财富，这样他至少能赚1000万美元。可是他没这么做，而是打电话把实情告诉了那个有钱人。
　　几天以后，油井终于出油了。那个有钱人感激万分，他们共同发了大财。麦卡锡在一年之内还清了旧债。
　　也许，这个机遇就是麦卡锡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鼻子嗅到哪里，哪里就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他的钻井比一般人的都深，设备也很先进，他前后总共开发了38处油田。尽管那时候石油的每桶售价很低，他还是赚足了钱，成为众人瞩目的大富翁。
为了巩固庞大的事业，他在自己的油田旁建了炼油厂，又投资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钱办了一座化工厂，生产石油副产品。几乎可以肯定，在一段时间里，格伦·麦卡锡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麦卡锡开始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乐善好施，给各种慈善事业捐了一大笔钱，用他的钱帮助一些遇卜困难的人。与许多吝啬的富翁相反，他喜欢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舒适的生活享受和其它风险事业的投资上去。
　　首先，他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休斯敦市中心建造了在当时很高的建筑——22层的谢尔大厦；接着，他买下了附近地区的一批报馆；买下了休斯敦的一家广播电台和一家银行；他甚至买下了东部航空公司的大量股票，当上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他大笔大笔地花着手中的钞票。
　　不久，他买下了一座大农场。大得乘小飞机穿过这片农场需要1个小时的航程。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属于他私人的机场，可供多种飞机降落。离机场4英里的地方，就是他的豪华别墅。
　　平时，他喜欢在农场草原上一边开着吉普车飞驰，一边打猎。他在他的湖里养了很多的鱼供他闲暇的时候垂钓。
　　麦卡锡前后买了好几架飞机。1949年，他居然买下了一架波音同温层客机，在当时这可称得上最豪华的私人飞机了。
　　麦卡锡还喜欢建造饭店。他建造的最著名的饭店要数“酢浆草”——一座以爱尔兰国花命名的超级饭店。他选的是离休斯敦市中心较远的一块地皮。人们说他把饭店盖在离中心这么远的地方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丝毫不理会别人的指责，他认为所有休斯敦的人都会向他靠拢。于是饭店开始动工，3年以后建成。
　　这座饭店在当时真可算是美国最豪华的饭店。麦卡锡用了63种浓淡不同的绿色来装饰它。夜里绿色的水银灯把饭店的四周照亮，连服务台用的都是绿墨水钢笔。他打算用大片草皮铺地，当时一家草皮公司因为存货不多，不肯全部出手，麦卡锡干脆把那家公司买了下来。饭店里有大游泳池，有能容纳近2000人的舞厅，舞厅用了进口红木和玫瑰红大理石来装饰，请了大批当时最著名的演员来表演。他花费100多万美元的巨资举办一次公开的夜宴，邀请了4000多位宾客，真称得上盛况空前，极其奢华。
　　麦卡锡还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想进入电影界，做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先后投资拍摄了一些电影。
　　麦卡锡极爱出风头。他派一架飞机参加航空比赛。飞机起火失事。他又花巨资派了3架飞机参赛，结果包揽了第一、第二名，尽管这花费了他数十万美元，但他的名字随即传遍了美国。
　　有一年的美国国庆日，他的“酢浆草”饭店举办了大型的焰火晚会。饭店前面涌满了40万观众观看焰火。市长都拿他没办法。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整版地登出了新闻报道。
　　他的照片还作为封面登在《时代》杂志上。有人称麦卡锡为休斯敦第一公民。
　　他出资购买埃及国家的石油开采权；扬言要在危地马拉开一个大赌场；在飞往秘鲁的飞机上辱骂一名医生；筹划改造好莱坞……各种奇闻逸事，使他成为新闻界追踪的目标。而他却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依旧活得自由自在。
　　用一句话可以总结他的个性：格伦·麦卡锡是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人。
　　一个不懂得怎样握紧自己钱袋的人，又不思考如何赚取更多的钱的人，是注定要走下坡路，甚至彻底失败的。
　　当时政府颁布了一条阻止石油收购价格下跌的法令，这样出售石油就保持在较高的价位上。而购买者是不愿收购这么贵的石油的，石油卖不出去，这使麦卡锡的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
　　最初让外界感觉到这位风云人物的事业开始滑坡的，是麦卡锡用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作为抵押，向保险公司借了5000万美元的债。
　　问题不仅出在石油商的利润减少。麦卡锡花巨资建造的化工厂一直都在亏本。“酢浆草”饭店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投资效果。
　　麦卡锡又向政府的一个金融机构提出了贷款7000万美元的请求。后来，他开始变卖一些资产，包括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那座22层的谢尔大厦。
　　由于他无力偿还保险公司的贷款，保险公司开始接收麦卡锡石油公司和饭店资产的管理权。他的那家化工厂也终于倒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终于卖掉了“酢浆草”饭店。他的手中只剩下住宅、报馆、广播电台和其它一些资产，但很快这些东西也—一从他手中失去。
　　这时候，如果麦卡锡愿意与人合伙，便可以抵挡这次危机。当时，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的业主哈里·辛克莱肯出1亿美元收购格伦·麦卡锡的资产，再给他5000万美元还清债务，但性格怪异的麦卡锡不愿这样，因为他只想单干。他还想冒险。
　　麦卡锡打算在华尔街上市销售他公司的1000万美元的股票，以便筹集资金。可是达拉斯的一个企业集团称麦卡锡欠他们250万美元化工设备，这使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撤销了批准麦卡锡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麦卡锡只有另找出路。一年以后，他来到玻利维亚做石油生意。他向玻利维亚政府租借了大片的土地，重操旧业，开始钻探油井。可是他租借的那片土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丛林，运油卡车难以通行，除非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而这又需要大笔的资金。麦卡锡手里再没有这样一笔钱了，他只好打道回府。
　　麦卡锡公司彻底地衰败了。麦卡锡卖掉了最后一个石油企业，告别了他亿万富翁的生活。
　　如今，年轻人的印象中已不再有这样一位石油大王，但格伦·麦卡锡的故事却一直被老一辈的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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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国佬”鲁斯

美国的《时代》周刊，是世界闻名的杂志之一，前几年它的封面上，曾刊登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肖像。时代公司的老板兼总编辑亨利·鲁斯，在美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代公司坐落在纽约大公司大银行集中的曼哈顿。在一座价值上亿美元的摩天大楼的第34层，鲁斯拥有一间雅静的办公室。室内最抢眼的是一幅整面墙壁大小的世界地图。除了《时代》周刊，鲁斯还创办了《生活》、《体育画报》、《建筑论坛》、《屋与家》等杂志，这些杂志在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总数上亿份。
　　身为一个资本家，鲁斯与众不同的是，与他同一时代的美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人能像他一样，靠笔耕创造出这样庞大的个人财富。除了上述期刊杂志，时代公司还拥有邮购书籍的部门、5家广播电台、6家电视台；好几家造纸厂、林地、油田以及各种各类不动产。
　　鲁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模??乘沟幕卮鹑词牵骸拔业募蚁缡侵泄?牡侵荨！甭乘够仆贩⒗堆壑榇蟊亲樱?坏阒泄??骋裁挥校?趺椿崾侵泄?四兀空饣沟么勇乘沟募沂浪灯稹??
　　鲁斯的父母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传教士。他的父亲温斯特牧师，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他的先祖则是英国的移民。温斯特牧师于19世纪末来到中国山东登州（1913年以前旧地名），在一所基督教学院里教授物理。温斯特在学校爱上了女青年会的伊丽莎白，结婚后生下了鲁斯。鲁斯的童年是在中国山东度过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个“中国佬”。
　　山东半岛伸入黄海中，登州这个古老的港口就位于它的海角上。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百姓善良。温斯特说服了好多美国长老会教友，出钱支持办了两所大学、鲁斯就出生在教会所在的泥砖墙之后，由一位名叫马提尔的牧师为他施了洗礼。根据当地习俗，外国人要起一个中国名字，鲁斯的中国名字叫鲁少义。他在会说英语之前，已跟着一个中国奶妈学会了中国话。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鲁斯随家人逃到烟台难民营里，尔后又逃到韩国汉城。后来，八国联军以平定义和团为借口，大举侵犯中国，直扑北京。鲁斯一家又乘船返回登州，在潍县住了下来。
　　鲁斯自幼就非常聪明，下国际象棋时，大人们常常会输给他。他是一份男孩杂志《圣尼古拉斯》的忠实读者，1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杂志说：“亲爱的圣尼古拉斯：我是一个住在中国的男孩，家在潍县近郊，在一个大约两条街那么长、围有围墙的大住宅区里。这里住有8户人家，1所男女生兼收的学校、1所学院、1座大教堂和两家医院……”
　　鲁斯家所住的地方围有12英尺高的围墙，教士们在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经济又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找些娱乐消遣。只要有一点什么才能，人人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里有人演过话剧和音乐剧，鲁斯的父亲上台拉小提琴，他的妈妈就弹钢琴伴奏。鲁斯则开始了他新闻事业的首次冒险——办了一份名为《手》的男孩杂志，并且，这份杂志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鲁斯有时跟着父亲到偏僻的乡村去传教，中国农村的风土民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常会看见村口路旁有一些石塔，贫民们无力养活的婴儿就被扔弃在石塔上面。几年后，鲁斯回到美国念书，学校里的同学戏喊他“中国佬”，并且取笑他，因为他们误以为他既出生于国外，那就是学校里唯一不具备当美国总统基本条件的人了。鲁斯反驳他们说：“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却是在美国领事馆注册的，跟你们一样，当然也可以当美国总统。中国没有什么不好，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被同学们称做“中国佬”的鲁斯，冷漠、高傲而勤奋。他略带红色的眉毛已经长得突起，体格也越来越健壮。在学院举行的希腊文考试中，他的得分为全国之冠，这项成绩和荣誉，把校长感动得宣布全校放假一天。
　　鲁斯小时候因做扁桃体手术，落下个结巴的毛病。为了矫正口吃，他勇敢地报名参加辩论比赛，并且赢了两次。他担任校刊《哈区基斯文学月刊》的总编辑，把课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了上面。由于他想尽方法拉到一些美国杰出人物的稿子，对学校的活动加以批评、报道，并介绍一些图画的设计和表现手法，使得这份杂志成为全国最生动有趣的校园杂志之一。
　　在毕业班投票选举一些“最”字号同学时，“中国佬”鲁斯的排名如下——最聪明的：第三；最心不在焉的：第四；最具宗教热忱的：第六；最多才多艺的：第六；最不喜欢女人的：第九；最古怪的：第十二；最富活力的：第十二。至于“最可能成功的”这一项，鲁斯竟一票都没有获得。
　　鲁斯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读书。在美国，即使是富人的孩子也不肯依赖家里。鲁斯边读书、边勤工俭学，他兼任的工作是学生餐厅的经理和一个裁缝的委托代理。鲁斯的同班同学海登也同时考进了耶鲁。在中学时，海登是学校新闻周刊的负责人。这次，鲁斯和海登竞争耶鲁大学学生办的刊物《耶鲁新闻》董事会主席，海登得票最多，鲁斯紧随其后名列第二。海登当了主席，而鲁斯则当了编辑。
　　打从中学开始，鲁斯和海登就志同道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俩不得不去军营里接受军训。在军营里他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出版一份期刊，把知识和消息广为传播，以开导人们、启发人们。当他们正要开拔去欧洲作战时，战争结束了。回到校园，他俩继续经营《耶鲁新闻》。他们扩大对世界时事的报道，针对时弊发表评论。鲁斯做得更“出格”，以致连海登都抱怨说：“中国佬鲁斯趁我不在，发了篇《小镇的记者》，惹来不少麻烦！”
　　但不管怎么说，鲁斯于1920年毕业时，还是荣获了一枚“菲贝塔卡巴”奖章，并被选为“最聪明的人”。海登也荣获了奖章并被选为“最可能成功的人”。
　　鲁斯和海登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便各奔前程。海登选了纽约的《世界日报》作为施展才华的地方。至于鲁斯，他从《耶鲁新闻》赚的钱里存下了4000元，再加上亲戚给的1000元，他利用这一笔钱，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他在牛津选修的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史”。鲁斯把支付上学费用后的积余，都花在寒假和暑假的欧洲各国旅游上面了。他游历了巴尔干各国，还骑自行车巡游了匈牙利和德国。在罗马的一场美国学校的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个来自美国芝加哥、名叫莉拉的女孩。对于莉拉，鲁斯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回忆。1921年，鲁斯回到美国时，只带回换洗衣服、两撇八字胡和20美分。
　　鲁斯找工作的地方，正是莉拉小姐住的芝加哥。他在《每日新闻》找了个记者的职位，周薪16美元。不久，他又前往东部的巴尔的摩，当上了《新闻报》记者，周薪40美元。这时候，他的老同学海登也在巴尔的摩当记者，两个校友又恢复了竞争。由于同是记者，他们总是相互比赛，看谁发表在第一版的报道多，海登总是稍微领先。他俩既相互竞争又结成了联盟，闲聊时拟订了一份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海登给杂志起名为《事实》；鲁斯搭乘地铁上班时，突然来了灵感，想起了“时代”二字。第二天他告诉海登，海登同意了。
　　1922年，鲁斯和海登离开巴尔的摩前往纽约。他们在东17街141号一座废弃了的两层楼上，租下一间房间作办公室，创办《时代》周刊。办公室只能容纳两个人，可是他们还是让第三个人挤进来了，此人是耶鲁的同学苏得乐。苏得乐毕业后曾在芝加哥的公交车上卖票，此刻正失业。他俩让他人伙是因为他懂得些广告学。
　　在以后的8个月里，鲁斯和海登都在筹措办刊基金。一些新闻界前辈奉劝他们“别去搞”；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几乎跑遍了全美国，从72个投资人那里筹到了8.6万美元。公司搬到了461号印刷贸易大楼顶楼的阁楼上，房子四处透风，条件非常艰苦。苏得乐吃不了苦，终于和鲁斯、海登分手而去。这一年秋天，他们聘请了耶鲁的校友罗尔参加编辑工作。鲁斯和海登都想当主笔，但经营也很重要。谁先当主笔呢？他俩协商掷铜板决定，鲁斯输了，从此陷入烦人的业务之中，直到3年后才换回编辑的座位。
在准备出刊的那几个月里，鲁斯家人除了妹妹还在中国，其他人都在纽约度假。这个运气对鲁斯来说真不赖，因为家里可以提供他免费的食宿。他11岁的弟弟雪顿替他们义务服务，帮忙跑腿。他妹妹伊丽莎白是女子学院毕业生，也为《时代》写了些尝试性的文章，后来又给他们写些书评。
　　1923年12月22日，鲁斯和莉拉小姐结婚了。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亨利三世和彼得伯尔。婚后才发现，两人性格大不相投，做丈夫的准时、严肃得要死，而且不喜欢社交；做太太的则是无忧无虑的马大哈。鲁斯不爱闲聊，但每天下班回家，总是看到莉拉和一群朋友围着茶几聊天。
　　《时代》才创办的几年，获利微乎其微。直到1928年，才有了转机，这一年获利12.6万美元，从这以后，订数和利润直线上升。
　　鲁斯的好伙伴海登，发誓要在33岁之前赚足100万。他终于如愿以偿，在30岁时，属于自己的财产已是百万出点头，但他却没能受用多久。1929年2月，他感染了传染病，在度过31岁生日之后不几天，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了。
　　从过去到现在，几十年来，新闻界的人士仍在争论，《时代》的成功，鲁斯和海登谁的功劳最大。这个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他们两人的贡献难分高低。有一位同行说得好：“也许是海登设计了教条，但是鲁斯却建了教堂。”
　　海登的死，使鲁斯非常难过。他捐了一半的钱，其余同事又捐了另一半，为当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新闻》建了新的办事中心，命名为“海登纪念馆”。在纪念馆大门口一方铜牌题了以下的字：“他的天才为新闻事业开创了新的形态”
　　痛失了好伙伴，鲁斯决心把已开创的新闻事业搞得更好，以完成海登的遗愿。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纽约拥有一张日报。海登去世后不久，鲁斯又创办了一份《财富》杂志。鲁斯创办《财富》杂志的目的，是把目光盯向了商业界，他认为美国最优秀的人物都在商业界。他打算把政治、科学、法律、教育和艺术与商业连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赚钱。
　　鲁斯知道光靠自己是办不了大事的，他注意物色选拔了3位像海登那样的奇才，他们是詹姆士·李宁、罗埃·拉森和查尔斯·史迪门。这3个人在广告推销、业务扩展与投资方面很有一套本事。
　　经过拉森的苦心策划，时代公司竟然扩展到广播界，然后是电影界。广播和电影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时代》和《财富》杂志。鲁斯给时代公司写的一句广告词是：“时代在前进！”
　　1935年，时代公司拍摄的一部新闻影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拉森真是乐不可支，因为许多影剧院的老板都争相购买他们的电影拷贝。
　　史迪门看上去矮小而又瘦弱，很少开口说话，但为公司当家理财却是好手。史迪门看中了南方休斯顿存家纸浆厂，就跟鲁斯建议，买了100万纸浆厂的优先股，帮纸浆厂建了一座造纸厂。造纸厂经过专门设计，生产时代公司几家杂志的用纸。这时候，时代公司又办了一份《生活》杂志，公司需要大量的纸张。时代公司为了满足造纸厂的原材料供应，又买下了60万亩林地。
　　鲁斯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同妻子的关系却越来越差，他们终于分手了。不久他又和一个名叫柯莱尔的女人结了婚。柯莱尔是个剧作家，并且办了一份《浮华世界》杂志，自己担任总编辑。她是新闻、文艺界出名的美人儿，又很有经商和办刊物的才能，她和鲁斯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婚后，柯莱尔开始插手《生活》杂志的事。老板的老婆当老板，可不是时代公司的工作人员高兴的事。当柯莱尔明白工作人员的想法之后，便放手不管了。但是，她的才华却不愁没有出路。3天之内，她就写成了一个戏剧剧本《女人》，演出后获得了成功，欧洲各国竞相演出。她后来写的两部剧本《吻别男孩》和《错误边缘》，也造成了轰动。此外，柯莱尔还写电影脚本，写书，给报纸写专栏。柯莱尔喜欢冒险，她驾驶飞机、带猎犬打猎，还有什么潜水、演戏、书画和雕刻……什么都喜欢试试。
　　《生活》取得了很大成功，它改变了时代公司。鲁斯说，《生活》杂志使得公司“由一个大的小企业变成了一个小的大企业”。到1939年的时候，《生活》杂志的发行量已达到200万份，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朝前飞奔，最后，终于在发行数量和广告数量上，超越了全美的其它杂志。它的读者，占全美国10岁以上人口的20％。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杂志便在新出版的一期推出一个新的版面，题名为《世界战争》，并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字眼，这是许多美国人还不能接受的事实。这个新的专栏在大战期间一直保留着，它所刊登的一些战争报道，是新闻同行中最出色的。
　　鲁斯夫人柯莱尔以《生活》杂志通讯员身份，在欧洲四处奔走。当德国侵占丹麦时，她打电报给鲁斯，约他在巴黎和她会合。鲁斯赶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妻子一道住进了美国大使馆。就在当天晚上，德军进行了空袭，炸弹就扔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鲁斯设法弄了一节车厢，和妻子一道前往巴黎。他们临走时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在巴黎，鲁斯把太太留下，让她继续做前线报道，他自己则乘船回到纽约，把亲身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警告国人，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绝不可以麻痹大意。
　　鲁斯太太在大量采写新闻报道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大战期间，柯莱尔当上了参议员。到了1959年，她又经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名国会通过，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在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各国，一个妇女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还从来没有过。鲁斯掩饰不住他骄傲的心情，在华盛顿一家豪华旅店里，专门为妻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功宴，参加的有时代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著名的政客们。
　　鲁斯陪同妻子去罗马上任。为了能在罗马经营时代公司的业务，同时又不使大使馆和公司的职员感到尴尬，鲁斯在大使馆附近租了房屋办公。为了使鲁斯夫人更好地完成大使使命，美国外交部特地任命鲁斯为荣誉大使。
　　柯莱尔51岁生日那天，从纽约的丈夫那儿，收到了一封神秘兮兮的电报：“祝我的玫瑰夫人生日快乐”。等这位女大使走进私用的客厅里时，客厅里已经装饰了一幅她的全身画像。她穿着绿色的中国旗袍，衬着玫瑰色的背景。鲁斯对妻子一往情深。在柯莱尔后来担任驻巴西和玻利维亚大使时，鲁斯一直协助妻子工作。这对夫妇，一个是出版家，一个是女政治家，在公共场合里，彼此说话的语气，拘束得就像机关里的同事一般。但是，他俩的个性都很强烈，私下里经常抬杠是难免的。经过许多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
　　1958年，鲁斯断断续续地害起胸痛的毛病，经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狭心病。在他患心脏病之后，他便开始物色接班人。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董诺凡的年轻人。董诺凡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时代公司的《财富》杂志从作家做起，一直做到公司的编辑指导，地位仅次于鲁斯，年薪10万美元。鲁斯提拔他为公司总主笔，自己则退居二线，担任荣誉职务“编辑主席”。
　　1967年2月28日凌晨3点，鲁斯因冠心病去世，享年69岁。整天陪伴着丈夫的柯莱尔泣不成声地告诉大家：“亨利已经去了……”
　　时代公司这个庞大的出版王国的创始人，就这么与世长辞了。时代公司的资产已达到69亿美元。有人说，美国总统掌管着政府的行政大权，而鲁斯的《时代》，却足以左右美国的最高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言下之意是，鲁斯对美国人心影响的深刻，十足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难怪约翰逊总统在给鲁斯夫人的电话里说：“整个华盛顿都感到悲哀，因为他真是个杰出的人。”
　　一架公司的飞机把鲁斯的遗体运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当地教堂再把他运往梅普金。根据鲁斯生前的遗愿，他将长眠在那里。而同时，在纽约麦迪逊街，鲁斯曾做过43年礼拜的长老会教堂里，李德牧师为他举行纪念仪式，这一天正是《时代》出刊44周年。大约有800名各界人士来到教堂里，其中有州长、参议员、经济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出版家、作家、教育家和学者。而1200名公司员工，则聚在时代公司大厦的接待室和礼堂里，收看实况转播。
　　同一天，鲁斯遗属前往梅普金参加葬礼。神父安详地告诉鲁斯夫人，订做巨大的大理石十字架，还剩下一半材料，将来可以留给她用。柯莱尔说：“这个主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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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米老鼠之父迪斯尼

动画明星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形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风靡世界，经久不衰，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沃尔特·迪斯尼也被人们称为米老鼠之父。他是有声动画片和彩色动画片的创制者，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后来，他又根据这些可爱的银幕形象设计和创建了迪斯尼乐园，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沃尔特·迪斯尼190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移民。1906年，老迪斯尼用全部家产在堪萨斯州东北的马赛林购买了一个小农场，他们全家从此便迁居在那里。在风光秀丽的农场，沃尔特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
　　沃尔特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们年纪都大他许多。三哥罗伊比他大8岁，最喜欢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弟。罗伊后来也是沃尔特事业的好伙伴。
　　老迪斯尼对儿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三个大的都成了他的农场工人，和其他雇工一样早出晚归。与沃尔特作伴的只有鸡、鸭、猪、狗。小沃尔特没有玩的，便在草稿纸上画这些小动物。母亲发现了儿子绘画的天赋，给他买了一本画册，沃尔特便整日临摹，越画越好Ｓ幸淮危?晃唤猩嵛榈碌囊缴?粗辛怂?幕???角钱把他的画买去。小沃尔特兴奋不已，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画画挣来的钱。
　　然而，父亲的农场却经营得不妙，先是猪都病死了，农作物又连续两年歉收。老迪斯尼无法兑现给儿子们的工资，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老大和老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老迪斯尼只好卖掉了农场，搬到堪萨斯城居住，为报社搞发行。从此以后，小沃尔特和三哥罗伊就成了报童。那时，沃尔特还是个学生，他们每天早晨4点钟不到就要起床，挨家挨户去送报。下午放学后，还要送一次晚报，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罗伊终于也受不了父亲的苛刻要求而离家出走。老迪斯尼成了孤家寡人，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他酗酒、发怒、骂人，沃尔特和妹妹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15岁那一年，沃尔特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努力方向。他认为，自己将来有可能靠画画挣钱，当一名画家。便把课余的时间都用在绘画上。他白天上学，晚上到芝加哥画院学画。这是一所私人办的画院，在一位叫卡尔沃茨的教师指导下，沃尔特的绘画技能有了不小的进步。后来又有一位叫勒哥瓦·戈赛特的教师对沃尔特影响也很大，这位先生是为《芝加哥先驱报》画漫画的，他的漫画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幽默感，在他的教导下，沃尔特的绘画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1918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天，罗伊找到沃尔特，告诉他自己已经参了军。沃尔特这一年才17岁，还不到参军年龄，他也想去体验一下战争，便将年龄虚报了1岁，参加了红十字会，当了救护车的驾驶员。可是当他们到了法国后，战争已基本结束。他和几个战友在战场上拾了许多挨了子弹的德军钢盔，卖给那些刚来到法国还没有打过仗的新兵，作为战斗纪念品，发了一笔小财。沃尔特开心得很。
　　战事结束后，沃尔特回到芝加哥，再度拿起画笔，希望在报社谋取一个漫画编辑的职位。但找一个称心的工作并不容易，多次尝试失败后，他只好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业余时间还经常光顾电影院，成了好莱坞喜剧明星的崇拜者。这些喜剧片都是作为加映的短片放映，其中也有一些既粗糙又幼稚的动画片，年轻的沃尔特既喜爱这些片子，又感到有点不满足，他自信能创造出比这更出色的东西来。
　　自从有了这想法之后，沃尔特便经常去堪萨斯公共图书馆，他在那里翻阅有关电影动画绘画的书刊。1922年，沃尔特有了一点积蓄，他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自筹了1500美元，创办了动画片制作公司。这是他向自己的事业迈出的第一步。
　　公司最初拍摄了两套7分钟的短片，取材于童话故事。上映后，在当地反应很好。沃尔特聘请了2名推销员向全国推销动画片，不料这2人拿了公司的钱逃之夭夭，使沃尔特陷入困境，终于宣告破产。在这之后，沃尔特找了个为环球新闻片公司当特派记者的工作，拍些图片新闻维持生活。
　　1923年夏天，沃尔特从堪萨斯乘火车去洛杉矶，住在靠采矿发家的叔叔罗伯特·迪斯尼家中，他决心从头再来，仍旧拍动画片。叔叔租给他一间车房作工场，他又从三哥那里借得10美元印制信纸信封，公司暂定名为“沃尔特·迪斯尼动画片公司”。他写了许多信给往日曾经联系过的电影公司，希望他们能订购他的动画片。不久，纽约有一家“温克勒电影公司”来了回信，这家公司的主管人温克勒太太曾看过沃尔特拍的片子，十分满意。她在信中订购了《爱丽丝漫游仙境》动画片集，每一集出价1500美元，条件是主角爱丽丝须由她指定的一位6岁的小姑娘弗吉尼亚·戴维斯扮演（这种动画片是由真人扮演和动画合成）。沃尔特接到信后大受鼓舞，当即从叔叔和三哥那儿借来800美元，作为资本投入拍摄。
　　片子拍得相当顺利，没有多久，第一集《爱丽丝在海上生活》完成了。由于沃尔特在制片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整部片子新鲜有趣，温克勒太太看后十分满意，很快将1500美元汇给沃尔特，并连续订购6集。
　　从此以后，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产量不断增加，售价也从15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沃尔特全力制片，三哥罗伊主管财务，迪斯尼公司的业务开始蒸蒸日上。但兄弟俩仍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用于发展。
　　1925年，罗伊成了家，沃尔特开始独自生活。他这人不会理家，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收拾，单身汉的日子很不好过。到了下半年，沃尔特也成了家。他的妻子莉莲·本茨来自爱达荷州的刘易斯顿，在迪斯尼公司当一名绘图员。
　　在制作《爱丽丝漫游仙境》之初，沃尔特聘请了一位不太著名的动画片画家尤布·伊沃克斯来作助手，这个人曾经与他合作过，目前的处境也正困难。尤布·伊沃克斯对动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尤其善于领会沃尔特的意图，并且用动画来表现，这对沃尔特来说是最为难得的。
　　温克勒太太后来又再婚，婚后不再管公司生意上的事，全都交给她的新婚丈夫查尔斯·明茨。这个人可不像温克勒太太那样做事干脆，是个很吝啬的家伙，每次付款都拖拖拉拉，从来不肯按时付清。这给沃尔特制片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来沃尔特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毫不客气地写信告诉明茨：如果他再不恪守合同，他们的合作只好到此为止了。
　　在拍完6集以后，扮演主角的女童弗吉尼亚的父母受好莱坞其他制片人的诱惑，认为他们的女儿可以成为大明星，拒绝与沃尔特续签合同。沃尔特重新招聘的一个小女孩缺乏弗吉尼亚的那种天真和热情，显然不行。《爱丽丝》系列片无法再继续拍下去。
　　1926年秋，温克勒太太和她的丈夫一同来到沃尔特的公司，她劝沃尔特重新创造一个动画片的角色。沃尔特随手画了一只兔子，狡黠地龇着牙，样子很讨人喜欢。温克勒太太十分满意，她和她的丈夫给兔子起了个名字叫奥斯瓦尔德。他们与沃尔特重新签订了合同，并预付2000美元。
　　沃尔特把他的设想跟尤布谈后，两人倾注全部精力和热情，开始了《幸运的兔子奥斯瓦尔德》的设计制作。尤布干得很出色，他把奥斯瓦尔德画成一个胖乎乎的古怪的野兔模样，穿着很不合身的背带裤，仿佛一副蠢相，实则狡猾伶俐。经过多次改进后，片子获得了众多电影租片商的好评，上映后，引起了轰动；兔子奥斯瓦尔德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大明星，商人们纷纷向影片公司申请在商品上使用奥斯瓦尔德的名字和形象。它的尊容被印在糖果盒上；小学生们的上衣领上也别着奥斯瓦尔德的徽章。不过，沃尔特竟没有想到这份利益应是属于他的，他只觉得这是为他的影片做广告而心满意足。
　　系列片一集接一集地拍出来，明茨也老老实实地按期付款了。沃尔特和罗伊有了钱，日子开始富裕起来。兄弟俩在制片厂附近买了两块地皮，各花了7000美元给自己盖了房子。
　　沃尔特为了感谢尤布对他的帮助，将每周的工资提高到120美元，并经罗伊同意，给了他一定数额的股份，这样，尤布每年都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份红利。沃尔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救了他们兄弟。
　　原来这时候，一个由影片商明茨策划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明茨派他的内弟乔治·温克勒暗中与尤布接触，提出一项建议：如果他参加明茨组织的一项新事业，他的工资将为目前的两倍。乔治告诉他，新组织不会有损于沃尔特的业务；并说他们最终也会邀请沃尔特兄弟参加。他还向尤布透露：沃尔特手下的好几位动画片画家已接受建议，都准备转入新厂。这对经济一直不宽裕的尤布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诱惑，他说，他还要再考虑考虑。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明茨这样做是冲着沃尔特兄弟来的，说不会有损于迪斯尼公司是假话。尽管尤布对沃尔特也有不满，但要他立即背叛，他觉得情面上还有些说不过去。
　　现在沃尔特主动提高了他的待遇，使尤布既感激又惭愧。他立刻打电话给乔治，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将明茨的阴谋告诉沃尔特。不料沃尔特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沃尔特的天真使得尤布又吃惊又生气。
　　此后，当沃尔特和他的妻子莉莲到纽约与明茨谈判续订新合同时，明茨在价格上表现了强硬的态度。沃尔特说，为了进一步提高系列片的质量，他投入的成本相当高，他提出每部片子的价格为2500美元。但明茨说只能给1800美元，再也不能高了。双方相持不下。到最后，明茨摊牌了，他说：“干不干由你。沃尔特，我劝你别犯傻了，奥斯瓦尔德是属于我和环球公司的，是我们想出来的！而且，我可以把你的公司整个儿夺过来，你不知道你的制片厂里发生了什么事吗？”说着，他拿起电话，“你往厂里打吧，问问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问问你的画家们都在为谁干活。小伙子，他们全归我啦。他们都跟我签了合同！”
　　沃尔特仍不相信有这回事。他气愤地回到饭店，跟罗伊通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罗伊回电话证明明茨并不是胡说，除了尤布和另外两位动画片画家，其余的人都跟明茨签了约。这对沃尔特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明茨的妻子温克勒太太也打来了电话，她说她的丈夫还有一个新的建议，希望沃尔特去听一听，慎重地考虑他们的合作。明茨的新建议是什么呢？他不仅要拥有《幸运的兔子奥斯瓦尔德》的全部版权，还要插手迪斯尼制片厂的全部业务，等于把制片厂吞并过来，让沃尔特和他的助手们为他干活。
　　发行商的两面三刀、背信弃义激怒了沃尔特，而曾经与他共患难的一些动画片画家的集体叛变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终于下定决心。几天后，他突然闯进查尔斯·明茨的办公室，把一枚兔子奥斯瓦尔德的证章扔在这位租片人的桌上，说：“给，你可以拿到这个小崽子了，它全是你的了。我现在宣布放弃我的权利，再也不去想它了——祝你走运！”
　　明茨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叫起来：“可你不能这么干。你合同上还有3部系列片没有完成呢，不管你怎么说，你都得画完它！”
　　“我不画，”沃尔特说，“你把画家全偷走了，你让他们给你画去吧。”
　　明茨还想好言相劝，沃尔特再也不理会他了，掉头而去，返回加利福尼亚。
　　回到家，罗伊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你知道咱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没有了画家，没有构思，更没有钱。我们还能干什么？”
　　沃尔特说：“你放心，我们不是还有三位画家吗？构思我已经有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大耳朵的老鼠，“请他当未来的主角，怎么样？”
　　罗伊看了看，承认这只老鼠很可爱，他们给老鼠起了个名叫米奇。沃尔特说，几年前他在堪萨斯城最艰难的时候，有一只小老鼠经常爬到他的书桌上，他总是喂它一点干酪。小老鼠很驯良，也很赖皮，它每次吃光干酪后，就在沃尔特的手心里蜷成一团安睡。他担心它养成了吃干酪的毛病，以后当他没有干酪喂它的时候，它便会去吃人家放在老鼠夹子上的干酪，于是把这只小老鼠带到树林里放掉了。
尤布·伊沃克斯也很欣赏这只叫米奇的老鼠，他认为它的表情有点像沃尔特本人。现在，迪斯尼制片公司一共只有5个人了。对于那些叛变的画家，沃尔特采取了报复手段：他和他们还有4个星期的合同，他逼迫他们不分日夜地干活，直至完成奥斯瓦尔德系列片的最后3部片子方可走人。罗伊尖刻地对画家们说：“为了得到你们的新老板欢心，最好是干得认真一点，否则他会把你们赶到大街上去的。”
　　与此同时，沃尔特和尤布抓紧时间进行米老鼠的设计。为了防止这个新角色再次被窃，他们避开那些画家们，躲到沃尔特家后面的一个车库里工作，不走漏一点风声。他们的设想是：米老鼠的性格应该是对弱者同情，对强者却很淘气，好打抱不平，不自量力，急躁而且粗心……
　　性格塑造基本完成后，他们就想，怎样将这个小淘气介绍给观众呢？当时，报纸上全是查尔斯·林白首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的事迹，谈论得很热火。沃尔特和尤布不约而同地想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沃尔特草拟了一部叫《疯狂的飞机》的电影脚本，尤布立即着手绘制草图。尤布的确是个天才，他很快就按照剧本的内容搞出了雏形，沃尔特看后非常满意。
　　他们开始动手干了。首先要把每一个动作分解成许多个画面，画在胶片上。一部500英尺长的动画片需要1.44万多个画面，尤布一天就能画600张。然后，当画家们下班之后，他们把胶片拿到制片厂，用夜间时间拍摄。拍完后，把那里打扫干净，不留一点痕迹。
　　1928年5月，从未露过面的米老鼠在好莱坞一家电影院秘密预演，观众反应不错，租片人也都很欣赏。但是，因为一部片子的制作费高达2500美元，价格也相对较高，租片商们似乎都在观望，没有人订货，他们大概希望沃尔特能把价格再压低一些。
　　当时，有声电影刚出现，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已经轰动纽约。电影行业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影院的老板们都纷纷嚷着要有声影片。好莱坞的制片人都拼命地给自己的最新之作配上音乐、音响效果和对白。沃尔特也在考虑是否应该给米老鼠配上音响。
　　这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他们做了许多试验，想用省钱的办法自己配音，但多次试验都失败了。事实证明，把音响录在唱盘上同步播放是行不通的，播放节奏稍有差错都会闹出洋相。后来，沃尔特找到一个叫帕特·鲍尔斯的人，这人似乎很有办法，他知道沃尔特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他拍着胸脯说，只要沃尔特把片子交给他，他保准能让他满意。这个鲍尔斯名声很不好，在好莱坞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骗子，他曾说服卡尔·莱默尔让他当环球影片公司的合伙人，然后将那位精明强干的人物骗得一无所有。
　　鲍尔斯几乎也弄得沃尔特倾家荡产，但最后总算达到了一个理想的配音效果。1928年11月18日，米老鼠系列的第三部片子《威利号汽船》在殖民地剧场首映，反响极为强烈。第二天的报纸上，影评家们对这部动画片赞不绝口，称它是“天衣无缝的同步之作”、“一部富有娱乐性的精巧之作”。
　　苦尽甘来，沃尔特·迪斯尼的大作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一来，所有的租片商和全美国的各大电影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派来代表到沃尔特在纽约的住处洽谈，希望提供资金并与他合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曾经从他那儿强取去兔子奥斯瓦尔德又偷走动画片画家的查尔斯·明茨也出现了，他厚颜无耻地对沃尔特说：“参加我们吧，我们给你摄影棚，给你需要的一切支持。只要你把米老鼠转交给环球公司，利润可以从优。我们甚至还可以还给你那些动画片画家。要是你还想要他们的话，他们一直在等着回去为你工作。”
　　沃尔特忍不住说：“就是他们跪着来求我，我也不要他们。”他同时拒绝了明茨的建议。米老鼠是他沃尔特的孩子，只属于他一个人，任何人别想染指。
　　事后，鲍尔斯对沃尔特说：“干得好，沃尔特，我很高兴你拒绝他们，这表明你是独立的。只能这样对付那些流氓！”紧接着，这个骗子也给沃尔特一个“真正的建议”：他塞给他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提出让他来作为米老鼠的代理发行人。
　　沃尔特因为配音获得成功，对鲍尔斯是怀着感激之情的。尽管有许多人告诉他鲍尔斯是个不可信赖的家伙，他依然对这人抱有好感。沃尔特毕竟还太年轻，他轻率地与鲍尔斯签了合同；并在合同中说明，今后拍的动画片都租用鲍尔斯的“电影声”音响设备。
　　之后，米老鼠系列片一部接一部地拍了出来，鲍尔斯大赚特赚，对沃尔特却不肯公开他的账目。实际上，他扣下了约20万美元应该属于沃尔特的收入。最后，沃尔特彻底看清这人的卑鄙嘴脸，与他断绝来往。但他的损失是巨大的。
　　沃尔特的另一重大损失是失去了尤布。公正地说，这件事是沃尔特自己造成的。他一方面需要尤布的支持，在动画片的制作上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他。但同时，他又像对待一个小伙计那样支使他，责骂他，挑剔他；尤布的脾气虽好，从来没有反抗的表示，但他的眼神中却时常流露出仇恨的目光。实际上，他是在忍受，他当然知道自己的价值。在米老鼠系列动画片的制作过程中，他和沃尔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连莉莲都看出来了，一再劝说丈夫应该对尤布好一点。沃尔特却听不进去，他固执地认为尤布绝不会生他的气，他了解他。当沃尔特与鲍尔斯即将决裂时，鲍尔斯暗中与尤布接触，并签了合同，以周薪300美元的待遇把尤布挖走了。这对沃尔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此，他大病一场，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暂时停止了米老鼠动画片的生产。
　　在莉莲和医生的劝说下，沃尔特夫妇到各地去旅行，途经古巴和巴拿马运河，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回来以后，沃尔特的精神基本恢复了。1932年，他又振作起来，重新组建他的绘画班子，制作出迪斯尼公司的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片《花儿与树》，获得了巨大成功。连脱离他的尤布·伊沃克斯都给他写来了贺信。《花儿与树》的成功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沃尔特·迪斯尼在动画片领域的地位，也给他带来极为可观的收入。这部片子当年获得了奥斯卡奖。
　　1933年，沃尔特又拍成了彩色动画片《三只小猪》，同年5月在纽约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盛况不亚于米老鼠系列片。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这部片子的主题歌《谁怕大灰狼》成为人人爱唱的歌曲。之后，沃尔特又拍了一些米老鼠题材的动画片，并在其中加入了“唐老鸭”、“普洛托狗”等形象。唐老鸭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抱怨者；普洛托狗则是个专干蠢事的傻瓜。
　　1934年，沃尔特在欧洲旅行时，从巴黎的一位老板那儿得到启示，决定拍一部长动画片。他选中了著名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当时还没有长动画片问世，长片放映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很多人都认为沃尔特这样做是冒险。罗伊更是竭力反对。但沃尔特拿定主意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1937年12月，片子拍出来了，果然又是盛况空前。这部片子被译成各国语言，在全世界放映，盈利比沃尔特预期的要高出10倍。
　　继此之后，沃尔特又先后推出《木偶奇遇记》、《小虎班比》、《幻想曲》等一批优秀的长动画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洲市场萎缩，迪斯尼公司的业务也受影响，处于低潮。二战结束后才又重新振兴。
　　战后，沃尔特最大的贡献是在洛杉矶建立了迪斯尼乐园。他这个人有着无穷的想象力，就在他创作米老鼠、唐老鸭、三个小猪、白雪公主等动画片角色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座童话乐园，他想象中，那是一个孩子们的世界，不仅有动画片和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建筑和树林，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机，总之，应该充满儿童的乐趣。1955年，乐园建成并启用，那时他就发现，这座乐园并不完全是属于孩子们的，成年人对它同样有极大的兴趣，它成了洛杉矶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所有到美国西海岸来的游客都要来此一游，因此，迪斯尼乐园收益巨大。后来，他又在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又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乐园，叫做“迪斯尼世界”，园内设有酒店和更多的旅游景点，具备了度假村的条件。
　　可惜的是，沃尔特本人没有看到迪斯尼世界最后建成。这座大型乐园是在沃尔特死后又过了5年才完工的。而他在迪斯尼世界开始建造的时候，又在酝酿再建一个“未来世界”。1965年11月，他对记者说，未来世界是他梦想的世界，在那儿，将看不到20世纪的战争与贫困，科技高度发达，气候可以由人类控制，废物得到充分的利用……沃尔特心目中的未来世界是人人享受平等，没有欺诈，没有暴力，像一个和睦友好的大家庭。他将把这个乐园作为未来人类生活的范本。
　　1966年12月15日，沃尔特·迪斯厄病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晚间新闻的颂词中说：“迪斯尼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为全世界的人带来了欢乐，但若我们仅仅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他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够的……迪斯尼在医治、安慰人类心灵方面所作的贡献，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心理医生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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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保险业巨子史东

克莱门提·史东是美国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的股份持有人，同时也是阿波特—柯维尔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份持有人，并且还是霍斯思书店的董事长。他可算得上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美元之巨。他一生都从事推销，推销保险，推销自己的信念和致富的方法。
　　史东出生于1902年。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剩下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维持生计，史东的母亲曾干了许多年缝纫女工，并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向底特律的一家小保险公司投资。这家保险公司是专做健康一意外伤亡保险的。后来她成了这家公司的保险推销员。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对年幼的史东影响很大。无形中，也就种下了他这一生事业的第一颗种子。
　　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为母亲分忧。课余时间，他卖报挣钱。报童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争执，他也经常受到比他大的孩子的欺侮。由于他从小个性就比较刚强，一般是不肯示弱的，而结果往往是他占上风。
　　有时，他到一些小饭馆小酒吧里卖报，因为那里聚集的人多，而且能遮风避雨。那些老板却讨厌这些小报童，见到就赶；史东不知被赶出去多少次，可他总是趁老板不注意又偷偷地溜回去。这也造就了他不怕碰壁的坚强性格，日后成为竞争中的强者。
　　就在克莱门提·史东初中刚毕业，将要升高中的那年夏天，母亲见他闲在家里，让他试着为保险公司拉拉生意。他依照母亲的指点，来到一座办公大楼前。这时他不知道该从何开始，不敢走进大楼。他站在那儿，心里重温着母亲对他说过的话：“当你尝试着去做一件对你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或损失的事时，不要有顾虑，说于就干！”这样，他便有了勇气，毅然地走进了那扇大门。
　　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不断地劝说人们到底特律健康一意外伤亡保险公司投保。他甚至不敢有片刻的犹豫，担心恐惧会乘虚而入。他从底楼一直跑到顶楼，逢人就说，终于争取到两位客户。尽管成果并不理想，他却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当推销员的成绩呀，这已经相当令人鼓舞了。
　　万事开头难，只要有良好的开端，就不愁将来没有发展。由于他争取到两位客户，史东在保险公司的账户上也就有几元钱佣金，数字虽小，它却标志着零的突破，也是史东人生历程的一座里程碑。
　　从那以后，史东对自己的推销才能产生了信心，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确具有这方面的资质。
　　他接着干下去，随着经验逐渐丰富，他成功的比率也日渐增加。这一来，他的兴趣更浓了，只要是空闲时间，比如节假日，学校不上课，他就跑出去拉生意，他越做越顺利，有时一天竟能做成10多笔生意，甚至最多的时候能做成20多笔。这样，他这一天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有时，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每天都能有收获？每天都能有新的发展？他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干一件事，最关键的是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正当他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高兴的时候，有人带信来：校长叫他去一趟。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校长对他说：“你知道自己违反了校规中哪几条吗？”史东说：“我不知道。”校长说：“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你现在收入已经比我这个校长还高了，知道吗？”“不知道！”史东听出对方是在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一转身走了出去。他就这样退了学。
　　中国有句俗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一般人看来，他一个中学生为了赌气而离开学校，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对于执着于某一件事的人来说，却也未见得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样一来，他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那项工作中去了。
　　退学以后，史东一身轻松，毫无牵挂地到密执安州各地去，为他母亲所在的那家保险公司服务。他的成绩显著，每天可以拉到30多位客户，多的时候能拉到40多位。比在学校时更上一层楼了。
　　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来到芝加哥，设立了自己的保险代理公司，给这个公司起名为联合保险代理公司。实际上，公司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公司开张的第一天就生意红火，拉到了50多位客户来投保。史东因此对自己更加充满了信心。
　　后来，他又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伊利诺斯州。生意前景越来越看好，有一天他居然拉到120多个客户，真是叫人难以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
　　随着公司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客户的增多，史东开始感到人手不足是个主要问题了，于是决定招兵买马——雇佣兼职人员来为他干活。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承担，他就决不雇佣工作人员。事业刚刚起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可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开始感到，要想进一步扩展事业，就非得要增加人员不可，否则，他将失去许多机会。他通过征聘的形式，从众多的应聘者中选择了几名推销员。
　　在那些应聘信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比如有来自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尽管他没有录取这些人，却使他从中受到启发。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让这些踊跃应征者在当地为他所代理的保险公司拉生意呢？好主意！他立刻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在那两个州雇佣一些人，帮助公司展开业务。
　　从这以后，他由点到面，四面扩展，相继在其它州也征聘推销人员，从东到西，由北到南，覆盖面愈来愈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保险推销人员已有1000多人了。
　　为了加强对广大推销人员的管理，史东任命了各州的负责人；然后，又任命区域性负责人来管理这些州负责人。自己身边还有帮手，帮助统管全国和芝加哥总部的工作。他的经营局面已基本打开，这时还不到30岁。
　　再幸运的人，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正当史东的保险代理公司蓬勃发展之际，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倒闭，这对保险事业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已无钱投保，即使有一点钱，也首先要考虑眼前的生活问题，无暇顾及遥远的未来的事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保险公司的许多推销人员都失去了信心，感到悲观失望。史东心里也着急，不过他觉得这个时候必须给下面的人鼓鼓气。他对他们说：逆境中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你自己必须是乐观向上的，你一定不能失去信心和决心。推销员的悲观与乐观都可能影响客户。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亲自示范，到纽约州去推销保险。事实证明，尽管市场不景气，他仍能达到20年代升平世道的水平。
经过这次波折，史东自己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经济上升时期，做什么都容易，对手下的推销人员不必操过多的心；可一旦遇上困难时期，面临真正的考验，许多人就承受不了了。由此可见，提高推销人员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他决定大力向他们灌输自己的那一套积极的精神态度，并开展首次推销训练运动。
　　在训练运动中，他亲自深入到第一线视察，与工作人员交流，并表演示范。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振作不起来，纷纷辞职不干了。1000名推销员，到后来只剩下1/35仍坚守岗位。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留下来的200人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训练有素，能接受史东的经营思想，工作效率也很高，到了全国经济复苏的时候，他们甚至创造了远远超过1000人时的辉煌成绩。
　　到30年代末期，史东已经是年轻的百万富翁了。
　　这时，他要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计划了——成立独立的保险公司，自己当老板，不再给人家当代理。要想自立门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得等待机会。
　　机会不久便降临了，曾经兴旺一时的宾夕法尼亚伤亡保险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下，生意萧条停业。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巴的摩尔商业信用公司愿意以160万美元出售，正在寻找买主。
　　史东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但他手头一时抽不出这么多钱。他找到商业信用公司的老板，对他说：“我想买下你的保险公司。”
　　对方说：“可以，你得拿出160万美元。”
　　“我暂时还没有这么多钱，不过我可以借。”
　　“向谁借？”
　　史东说：“向您借。”
　　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向对方借钱，买对方的东西。但史东却有他的道理：商业信用公司是向外提供贷款的，只要史东有较好的信誉，他没有理由不贷款给他。经过一番洽谈，买卖成交了。
　　史东买下的这家保险公司就是后来的美国混合保险公司的前身。日后，在他的一手经营下，迅速发展壮大，业务遍及全美国，接着又延伸到国外。到1970年，公司的保险总额达到2.13亿美元，职工5000多人。他们个个工作出色，待遇优厚，其中有20多人已经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精兵强将，上下同心，史东的事业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
　　史东除了经营保险业以外，还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其它领域。
　　50年代中期，曾有个年轻人向史东借钱办化妆品公司。史东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是靠借钱买下保险公司的，所以很愿意支持这个年轻人。他出面作担保，向银行借贷45万美元，成立了阿波特—柯维尔公司，史东在该公司占有1/34股权。后来这家公司发展很快，到60年代末，史东的股份已价值3000万美元了。
　　当时，史东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钱借给那个年轻人，而是用别人的钱来支持他，自己也从中获利。他这是用活了金融的道理。
　　史东的经营之道和冒险精神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拥有了可观的财富，但他自己更为得意的是他的哲学、他的思想和信念。他相信自己可以教导人们怎样去发财，所以不惜用半生的精力去宣传自己的信念。他与拿破仑·希尔合着了《以积极的精神态度获得成功》一书出版以后，十分畅销，共发行了25万册；1962年他又写了另一本畅销书，名为《永不失败的成功之道》。通过这个方式，他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信念。
　　为了更进一步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而绝不仅是为了赚钱，史东又创办了一本名为《无限制成功》的杂志。这份杂志是他的保险业的附属刊物，它经常刊登一些成功者的经验之谈，以及有关他们的介绍。有时，史东也亲自撰文，向他的读者一抒胸臆。
　　1960年，史东买下了霍斯恩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曾经为他出过书，当时经营状况不太好。他买过来之后，将它与他的其它出版机构合并，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发达。
　　了解史东的人都会觉得他这人具有双重性格，他是美国最大的商人之一，在与他的接触中，总会给人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似乎赚钱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标。但实际上，他却热衷于慈善事业，施舍起来毫不吝啬，这又使人感觉赚钱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
　　身材矮小、圆脸、头发直着向后梳理，留旧式短髭，打着漂亮的领结，手上带着耀眼夺目的戒指，不停地抽着哈瓦那雪茄，他就是克莱门提·史东——一个真正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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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飞机大王休斯
在美国，霍华德·休斯的名字就像华盛顿、林肯一样无人不知。这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少有的几个享有世界声望的富豪之一，美国人更是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看待的。他的一生可谓轰轰烈烈，充满了冒险和刺激。他拥有25亿美元的资产，到了晚年，却隐居世外，行踪莫测，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1905年12月24日，霍华德·休斯出生于美国休斯敦，他的父亲是个石油投机商。老休斯做石油生意没有赚到钱，后来，他从一个朋友那里买下了一种新型的钻井机械。这种钻井机具有特殊的空气压缩式回转锥，可以穿透坚硬的岩层，这对于石油开采业有着巨大的意义。为此，他取得了美国国内和海外13个国家的专利，成立了“休斯工具公司”，专门生产这种钻井机，并获得了巨大利润。小休斯就是正当父亲的事业发达的时候出世的，他是独子。
　　小休斯是一个孤僻、害羞的少年，而且极其厌恶上学。他宁愿一个人呆在家里，将钟表拆散后再重新安装起来，或者尝试着将脚踏车装上电池改为电动车。对此，他从小就有极大的兴趣。
　　休斯16岁时，他的母亲在一次小手术中，因麻醉失败而死在手术台上。两年后，老休斯也死于心脏麻痹，享年54岁。他留下的资产约合75万美元。
　　葬礼结束后，在处理遗产问题的公听会上，老休斯的亲朋好友们都认为休斯刚满18岁，应该去上大学，他的财产应由他的伯父鲁帕特代管，直到他年满21岁。鲁帕特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也很富有，他并不想争遗产，但他同意亲戚们的意见，认为小休斯还没有掌管财产的能力，应该去上大学。
　　当法官征求休斯本人意见时，出乎众人的预料，他很坚决地表示不想再读书。一向沉默寡言的他竟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道理：“根据我父亲的遗书，休斯公司的一半股份归我母亲，这是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以前立的遗书。现在母亲不在人世了，所以母亲的那一份应该由我来继承；剩下的一半，也就是遗产的四分之一也是属于我的。最后的四分之一才由亲友们均分。我希望他们同意，由我把他们的那一部分全买下来。我要拥有休斯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亲戚们全愣了。法官问：“你用什么来收购他们的股份？”
　　“我向银行贷款，用房产做抵押！我已经是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并可以继任我父亲休斯工具公司的董事长职务。法官先生，是这样吗？”
　　年仅18岁的休斯，在他父亲去世4个月时取得了银行的贷款，用现金买下了亲友们所继承的那部分遗产，成了休斯公司唯一的主人。
　　在20岁以前，霍华德·休斯结了婚，他年轻的妻子艾拉·莱斯的父亲是莱斯大学的创办人。
　　新婚燕尔，休斯夫妇来到洛杉矶。年轻的休斯对电影很有兴趣，可他最初踏入电影界就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他投资拍的第一部片子叫《花花公子荷根》，这是上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演员劳夫·格雷普斯的当，由那人自导自演，结果一败涂地，没有人要那部片子。休斯净赔8万美元。
　　这次失败招来鲁帕特的严厉指责，说他根本就不懂电影。然后又介绍他去找电影行家萨缪尔·哥德温先生，这位先生告诉休斯，搞电影首先要抓到优秀的剧本，这是成功的基础。
　　休斯接受了哥德温先生的指教，回去后就开始悉心研究和选择剧本。他选中了一个叫《阿拉伯之夜》的剧本，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一位严厉的中士和糊涂的士兵的滑稽喜剧。这次，他找了一位优秀导演，叫麦尔斯顿，并起用了几位没有名气但很有潜力的演员来演。这一次，他大获全胜，试演后，全美第一的里波利剧院就提出长期放映的要求，这是史无前例的。《阿拉伯之夜》获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喜剧片奖。
　　霍华德·休斯酷爱驾驶飞机，有一次，当他驾着单人操纵的私人飞机在马利布海岸上空盘旋时，突发奇想：拍一部表现空战的片子不是会很受欢迎吗？他想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中校达宁率领7架索匹兹骆驼号战斗机，从巡洋舰上起飞，轰炸德军东得伦空军基地。那是一次出色的越洋轰炸，英军只损失1架飞机，炸沉了两艘敌舰和两只飞艇。休斯决定将这次空战搬上银幕。当时还没有表现空战的电影特技，他准备用真正的飞机，拍一部比实战还要刺激还要壮观的空中大战片，片名为《地狱天使》。
　　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仅飞机使用费就花了210万美元，租用了87架飞机，其中有法国的斯巴达战斗机、英国的SE5战斗机、骆驼号轰炸机、德国的佛克战斗机，还有飞行员135名，临时演员2000名；摄影师人数之多几乎占好莱坞摄影师总数的一半。美国电影界都为之震动。这次，他仍旧让麦尔斯顿执导。
　　在拍摄过程中，他又突发狂想：要拍德国齐柏林号飞艇袭击伦敦，要将真的飞机在空中击落。他认为这样才能使观众感到刺激。
　　他的秘书底特希利企图阻止这疯狂般的举动：“真的要击落吗？就算是中古型的齐柏林飞艇，一艘也不少于50万美元呀！”
　　休斯毫不在乎：“是的，就买那种飞艇，然后让它轰轰烈烈地爆炸燃烧。没关系，就这样做。”
　　拍摄俯冲轰炸场面时，他要求飞行员从距地面30米高处冲下去，撞在地面上爆炸燃烧。飞行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谁都知道那是要出人命的。
　　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休斯说：“那么我来飞给你们看！”
　　他真的上了飞机，而且他的确没有来得及跳出来，当飞机向地面俯冲时，突然翻了个跟头，接着就呼啸坠地。
　　“休斯死了！”人群中发出一片惊呼。
　　然而，也许是命运之神特别钟爱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就在飞机即将燃烧时，休斯居然艰难地从驾驶座里爬了出来，他的伤势并不太重，只是脸颊骨折，后来留下一块疤。
　　拍这部片子，休斯花了两年时间，投资300万美元。公映后，上座率确实很高，但舆论界评价不一，有的认为这是一部空前的大制作；也有的人认为，空战场面的确刺激，但性感女演员的恋爱场面则显得无聊极了。从艺术上说，这是一部失败的片子。
　　在拍《地狱天使》的过程中，艾拉与休斯离了婚，原因是丈夫只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给她的关心太少了。此后，休斯长期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50岁以后才重新结婚。
　　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附近有一座飞机场，飞机场的一个角落有一个被隔离的飞机库。这里有武装警卫人员负责警戒，没有人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其实，这是休斯工具公司一个秘密研制新型飞机的工厂。
　　休斯对飞机非常着迷，在拍《地狱天使》之后，他曾参加了在迈阿密举行的一次全美短程飞行比赛，休斯以302公里的时速一举夺冠。可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他的目标是要打破世界纪录。1927年，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用33小时30分飞越大西洋，轰动了世界，被美国人称为“世纪英雄”。休斯为了打破林白创下的纪录，开始致力于新型飞机的研制，他有两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帕玛和欧提卡克。他们将未来的飞机命名为H1。
　　欧提卡克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也热衷于飞行，在拍《地狱天使》时，他是休斯聘用的一名演员，后来得到休斯赏识，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欧提卡克对制造新型飞机有许多大胆的构想，对疯狂地追求速度的休斯来说，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那个秘密的飞机制造厂里，他们不断改进飞机的外形，选用性能最好的1000匹马力的普拉特·惠特尼引擎，用了15个月的时间，终于制造出机身长度为8.2米，机翼长7.6米的H1型单翼飞机。因为机身特别短，谁也不知道它能在空中飞多久，休斯的公司里没有人敢驾机试飞，休斯决定亲自试飞。
　　1935年9月12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日已偏西。负责速度测试的裁判技师建议明天再飞，因为现在接近黄昏，飞行逆光刺眼。休斯却等不及了，他早已穿上飞行服，跳进机舱，启动了飞机引擎。飞机升空了。
　　第一次测试速度达到556公里。裁判技师通过无线电告诉他：这一次不算，因为违反航空协会的规则，没有做水平飞行。于是，休斯在空中绕了个圈，又作第二次水平飞行。
　　“世界纪录，时速已达566公里！”耳机里传来裁判的叫声。
　　休斯兴奋极了，没有立刻降落，继续飞，还想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第三次飞却只有542公里。他不甘心，再飞一次！
　　“567公里。”又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休斯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却仍不愿停下，又飞第五次、第六次……突然间，引擎停止了工作，他这才发现主油箱已经没有油了。他连忙去按瞬间补油的按钮，可是无济于事，太迟了，发动机已经完全停下来。
　　休斯打算以滑翔的方式紧急着陆，但却控制不了飞机，H1正以垂直下落的速度向地面冲去。
　　这时，天已经暗下来，地面上的航空协会会员们忽然看不见休斯的飞机了，无线电也失去了联系。众人吃惊不小。
　　休斯竭尽全力，总算控制住飞机，在一片甜菜地里平安迫降了。当航空协会的人赶到那里时，只见飞机完好地躺在那儿，休斯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握着铅笔，正得意地从机舱里爬出来。他满面笑容：“我创下了世界纪录，难道不是吗？”
　　直到现在，那架飞机还被保存在华盛顿的斯密生航空博物馆里。
休斯筹划著作横跨美国大陆的飞行，他将H1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进。更新的机型于1937年1月18日竣工，他将它称为“带翅的子弹”。当天下午，他驾驶着这颗“子弹”从洛杉矶机场起飞，开始了他的世纪之行。飞机很快地爬高到6000米高空，并以时速534公里的平均速度向西飞去。
　　第二天凌晨零点42分，休斯终于平安到达纽约新华克机场，所用时间是7小时28分25秒。在当时美国，无论哪一种飞机，横跨美国大陆飞行都要9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小时。休斯的纪录是其它航空公司望尘莫及的。这项飞行纪录保持了7年之久。
　　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了休斯。休斯对这位使美国从1929年以来的经济大恐慌中摆脱出来的总统也非常敬仰。罗斯福笑着对他说：“休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海军次长，我当时曾驾着海军飞机飞到法国的领空，这次，我真想试试你的‘带翅的子弹’。”
　　“那当然可以！”霍华德·休斯此时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将H1机转为军用，一旦美国军方采用这种飞机为战斗机，他的飞机公司将大量生产。
　　后来，休斯将一架改为战斗机的H1机卖给右野基地军方订货当局。然而遗憾的是，军方并没有采用他的飞机，却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大批生产XP38战斗机的合同。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军方之所以没有采用休斯的飞机，主要是因为洛克希德公司的巴庞克飞机制造厂对右野基地的军方订货者进行了贿赂。
　　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军基地采用了新式的零式战斗机，这种飞机的外形和性能都与H1非常相似；而且，三菱重工设计零式战斗机是在1937年，与休斯的飞机被美国陆军航空当局驳回是同一年。因此，一般人都认为三菱重工是盗用了H1飞机的设计。休斯当然更是这样想的，为此，他愤慨不已。
　　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共生产了1.1万架零式战斗机。与零式战斗机相比，洛克希德公司的XP38无论是轻快度还是长程飞行能力都要差得多。
　　就在休斯一次接一次进行冒险飞行的同时，他的石油钻井机和电影事业仍在为他创造大量的财富。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股份发生兴趣的，到1937年前后，休斯已经拥有这家公司87％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是在美国排名第三的基于航空公司，拥有先进的道格拉斯DC3型飞机，航线横越美国大陆。为了控制整个美洲大陆和全世界的航线，休斯不计前嫌，他看中了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一种星座机，认为这种飞机比道格拉斯、波音机都好，为此，他主动与洛克希德公司改善了关系，并进行合作。
　　休斯并没停止他的冒险飞行，为了向环球一周飞行纪录挑战，他选用并改进了洛克希德公司开发的伊列克特拉14型飞机。这是一种可以乘坐12个人的中型飞机，装有两台普拉特·惠特尼引擎。
　　休斯挑选了4名机组人员。1938年7月10日，他们驾驶着改装后的伊列克特拉14型机从布鲁克林的贝内特机场起飞。在他到达机场之前，已有5000名群众和记者到机场来为他送行。在休斯之前，曾有一男一女两位飞行员向环球飞行纪录挑战，但他们都不幸遇难。一个叫威利·波斯特，他起飞不久就在阿拉斯加上空机毁人亡；还有一位叫亚梅莉·艾哈特，是在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孤岛上空失踪的。
　　上午6点，休斯出现在机场，他头戴茶色呢帽，身穿皱巴巴的带补丁的灰色长裤、白色衬衫，人们对他的这身穿着感到吃惊。休斯因为1939年的万国博览会将在纽约举行，将他的飞机命名为“1939纽约万国博览会号”。博览会负责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纽约市市长到场致词，然后，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记者请休斯谈谈此刻的感想时，他用颤抖的手从裤袋中掏出一张小纸片，照着读：“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虽然明知各位一定想问我许多事，但我只能说抱歉。昨晚一整夜，我都在搜集世界各地的天气预报。我所关心的只有天气。”他的声音有点颤抖，透着激动和紧张。
　　飞机起飞了，休斯从加拿大的纽芬兰上空跨越北大西洋，他只用了当年林白所用时间的一半，即16小时38分飞过了大西洋。第一站在巴黎着陆。
　　在巴黎稍事休息，他们又起飞了，下一站是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休斯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他没有接受主人赠送的珍贵食品，他说：“即使是鱼子酱，恐怕也会使飞机增加一磅重量。”15分钟后，飞机加足了油，立即又起飞了。下一个目标是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
　　沿途的每一站，休斯事先都作了安排，包括设置地面无线电站，加油，紧急修理等等。
　　经过3天又19小时17分的长途飞行，休斯的飞机终于飞回美国，回到出发地布鲁克林的贝内特机场。那里早已聚集了2.5万名群众，他们来欢迎胜利归来的世纪英雄。
　　在纽约市的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会上，不修边幅的休斯发表了谦逊而简短的讲话：“这次飞行能顺利完成，完全归功于周到细致的准备和高质量的飞机，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美国人虽然发明了飞机，但可惜的是，几乎都是外国人创造了所有的飞行纪录。如果这次飞行成功能提高美国航空界的国际知名度，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休斯决定用自己环球飞行后开发的D2型远程轰炸机叩开军方订货当局的大门。这种飞机集中了休斯的飞行经验和设计、改造经验于一体，可以乘坐6个人，它速度快，高度高，而且机体曲线优美。为了开发这种飞机，他投资600万美元，自信这次军方一定会对他的飞机刮目相看。
　　可是，当右野基地的军方考察团来到休斯的飞机制造厂时，却遭到工厂警卫的阻拦，因为他们此行是临时决定的，事先并没有通知休斯。为此，考察团十分恼火，他们断然否定了D2型飞机，拒绝订货。
　　在太平洋战区，美军收复瓜达康纳尔岛之后，水上飞机被大大地派上了用场。在多岛屿的南太平洋上，运送兵员、武器、物资的大型运输机起飞和着陆需要有超长跑道的飞机场，建造机场要时间，而运输任务又迫在眉睫。水上飞机的最大优点在于不需要机场。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水上飞机最好是两个机身组合起来。休斯认为还是单机身好，他可以造出巨型运输机。
　　休斯设计的这种型号为KH1的巨型水上飞机全长97.5米，高15.2米，两翼安装8个带有螺旋桨的普拉特·惠特尼2800型引擎。自重300多吨，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可以说是“巨无霸”。
　　军方与他签订了试制3架KH1飞机的合约，预算经费为700万美元。可是这笔钱连造一架飞机的费用都不够，实际上，右野军方根本没把这个计划当一回事，甚至设置重重阻力，使得飞机试制工作一再搁置。休斯不得已，只好自己又投入700万美元，这才勉强够造一架飞机的费用。
　　弹指一挥，3年过去了，战争终于结束。KH1的制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对军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政府以此为由，单方面取消了试制巨型水上飞机的合约。休斯向政府提出抗议，却没有什么结果。不过他相信，这种飞机是美国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它将成为今后的大型客机和货物运输机的雏形，他坚持要把这架飞机造出来。
　　飞机太大了，必须把机体和机翼分别运往长堤海岸，然后在码头上组装。可是，运输却成了大问题，想想看吧，将近100米长的机身，单是一个机翼也有48米长，从飞机制造厂到长堤海岸有45公里，这样的庞然大物，哪家运输公司敢承运？
　　后来，终于有一家公司愿意接下这活，可运费高得吓人，对方提出要8万美元，就当时的物价，这是全美有史以来最高的运费。休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许多人都怀疑这架巨大的飞机能否飞上天空，而休斯却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1948年4月，休斯亲自驾驶着这架巨无霸在海面上风驰电掣般地冲刺了一段后，稳稳地起飞了。电影摄像机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美国的舆论沸腾了，休斯继环球飞行之后，又一次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而在这之前，休斯还造出了XF11型侦察机，这是后来的U—2型侦察机原型。在那次试飞中，休斯险些丧命。当他被人从坠毁的飞机里救出来时，人们以为他肯定活不了了。他的心脏移位，肺腑大量出血，折断8根肋骨，头盖骨和锁骨都骨折，全身严重烧伤。但他不但活下来了，而且仅半年之后，报纸上又刊登出他头缠绷带坐在飞机舱里的照片。
　　KH1虽然只飞行过一次，之后就存放在展览馆里，它却代表了人类向飞行极限挑战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完全实现了——波音巨型客机和洛克希德的C5银座机都是在它之后问世的。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休斯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先导。1965年，休斯飞机公司开发出85磅重的商业通信卫星，这种卫星具有6000条线路的往返电话功能，以及12种彩色电视的机能，从而开拓了联结欧美大陆的电视电话网络。
　　1966年6月，美国的无人太空船首次登上月球，引起全世界瞩目。登月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神话，而今成了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这只太空船的制造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休斯飞机制造公司。
　　休斯没有后人，他去世后，休斯飞机公司价值52亿美元的股权全部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这笔钱归于休斯飞机公司的持股财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财团，该财团成了世界最大的基金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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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日本摩托之父本田

在日本，被誉为“摩托之父”的本田宗一郎，原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复杂的环境中，惨淡经营，花费毕生精力，创建出世界一流的企业；随后又毫不吝惜地把它交给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年轻人，自己过起恬淡的生活。下面所说的，就是本田宗一郎的故事。
　　公元1906年，在日本滨松市磐田郡光明村里，一个名叫本田仪平的铁匠家里，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仪平的妻子美加庆幸头胎生下一个男孩。产婆给刚生下来的男婴洗澡时，意外地发现婴儿左手上有一根针。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这男婴的名字叫宗一郎。
　　宗一郎诞生的这块土地，充满了进取的精神。日本乐器公司创始人山叶寅楠、日本电视之父高仰健次郎、发明自动织布机的丰田佐吉（他的孙子是日本汽车大王丰田英二）……都出生在这里。
　　宗一郎自幼就对机器有特别的兴趣。他的记忆始于碾米厂的发动机，那是3岁时的事了，他老缠着祖父带他去看“隆哒隆哒”。当时发动机还很少，机器转动，随着隆哒隆哒的响声，进去的稻谷捅涑裳┌籽┌椎拿琢恕Ｗ谝焕苫瓜不犊椿?骶饽就罚?苁前倏床谎帷Ｔ诩依铮??虻酱笕烁苫畹牡胤饺ゼ褚恍┞移甙嗽愕奶?迹?鲆恍┠??涿畹亩?鳌?
　　后来，弟弟妹妹也相继来到人问。母亲共生了7男2女。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宗一郎被迫照看妹妹，但他十分贪玩，常把妹妹托付给祖父后溜之大吉，去看“隆哒隆哒”。
　　村里第一次装电灯时，宗一郎又惊又喜。在他眼里，腰里别着钳子和起子在电线杆上拧扎电线的电工，就像一位英雄。一回到家里，他就骑在祖父的肩上，乱揪祖父稀疏的头发，嚷叫着：“我要当电工，我要当电工！”乐得手舞足蹈。
　　小学二年级那年，有一天，宗一郎听说村里来了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去看。头一回见到汽车，挺新鲜的，它就像马车拉的带篷的箱子，走得慢吞吞的，小孩子都可追上它。汽车喷出一股带汽油味的废气，宗一郎跑在后面，吸了个够。车一停，就漏油，直往下滴。他还想闻一闻汽油的味道，就把鼻子紧贴地面，像狗一样在地上嗅。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伸双手去沾汽油来闻。
　　这一年还有一件使宗一郎难忘的事情，听说20多公里外的滨松步兵连那里，将举行飞机飞行观摩表演大会。宗一郎知道父亲是绝不会让自己去看的，只有逃学。他独自骑上父亲的自行车走了。到了那里才知道，练兵场被高高的围墙围住，要收10分钱入场费。宗一郎没钱，十分扫兴，但又不肯罢休，就爬到一棵松树上去看。
　　虽是从远处观望，他还是看见了。飞机发出隆隆响声，扬起尘土，一离地起飞，就在观众面前做爬高、旋转的飞行表演了。飞向蓝天的巨大机体，使这位少年赞叹不已。这件事成了少年宗一郎下功夫钻研机器的决定性诱因。
　　从此以后，宗一郎常扮成飞机驾驶员，用厚纸做一副飞行眼镜，把竹制的螺旋桨装在自行车前面，骑车兜圈玩。
　　当时，光明村几乎没人懂得优秀的学习成绩与将来的职业、地位有什么关系。宗一郎家人口多，父母要拼命干活才能勉强维持生计，顾不上过问孩子的学业。因此，宗一郎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差。但是有一条，起床和吃饭时，宗一郎要是晚了，父亲就毫不客气。父亲一向严守时间，这与铁匠活儿有关，他们常说：“趁热打铁。”在长期家庭生活和父亲的影响下，宗一郎一生都严守时间。
　　但是，生活依然如故，贫困潦倒。宗一郎一年到头只有那么一套衣服，袖口上擦满鼻涕，干后变得硬邦邦的。
　　有一年端午节，宗一郎到邻居家去玩，想看着摆设的武士木偶，人家却说：“像你这样的穷小子不要来玩！”把他撵走了。这一件事，使宗一郎恨透了以钱财取人的做法。他恨恨地说：“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富翁的。”
　　1922年，宗一郎的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损伤了肩膀，不能抡起铁锤打铁了，于是改行买卖自行车。他家卖出的是旧车，以廉价购进破旧车子，精心修理，擦亮后再出售。即使是改行搞买卖，父亲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一点也没变。由于他掌握了焊接技术，断了车架的车子也能修好，其它的自行车店就做不到这一点。父亲不仅仅是补好了车胎，还把车闸和链条拆下来检查一遍，要不然就不放心。宗一郎的父亲常说：“经我手修的自行车比新的还好骑吧！”
　　活儿多，宗一郎就去帮忙，他和父亲收留的几个徒弟一样，也遭到过斥骂，但是父亲又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手艺。
　　宗一郎并不想在光明村呆一辈子，他早就下了决心，小学毕业后就到东京去。快毕业时，他在父亲订的一份《自行车世界》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工广告，于是说服了双亲，去信应聘。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寄来了。毕业典礼一结束，宗一郎马上随父亲到东京去了。
　　繁华的东京大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早在8年前宗一郎就见过汽车，但8年后，他对汽车的向往仍不减当年。作为乡下人第一次来到大都市东京，白天车水马龙、晚上灯红酒绿的热闹情景，使他惊叹不已。
　　宗一郎应聘的是一家名叫技术商会的汽车修理厂。厂里拥有15名职工，生意相当兴隆。父亲向主人神原侑三问候并把儿子托付给他之后，就匆匆赶回去了。就这样，宗一郎住进了修理厂。
　　这下可以天天接触到盼望已久的汽车了，可以拆卸、研究它的构造，可以调配安装，还可以驾驶它了。但是，理想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16岁的宗一郎，他在这里的职责是给主人照看孩子。他兄弟姐妹共9人，自己是老大，在家得照看弟弟和妹妹，到东京来原以为可以不管孩子的事了，想不到这里和在家毫无两样。
　　宗一郎天天摇摇篮，背小孩。背上猛一热乎起来，师兄们就嘲笑说：“本田背上又画世界地图了。”师兄们个个手拿工具，满身油垢，忙于干活儿，而自己却手拿抹布擦地板。由于失望和悲伤，他想过逃走。但是，每当想起父亲严肃的面孔和母亲哭丧的脸，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种生活持续了半年多，实在是太厌烦了。有一天，主人对宗一郎说：“小伙计，今天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你来帮一把吧。”宗一郎一听高兴极了，马上就去干了起来。由于修理过目行车，他摆弄起来得心应手。从此以后，宗一郎的手艺得到了承认，照看孩子的活儿减少了，修理活儿多了。
　　正因为是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宗一郎进步很快。他有时还背着主人驾车到外面去转。
　　1923年9月，东京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
　　快要午休的时候，店铺的房子晃得人也站不住。大伙急忙往外跑，外面到处都烧起来了，一片火海。宗一郎急忙跑回店里，想把电话机卸下搬走。他听说这玩艺非常贵重。但是，指挥避难的主人叫起来了：“只把电话机搬出去顶屁用，不如快把汽车开出去。会开车的都去开车！把它开到安全的地方去！”
　　正中宗一郎下怀。他跳上车，行驶在乱哄哄的人群中。真得感谢大地震，要不主人还不会让他开车呢。
　　地震，店铺烧了。宗一郎和主人一家搬到神田车站铁桥下，暂时避避风雨。宗一郎整天骑着跨斗式摩托在废墟上乱转，把无家可归的人和回乡的人送下乡，并从农家买回大米。
　　修理厂终于重新开业了。但是，原先的修理工差不多都回乡下去了，修理工只有宗一郎和另一位师兄。所以活儿就比以前忙多了。主人购进大量被烧坏的汽车，进行修理，然后漆上油漆，能卖个好价钱。宗一郎的修理技术也越来越高了。
　　宗一郎18岁那年，主人让他到盛冈修理消防车。是由于当地修理厂修不了，消防团才到东京来请人去修的。到车站迎接的消防团长，看到所谓的修理专家是个毛孩子，便问他：“你师傅怎么没来？”当听说宗一郎就是派来的专家时，便连连摇头说：“开什么玩笑！”
　　宗一郎不管他们，只是默默地干。查明了故障原因，换了零部件，又按原来的样子装好。整个工作花了3天时间。试车时，发动机运转正常；开动水泵，水泵喷水了。
　　修车那几天，他们让宗一郎住学徒工宿舍；车修好后，立刻就把他请到头等旅馆去住。吃饭上洒了，还有女服务员帮忙斟酒。事实使宗一郎懂得，掌握技术是受人尊敬的，从此，他更加专心致志钻研业务了。
　　这一年，宗一郎还组装了一辆赛车，参加比赛获了第一名。他的修车技术已远近闻名，只要零部件齐全，他什么车都能修好。
　　宗一郎准备回到家乡自己开业。神原同意宗一郎挂“技术商会滨松支店”的牌子，并赞助了200日元，作为营业资金。
　　宗一郎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父亲还是老样子，在默默地劳动。宗一郎挂牌开张了，除宗一郎外，只有一名职工。父亲祝贺长子独立，送了一间房子和一袋大米。
　　开业后，宗一郎凭一手精湛的修车技术很快赢得了顾客好评。生意越做越大，修理工也增加到6个人。他又建了一间房子，买来各种各样的机器，只要有时间，就钻进那房子里，按自己的想象搞发明创造。大地震之前，汽车轮子的辐条都是木制的，宗一郎把它改成铁制的，在博览会上获得专家好评。他向国家专利局申请获得了专利权。
　　宗一郎30岁不到，就很阔绰了。修车的事都交给雇员去干，他仍然喜欢摆弄机器。他制造出摩托艇，带上年轻职工和艺伎在湖上兜风。他还驾驶一辆由他改良的福特汽车，参加全日本汽车速度大赛。
　　大赛时，宗一郎创下平均时速120公里的惊人纪录。在快到终点时，从跑道旁突然冲出一辆车子，两车相撞，赛车打了三个滚，宗一郎从座位上弹出来，休克过去。他的左脸摔破，胳膊骨折；助手并二郎也受重伤。但这种以夺金牌为奋斗目标的拼搏精神，以后便成了本田的摩托车制造公司的巨大动力。
　　宗一郎27岁那年，和一位小学教师住智结婚。结婚那天，他自己驾车去接新娘，令人羡慕不已。当时，司机是人们向往的职业之一。
　　就在婚后的第二年，宗一郎突然关闭了生意兴隆、有50多名工人的修理厂。他对修理业已厌烦了，要向制造业这一领域迈进。
　　此时是30年代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又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日本的军事入侵。日本则以退出国联相对抗。从此以后，日本在国际上迅速陷入孤立状态。于是，日本政府奖励国产汽车。本田宗一郎这时候开始搞汽车工业，可说是赶上了机遇。
　　但是，资金和原料都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宗一郎决定改做活塞环。这是汽车发动机中的夫键零部件。
　　不管怎么说，从修理到制造，这是一个大突破。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零部件，但已经向制造业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制造活塞环也并非像所想的那样简单。它的技术很复杂，里面有许多学问。宗一郎痛感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于是就以旁听生身份，到静冈大学工学部学习了两年。
　　1937年，宗一郎成功地制造出了活塞环。这一年，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以生产卡车为主。宗一郎给自己的公司起名为“东海精密机械公司”，简称“东海精机”。东海精机活塞环的主要买主就是丰田汽车工业公司。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汽车的生产、配给和价格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东海精机曾有2000人被充当征用工或义务劳动工。由于征兵，为了弥补男工被驱赶上战场后的人力不足，当局就征用大量女工顶替。宗一郎的工厂被征用为军需工厂，常有监督工到厂里来巡视。宗一郎深感战争就是灾难。
　　1945年，就在日本投降前，日本中部地区遭到大地震袭击，东海精机的厂房、机器毁坏了，正在想法子抢修时，战争结束了。
　　停战后，彻头彻尾的军需工厂东海精机陷入了僵局，一筹莫展。原先的大主顾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又提出：“能不能帮我们生产汽车？”宗一郎断然拒绝了。他不愿再过那种惟命是从的生活了，该和“丰田”断绝关系了。
　　宗一郎将自己拥有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丰田。钱到手后，他曾考虑过干一番事业，但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几乎所有物资都受美国占领军控制，若贸然从事必然失败。
　　宗一郎又从零开始，准备搞纺织机器。他盖了座160平方米的房子，并挂起了“本田技研所”的牌子，着手改良织布机。但是，很快就陷入了僵局。由于投资太大，卖股份所得的一笔资金已所剩无几了，而新织布机还没试制出来。他于是想到了汽车，但汽车比织布机更费资金。他又想到了摩托车。
当时，陆军通信设备上的微型发动机已经派不上用场了，都堆在仓库里。宗一郎得知这一消息后，廉价把它买来，作为动力安装到自行车上。
　　当时交通十分混乱，火车和公共汽车又少又拥挤。被称为“吧嗒吧嗒”的机动自行车，虽然开动起来响声震耳，黑烟直冒，但仍然很畅销。顾客从各地蜂拥而来，产品供不应求。发动机和自行车的形状、颜色都不尽相同，用白铁皮精心做成的汽油罐，却十分精致。不到10人的技研所，可月产300辆机动自行车。
　　战时，“一滴油一滴血”，汽油被视为至宝；战后仍十分短缺，如果超量使用，就会遭到处罚。没油，机动自行车就没法开。宗一郎想到战时曾用松节油代替汽油。于是，宗一郎购买了山林，挖树根提取松节油。然而，由于没有好的精炼设备，所以产量少且质量差。后来把这些松节油掺进黑市买来的汽油里，一起出售。掺有松节油的汽油有一股香味，即使查出来，还可以争辩抵赖，免于处罚。
　　“吧嗒吧嗒”的月产量后来增到700辆，微型发动机不够用了，就自己开始制造。这时，一位名叫河岛喜好的专科毕业生，加入了宗一郎的事业。几十年后，就是他接替宗一郎，出任本田技术研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
　　宗一郎和河岛马上着手设计发动机。资金不足，宗一郎只好把父亲辛辛苦苦买来的山林卖掉，筹措资金。父亲仪平仍在做些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分发给邻居。
　　经过努力，他们终于制造出A型发动机。A型发动机的问世，使“吧嗒吧嗒”月产量高达1000多辆。本田宗一郎只花了1年时间，终于从战争废墟上站了起来。
　　1947年底，宗一郎成立了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职120多人。
　　老板宗一郎非常严厉，发现干活偷懒的人，拳头就会无情地飞过去，有时甚至抄起身边的扳手砸过去。当时工厂里有两间厕所，老板脸一变，大伙就躲进厕所去，厕所一时被挤得满满的。然而，宗一郎不光对别人，对自己也同样严厉。
　　载有A型发动机的车子十分畅销。宗一郎并不满足，又以更大功率的发动机为目标，相继研制出性能更好的B型、C型发动机。
　　为了检测自己的劳动果实，载有C型发动机的自行车参加了东京日美对抗赛，并获得了胜利。宗一郎又向自己的纪录挑战，研制出D型——一种98CC、2.3匹马力的发动机。他认为挑战和改良相结合，就会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动力。功率太大了，宗一郎又改进车身，终于试制出第一辆新车。“以速度寄托自己的理想”，所以这辆试验车被命名为“理想号”。这是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的一次质的飞跃。
　　正在这时候，本田宗一郎认识了藤泽武夫。人称“技术的本田宗一郎，经营管理的藤泽武夫”相识了，从此，奠定了公司飞跃发展的基础。
　　当时面对的难题是：尽管产品供不应求，不断扩大产量，却没赚到钱，原因是不能如数收回货款。原来主顾是一些小自行车店和黑市投机者，还有一些是想挥霍一把的退伍军人。一些商店昨天还在营业，今天就关门倒闭了。店主和家人出逃，赖账者屡见不鲜。因此，宗一郎感到，生产量越大，自己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有精良的技术，但没有经营管理和销售服务等方面的经验是不行的。
　　宗一郎和藤泽一见面就定下了今后将相互合作下去，不是董事长和职工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事业伙伴。
　　藤泽果然具有经营管理和销售方面的才能，不久公司各项业务就走上了正轨。
　　宗一郎把管理的事放手让藤泽去干，自己则和河岛共同研制出顶阀式发动机。两个月后，划时代的“理想正型”摩托车终于试车成功了。不久，又推出了“奔利”、“天使”和“佳普”号。“佳普”型摩托车十分畅销。藤泽一方面扩大国内销售，一方面打开出口渠道。
　　到1952年止，本田宗一郎共获得150多项专利。日本政府为了表彰他在技术研究上的重大贡献，授予他蓝绶褒章。宗一郎听说后，笑着说：“政府里也有办事草率的人，竟把我也给选上了。”宫内厅通知说，天皇陛下要接见褒章获得者，必须穿礼服。这可急坏了宗一郎，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哪来的礼服呀！
　　于是，宗一郎与通产省官员硬磨：“对我们来说，工作服就是最好的礼服。如果非穿礼服不可，我就不要褒章了。”最后，不知藤泽从哪儿弄来了一套礼服，宗一郎总算穿上它出席授章仪式，不过显然极不自在。
　　仪式结束后，高松亲王在光轮阁举行晚宴，招待蓝绶褒章获得者。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46岁的宗一郎算是最年轻的了。高松亲王向本田宗一郎表示祝贺，问：“本田，发明创造相当辛苦吧？”宗一郎回答说：“对我来说，那是喜欢干的，一点也不辛苦，反而觉得很快乐。”
　　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不断扩大，到1953年，公司职工人数已超过2000人，拥有两座大工厂，但是，困难也接着来了。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公司必须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还有，“佳普”是在自行车后轮上装一个发动机的机动自行车，发动机性能越好，车子的耐用性就越差，不少人前来索赔。这事还波及到“理想”。“理想”发动机马力加大后，运转性能经常失常。顾客还提出了“奔利”的种种缺陷。新产品小型摩托车“奔利”的销路也不稳定。
　　真是四面楚歌，公司每天都有倒闭的危险。
　　最急的当然要数宗一郎了。何况问题就出在技术方面。他日夜地思考如何改进发动机性能，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高功率发动机的汽化器。
　　宗一郎后来说：“人没有刺激就不会进步。经受的痛苦和获得的荣誉往往成正比，因为痛苦的经历可成为一股动力，成为人生飞跃的基础。”
　　由于经受了险些破产的痛苦磨炼，宗一郎终于站到了腾飞的起跑线上。
　　就在公司面临逆境的时候，宗一郎大胆地宣布，他的公司将参加在英国马恩岛上举行的世界著名摩托车大赛，简称TT大赛，并且明确表示：“既然参加，就要获胜。”
　　TT大赛是国际超一流水平的比赛。世界各国超一流水平的驾驶员和机械师，带着名牌厂家的摩托车会聚一堂，跑完420公里赛程。摩托车制造厂家和运动员能在大赛中夺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是最好的广告宣传。
　　宗一郎这一举动遭到了摩托车同行和通产省的冷笑，说他太自不量力了。宗一郎不顾这些，出访欧洲，并到马恩岛实地考察。到了那里，宗一郎立刻感到现实严峻。本田公司的技术和欧美相比差距太大了。人家那些世界一流厂家积累了近半个世纪的技术，德国、意大利等优秀赛车具有惊人的马力和优越的性能。
　　比赛自然是名落孙山。但宗一郎却大开了眼界。他访问了英、德、法、意等摩托车先进国家，并偷偷购买了比赛用的摩托车轮子、汽化器和轮胎，供回国后研究用。
　　回国后，宗一郎首先配备研究人员，完善研究机构，信心十足地开始研究。到1958年，双缸125CC、四缸250CC的第1号赛车终于研制成功了。1959年，本田公司参加TT大赛，获得第6名；而到1961年就获得了冠军。
　　宗一郎终于使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意味着本田公司的技术水平获得了迅速提高，在世界上获得了信誉。
　　接着，宗一郎又把全部精力从摩托车转到汽车上。在汽车F1大赛上夺冠已成为他的新奋斗目标。像摩托车一样，他想通过向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比赛挑战，来提高技术水平。当时参加F1大赛的发动机厂家也是世界公认的超一流厂家，如波尔瑟、宝马、费拉里、阿尔法罗米奥等。宗一郎要与他们为伍，向汽车世界挑战！
　　尽管没有像提出参加TT大赛时那样遭冷眼，但人们仍说：“摩托车虽有了点成绩，汽车可就不同了，本田行吗？……”
　　第一次参赛，结果十分糟糕。宗一郎并不气馁，他分析不是发动机不好，而是经验不足。他鼓励大家说：“九十九次失败后必将在最后一次取得丰硕成果。”
　　1965年，本田赛车在欧洲赛程顽强拼搏，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意味着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本田佳普”高级摩托车，到1983年产量已突破1500万辆，其声望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法国还获得了“法兰西”奖。然而宗一郎并不满足于“二轮车”，他雄心勃勃地要向“四个轮子”进军。在他看来本田公司虽然以摩托车称霸，但比起汽车工业，那还仅等于一种儿童游戏活动。当时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公司、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也有丰田、日产、三菱、铃木、富士等大型汽车公司。
　　但是，从小就迷上了汽车的本田宗一郎，一心要生产汽车。1966年3月，本田公司研制出划时代的轻便轿车，这就是“N360”。这种轿车很快成了畅销车。当年，本田公司就生产了10万辆“N360”。
　　早在1959年6月，本田公司就在美国设立了“美国本田摩托车公司”，在美国每年销售摩托车45万辆。到1975年，本田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西比古”轿车12万辆。后来，又向美国市场推出了更大型的“阿科德”轿车。1980年，本田公司又开始在美国建了一座轿车工厂。10年之后，本田公司在美国生产的轿车已达到年产50万辆，连同在加拿大年产8万辆，再加上从日本运往美国的42万辆，在美国的销售总额已达100万辆左右。
　　1986年，本田公司又在美国推出了一种“阿刻尤拉”高级轿车。美国汽车行业调查公司的首席专家，在调查顾客满足指数时把“阿刻尤拉”列为第一名，“丰田”名列第二，第一次超过“梅赛德斯”和“奔驰”。
　　本田宗一郎作为“本田帝国”的创始人，早在1973年就光荣引退了。他把董事长的职位让给了河岛喜好。这对宗一郎来说，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但一位创业者把大老板的位置让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一时成了轰动全球的新闻。宗一郎的老搭档藤泽武夫也光荣引退了。本田公司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公司最高层的新老交替工作。
　　事实证明宗一郎的决定是英明的，年轻人比他和藤泽干得更漂亮。宗一郎说：“那是十分出色的交接班，还使我一下子年轻了20多岁。拥有知己才是真正的财富呀。”
　　宗一郎有两子两女。对小孩的志向，他从不过问。长子博俊大学毕业后，自已经营一家名叫“无限”的公司，主要开发畅销赛车的零部件等，有50多名职工，在美国还有一家分公司。博俊常和父亲顶牛，但从不缺钱花，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因此他很感激父亲。宗一郎的次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患病，不幸早逝。两个女儿一个已成家，另一个侨居澳大利亚悉尼。
　　本田博俊有次和记者谈及父亲时说：“在宴席上，人们奉承几句，老头子就来劲了。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常常在想，真不可思议，性格如此单纯的人，为什么能干出如此一番事业来呢？不过，也许正因为他是那种性格的人，才能轰轰烈烈干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