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族群宗教威权损民主转型应重塑多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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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曾剑鸣撰述】阿拉字眼争议突然转向暴力攻击祈祷场所，令人诧异。除了基督天主与新教教堂受攻击外，也各有一间回教堂及锡克教堂遇袭，宗教场所遇袭击之多，当是建国以来首次，触动了最深层的宗教敏感神经。

然而面对此挑战，出现了两个契机，一是教会或者宗教信仰者，可重新检视宗教信仰与现实的关联，思考过去宗教陷入私人化，而忽略普遍公义的缺陷。二是，回教党没有随同巫统起舞，以争夺激进的回教立场，这应该看作，积极面对多元社会的尝试，开启了该党思考宗教与多元社会的问题。
过去威权政体下的族群宗教情绪化动员，伤害了民主体制，这次暴力事件逼出了朝野反暴力的共同语言，以及民间的凝聚力，可以借此重新塑造多元社会的共识，修复威权所伤害的体制，从308大选后转型，进一步酝酿新的制度共识，走向政治成熟。
为何宗教成为了造势动员的工具，以及遭受攻击的对象？其实，宗教的冲突不是单纯因为社会差异或政治冲突所引起的，其发生需要中介，即社会组织的形式与历史条件。怎样的社会，才容易发生种族和宗教冲突？以下先简单勾勒历史发展脉络，再回答此问题。+ |3 F# M" g1 e8 X0 B3 s
宗教建制化的轨迹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0 a, ^% j% k( M$ x* |% r/ A
513事件以及随后政治强人的威权式统治，导致“种族威权国家”的建立。国家机器由上而下塑造社会，而分化的族群社会又反过来巩固种族政治结构。不过，进入80年代以后，巫统面对回教党的顽抗，开启了争取马来选票的竞争，这就是澳洲学者凯斯勒（CliveKessler）所称的“回教政策拍卖会”，两党为争取支持，而不惜抬高出价（即回教化政策的程度），而建国以来的宪政体制日益受侵蚀。

1982年，时任首相马哈迪为收编民间蓬勃的回教运动，将当时回教青年领导人安华（左图）引入执政党，随后两年开启了“在国家行政上吸纳回教价值政策”的年代，于是回教建制在国家制度内着根：回教银行（1994年）、回教司法局（Jabatan Kehakiman SyariahMalaysia，1996年）、回教发展局（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1997年改组成）。tvb now,tvbnow,bttvb5 C" O3 c* u% S/ X- E
最具指标意义的是，1988年增修《联邦宪法》121（1）（A）和第5（4）条款，宣示民事法院的管辖权，不能及于回教法院。回教法院审议的罪项以及判决额度，仍受国会限制，但回教法院在司法体系内享有了独立地位，其判决不能受民事法院挑战。由此，回教徒的婚姻、财产、家庭等事项，完全纳入回教法院的审议范围。& c0 p9 j) M" G. j1 B! j
不过，按照宪法，回教法院是属于州政府管辖的地方法院，而且各州地方法院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尽管如此，首相署下的回教发展局专门负责全国的回教文化、教育与法律统合，因此其最大的企图，就是整合和统一各州的回教法。
回教国争论的滥觞
进入1990年代后，由于改教引起的纠纷，日渐引发各界关注民事法院与回教法院的权限。改换宗教、离婚者夹在民事法院与回教法院之间，往往难获得较公正的对待，尤其是回教女性，由于各州回教法院对于离婚与赡养费有不同的规定，因此更形陷入无助。

2004年，11个非政府组织成立“第11条款联盟（Article11），以捍卫信仰自由；2005年，律师公会等组织呼吁成立跨宗教理事会（Interfaith Commission of Malaysia，ICM），但均引起部分回教组织强烈反对，并数次粗暴施压解散他们的研讨会。
除了实际的司法案件纠纷增多，1998年烈火莫熄灭以后，回教党借助实力膨胀的时机，抛出了回教国课题，施压国阵。911事件后，马哈迪高调宣布我国为回教国，更将争议引向高潮。
因着种族政治的框架，回教国成为了难以处理的课题。然而，308大选冲破了禁忌，民联内三党的组合，似乎成为了跨族群的替代选择，对国阵构成强大的威胁。因着政治局势的松动，非政府组织抛出了“社会契约”与“回教国”两大问题，频频质疑当权者的意识形态。) t$ f) _5 N0 b
2008年10月，统治者会议罕见发表表明，指社会契约为建国之基础，强调联邦宪法确实赋权给马来统治者捍卫统治者的地位、马来人的权益、回教为官方宗教和马来文为国文，同时也保证捍卫其他族群的利益。声明也批评，社会契约不断被挑起及质疑，引起社会不安。
情绪政治的条件. P* _9 n8 t8 z- k) j
以上大体上是宗教事件发展事迹，但不应忘了，上述宗教建制化时，马来西亚的国家权力的形式相当集中。一方面是威权式的压制，一方面是种族政治的动员，因此形成强国家，弱社会；而社会组织形式偏向族群分化，欠缺现代社会所有的复杂认同与阶层，即社区组织、工会、文化团体、族群、性别、爱好等不同性质的组织。

因此，社会成员的认同趋向单一，较强调先天的继承，即血缘、家庭、语言与宗教等因素，所以行为容易受集体影响，反映了情感、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巨大作用。相反的，现代社会的公民的利益趋向复杂，影响人们的行为，较是理性的计算，与组织化的利益考量。tvb now,tvbnow,bttvb5 z/ ~% E2 a! z* p) w, L
暂且不论马来西亚的现代性特征，我们可以简单指出，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决定了动员的形式，这就是为何本地的政治论述都趋向空洞的口号，诉诸情感多于理性说服，擅于宫廷政治式的权谋争斗与计算，多于公共论坛式的论辩与多元利益团体参与决策。
宗教对个人的生活、认同与潜意识有强大的召唤力与驱动力，也就必然成为了政治力量收编与控制的对象。毫不奇怪，一旦统治集团权力出现动摇，必然祭出族群与宗教策略，以巩固政权，或假造危机，借此展示权力的稳定作用。
政治与宗教：宗教私人化的批判tvb now,tvbnow,bttvb h' k O# j+ m- h8 \6 t: G9 L
以上分析可知，宗教之所以成为工具，完全是因为威权国家以及种族化社会机制所造成的结果。而阿拉事件争议，基督教社会所面对的种种威胁，都可看作这个体制衍生的弊端。那基督教社会该如何看待这个体制？
这次暴力攻击教会事件，几乎各宗教均谴责暴力，指其悖反文明秩序。然而，此立场能否延伸为对于体制的基本立场？例如，宗教界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马来西亚2003年至2007年扣留所死亡事件共有1535件；允许无审讯的《内安法令》，以及在扣留营内的残酷的虐待；警察过度使用暴力，驱赶示威者。此前，我们已经指出，信徒可能同情饿肚子或被打的乞丐，但是却对遭警方打破头的示威者，缺乏争取起码人道的正义感。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因议题而切割原则的做法？
概括的提问就是：宗教与现存的政治秩序究竟有什么关系？宗教的持存既然需要一定政治秩序的保证，那其对体制的义务是什么？宗教在多元社会需要怎样的政治思考？
或许，参考西方的神学不无启发。二战后，神学界都在反思德国教会与纳粹政权勾结的错误。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神学需要如何调整自身，以呼应体制正义的要求。另外，面对消费社会的崛起与市民的冷漠，神学如何自处？

德国神学家默茨（Johnn BaptistMetz，右图）倡“新政治神学”，呼吁以实践优位的立场，积极看待处境的要求，关注普遍的公义问题。例如，在第三世界某些亵渎人的尊严、剥削、种族主义的情况，应该“以反抗和变革的范畴表述基督教的上帝言说”，教会应该是“具有社会批判自由的信仰建制”。默茨批评在现代社会，宗教有蜕化为“私人化的危险”，即宗教完全适应了公私领域分化的现代社会，表面上信仰是尊崇个体的自由抉择，实际却是服膺生产体系的要求，丧失了宗教原初的表现。6 i# i0 S5 ~& ~. K
回教国与既存宪政的零合关系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6 e- Y- K: l7 u- b* G
过去回教党一再宣称终极目标是建立回教国，然而，这也遭致强烈的批判，一是指责其忽略现代及多元社会的特质，另一则是质疑其政体形式是否为一宗教专制国家。

回教党否定既存宪政体制的正当性，宣称人拟定的宪法不能是一国的最高法，只有《可兰经》才能享有最高原则的地位。同时在与巫统竞逐时，不惜抛出一切宗教语言，甚至抨击巫统为“异教徒”。因此，回教党面对现存体制时，往往将其视为消极的障碍物，于是回教国与现存的宪政体制就处于“零合关系”，得此失彼。
308大选前与选后，回教党搁置了其回教国诉求，然而，该党近期面临巫统的强烈攻势，回教党宣传局出版了《巫统背叛宗教民族》手册，其中有批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为“迈向更世俗的马来西亚”，显然还是蕴含了现状的世俗社会是该党极欲否定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回教党加入民联究竟服膺什么共同的理念。
超越策略运用宪政的局限
该党面对阿拉字眼事件，展现了宽容与开放的精神，不过其出发点乃是宗教的，即援引《可兰经》证实天启宗教皆可使用“阿拉”字眼。相反的，人民公正党领袖安华却是宣称“坚守宪法第11条所捍卫的宗教自由，以及宗教团体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如果回教党在面对宪政的课题上，不能与民联盟党达成共识，那么这种合作是相当脆弱的，仅是权力的结盟。公仔箱論壇. }& G9 D; k) a8 G

回教党应该从这次阿拉事件，重新检讨该党对既存宪政体制的消极态度。回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宗教绝无强迫”，既然回教国乃是一严肃的终极目标，就不可违背此原则，换言之，实践回教国的途径绝不是毫无条件的，那么能够达到做到“宗教绝无强迫”的手段，显然就与宪法所云的个人自由与民主程序，就似乎有了协调与对话的空间。这方面有待回教学者与宪政学者对话。
分析来看，回教党对宪政的观点可以有三种：绝对地否定、策略地运用、承认有交叉共识。策略地运用态度无疑令民众与民权分子担忧。从“宗教绝无强迫”论来看，宪政所保证的自由民主，其实并不蕴含否定信仰的抉择（包括回教国），而是提出基本的程序要求，即信仰的前提应该是自由。
换言之，延伸来看，宪政所保证的多元社会不必然是回教国的消极障碍，要落实终极目标必须先积极承认现状除了具有妥协共存的意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即唯有在承认差异与自由的原则下，而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才能坚持信仰的真切性。如果能采纳此观点，或许回教党对现存体制不只争取了更多的转圜空间，对自由民主也能有更多体认与承担，由此营造的共识，更有助于解决现有多元社会的冲突。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o( Z4 x. r% h$ y
呼唤政治哲学反思" T6 V+ h) Y# G9 G, u
西方80年代以来，面临内部剧烈社会分化，价值差异扩大，公民凝聚趋弱，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以下的问题意识，对我们多元社会与民主建设不无启发。$ O) e7 Y4 j9 u' |$ }) @: Y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之长治久安如何可能？”os.tvboxnow.com k3 Y! V2 n6 X+ T/ ^1 r
“在自由、平等、然而却又因深刻的学说冲突而发生分化的公民之间，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项目是什么？如果确实有可能建立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观念，那么，该政治观念的结构和内容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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