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2-10-25 09:14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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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V: E& h! }+ a5 i e) w" d( `tvb now,tvbnow,bttvb吳啟超: 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敬悼勞思光先生公仔箱論壇5 p& O# g1 n1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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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 }4 B4 b5 C: W- u9 s3 ltvb now,tvbnow,bttvb前言：本文原為我在facebook發表的網誌，只設定為與朋友分享，原沒打算公開。原意只是抒發和安頓自己的心情，向勞先生致意之餘，也算為自己留下一點記錄。張貼出來之後，一位在《主場新聞》工作的朋友希望我把拙作公開，好讓更多讀者認識勞先生。考慮過後，我想拙作之水平雖不太出得場面，但至少當中的情感是誠摯的，而且或許真的如朋友所言，拙作能讓讀者多認識勞先生，尤其先生那哲學的氣度以及其「在世界中的中國」和「開放思維」等主張，這也算是為先生做一點事吧，故還是厚著面皮應允了。在此感謝這位朋友和《主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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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1日驚聞噩耗：我哲學工作上的榜樣——勞思光先生，與世長辭。歷一晝夜之哀思，茲為文悼念尊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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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為自己找到一條終身行進的道路、為自己找到一門終身致力的事業，並且，在這條道路上，在這門事業中，你找到一個終身效法的榜樣，那麼，當這個榜樣在你自覺還遠遠未能企及時，便已永遠離你而去，你可能會明白我這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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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 m! I0 L" B+ q2 ?9 P. T《莊子．秋水》記述了河伯（黃河之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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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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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識見與道行而論，我連河伯也不如。但河伯那望洋興歎的心情，我想我還是能理解。我當年讀懂（或自以為讀懂）勞思光先生的大作時，即有望洋興歎之感。公仔箱論壇* b; t3 d b$ n5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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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輩在中文大學唸哲學的，最初認識勞思光先生這個人，應該都是通過其大作：《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尤其是卷一。那是1997年，當時的我對書中好些重要概念，像「德性我」、「情意我」、「主體自由」、「價值自覺」等，其實是不甚了了的。那時最能把握的，好像只有「義命分立」一命題。6 _! B; p) x! v! r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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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令我初次有望洋興歎之感的，應該是大學三年級下學期（2000年初）拜讀先生的《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一書。那學期修讀鄭宗義師的「傳統儒學的現代重建」一課，在小組導修裏，我們負責報告先生這本書（是整本書）。令我驚歎的，是書中那些極具說明問題或解釋現象效力的概念區分，例如「文化的二重結構」、「發生歷程(genetic process) 與內含品質 (intrinsic properties)」等。我們平時思考、討論、處理問題時，常把問題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以致產生許多糾結和不必要的爭論，枉費精神。先生厲害之處，是能以那些useful的概念區分，把問題或現象的不同面向一一剖開，撥開雲霧，使問題的癥結和真象無所遁形，叫人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之感之餘，亦為其思考之靈銳利落大感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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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0 e. K" p. I; o我應該是從那時開始，把先生視為偶像（至今，我在學術上或哲學工作上沒有第二個偶像）（按：「偶像」一詞，道理上不合適，因為在哲學世界是不當有偶像崇拜的，我想先生也不願別人把他視作偶像。然而，我當年的確視先生為偶像，亦確然有崇拜之情，故為存真起見，今仍如實表達當年所想。實則如今看來，稱先生為「榜樣」方為合宜。）。「偶像」有兩義：一為仰望之對象，一為效法之對象。仰望不說，這是個人情感之事。說效法，我自那時起即立志要像先生般，把問題、觀點、主張，以最清晰利落的思辯，將之理清和辯明。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概念遊戲，理性的伸展是可以潤澤你生命的。後來讀到先生之言：「本來，像現代化這樣的運動，其進退成敗的條件並不限於觀念層面。這裏自有其社會運作的層面。不過，觀念層面的明朗雖不是運動成功的充足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反過來說，觀念層面的迷亂便成為運動不成功的充足條件。我上面所談的都是觀念或認知層面的問題，也因為我深切感到觀念迷亂已足以使現代之運動失敗或至少遲遲不入正軌。」（〈困境與希望〉，收氏著，劉國英編：《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24– 125）我更了解到，觀念的工作是有其超越個人受用的莊嚴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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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 f% p# c' G. B, X, ^, I, y稍後，得知先生會於2000– 01學年回到哲學系開兩門課，我簡直欣喜若狂。由於我早已申請延讀一年，故以四年級生的身份，修讀先生的「文化哲學」及另一門研究院課。兩門課的成績分別是B+和B（還是B+和B+，我已不記得）。總之據鄭師所言，按先生的評分標準，這只算是相當一般的成績。猶記得在那門研究院課上，我報告儒家政治觀，那裏是聯合書院鄭棟材樓地下一間課室，我與先生並排而坐，師兄師姐們跟我們對著坐（班上好像只得我一個本科生）。我一邊報告，一邊不禁用眼角瞄著先生的反應，因為那實在是太嚇人了——先生在不住的搖頭！我想我一生人也不會再有這樣驚心動魄的報告經驗了。可惜的是，如今想再經歷一次也已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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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我對於先生關於儒家哲學的好些詮釋和觀點，是頗有隔閡的，尤其先生對宋明儒的詮釋，以及他對儒家形上學的立場。說觀點上的認同，我倒是傾向於先生之論敵。但若問我作為一哲學研究者、一愛智者，我願成為何人，則我必選先生。因為我一向認為，哲學家的成敗，不在其（或至少不完全在其）觀點之成立與否，而當在其對問題之測定、思考之深度、論述之精微，以及更重要的：哲學的氣度。舉個例，蘇格拉底的「靈魂不朽論」，至今恐怕沒多少人會同意；但我想，在那些不同意「靈魂不朽論」的人當中，有很多是毫無保留地敬重蘇格拉底這個哲學家的。無他，即因其哲學的氣度：蘇格拉底即使在臨終時，仍舊熱衷於接受學生的質疑，為此感到愉快，還要循循告誡他們，在其身後依然要不斷檢驗自己的信念，不要輕信老師。我不知道先生與他的弟子們是否這樣相處，但就哲學的氣度而論，我深覺先生與蘇格拉底是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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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思維，不是急於找到解決一切的最後答案；相反，要一步步作理論的澄清，一點點的考慮問題，以建立確定的了解。所以開放的思維並不是代表沒有結論的，每一點都可以有結論的。而開放的意思則是說沒有劃定界限，沒有說這是最終的 (ultimate)。有形上學思考習慣的人，往往說了一大套道理後，好像「天下之理盡在是矣」，其餘就沒有了。這樣就成了封閉思維。所以在態度上，我提倡開放思維，作為在理論工作上的根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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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論希望世紀、現代文化與新希望世紀〉，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80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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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提一個主張，把反對意見考慮了，然後我們越過反對那個反對論點，那麼這時候我們那個主張就初步的可以定立了。所以你要能不專門找志同道合的人。你說任何話，都可以有人贊成，你專和那些贊成的人講，你這個理論究竟能不能成立，便根本沒有經過考驗。你要經過考驗，最重要的考驗，就是反對者的意見，我們要通過反對者之間的這種溝通達成一種共識。通過這個論辯過程，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去建立任何的理論、任何的論點。tvb now,tvbnow,bttvb# w' N7 A/ n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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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中國哲學之世界化問題〉，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頁51。公仔箱論壇9 s/ j% T0 p4 f) x' }7 W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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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這個人在學術上還算是open-minded的話，則很大程度是由於先生的影響。os.tvboxnow.com9 B) }: p3 v: H; p% N
" s l7 x0 q- stvb now,tvbnow,bttvb先生另一對我影響甚深的主張，就是「在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就我自己的思想演進來說，自一九五零年前後，我已漸漸明白，中國文化危機的出路，與世界文化的新取向息息相關。世界文化秩序如無重建的希望，則中國決不能獨自建立文化秩序，與世界絕緣。這一點認識使我後來提出『在世界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 的口號，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基本觀念。」（〈旨趣與希望〉，收氏著，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頁221）就我理解，「在世界中的中國」之要義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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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就人類文化的遠景看，多元主義的文化觀仍是有助於文化發展及豐富化的。一個文化傳統只要有其正面的特色，在長遠的發展觀點下，便都值得保存——雖然不必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人類歷史變幻無定，所遭遇的問題也往往不能預見；而人類憑以應付客觀問題的資本，只是文化成績而已。因此，在長期觀點下，各種文化成績的保存，即是我們克服歷史難題的能力的源泉所在，有遠見的思想者，必定明白毀棄文化成績，基本上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損失。我們縱使離開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來說話，我們仍有理由相信，我們應該保存中國文化的成果，以供人類採用。」os.tvboxnow.com- r$ \( }( g k W* {3 L5 f
+ X, b2 q5 ^* t }% F/ n& d, htvb now,tvbnow,bttvb——勞思光：《中國之路向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第二部份：〈路向的擬議〉，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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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1 [+ d7 I2 |1 C任何一個文化傳統，都是全人類的共同寶藏，是人類藉以應付和解決隨著歷史演變而層出不窮的問題的共同資本。因此今天我們講中國文化，為的並非爭強競勝，證明這套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這恰是一種against the world的態度），而是擺在世界的配景來看，著眼於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這才是in the world的態度。文化成績是供人類採用以解決客觀問題的資本，資本多一分，人類得以解決種種未知的問題的把握就多一分，故此任何一個文化傳統都值得我們去從中提煉其開放成分（中國文化自不例外），以增益人類解決問題的籌碼。這是一種實事求是、著眼於如何應付世界文化問題的態度，是一種立根於全人類的觀點，並不要求我們持有一種「為中國文化出頭」的狹隘情感。tvb now,tvbnow,bttvb. K1 o5 q1 r& @; }! C7 F! Y
; H* D( H% X# @8 a: h「在世界中的」與「開放思維」的態度，是我最受益於先生者，故謹以「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為題，敬悼我永遠的榜樣。先生當年於「文化哲學」第一堂談及韓愈的〈師說〉，提到現代的教師，尤其教哲學者，任務不在「傳道」，而主要在「解惑」。我想這是先生的謙詞吧？畢竟，「傳道」不等於「傳教」，並非把教條灌輸給學生，而是身體力行而不息地走其當走的道路，以此感召後生、啟廸後學。哲人對於「理」的莊嚴感，以至其探索、堅持、守護，箇中意義，非「授業」、「解惑」可表，此非「傳道」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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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畢生關心世界文化危機。就我從先生晚年之演講及文章所理解，此危機可表述為「對理性之不信任」。因此，如何重建對理性的信任，當是今後哲學工作之一方向。先生曾說，此工作之複雜，遠非一人可作得成。惟初步努力之方向大概是：將「理性」理解為一function，而非一substance。我想，我自己的哲學工作到底會走往何方，又走得多遠，實在沒有把握。當然，哲學世界，濟濟多士，能人可期。惟無論如何，晚生定必謹遵教誨，此生將秉持「在世界中的開放思維」，不息勉力於觀念的工作。願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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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2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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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g3 T% v6 y2 o! _# o公仔箱論壇（2012年10月23日深夜定稿）os.tvboxnow.com7 R" k# i1 z2 Y* W3 z) @3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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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
發表於 2012-10-25 09: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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