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王慧麟﹕人口政策可有性別角度？

王慧麟﹕人口政策可有性別角度？6 ~7 G  r$ g$ K- ^! T, r+ u& q

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批評者大抵認為文件是一份人力發展政策報告，甚至指摘其思維走歪，不覑邊際，但筆者比較感興趣的是，文件內對婦女角色及身體的論述。假若我們以性別的角度來切入及審視，特別是有關婦女在社會的角色的問題，對文件的思路可有另一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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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被定型為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開宗明義就說，未來香港要確保有4%之GDP增長，就要有足夠的勞動力。於是，第二章就要找出「潛在」之勞動力。婦女在這一章節的角色，被定型為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素來性別主義者批評得相當猛烈的，就是婦女在社會之角色定型。即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在家庭裏應該擔當「臣服」於男性的角色，女性應是在家中做「家頭細務、煮飯洗衫」。這些「工作」不單對經濟沒有貢獻，而且是文化上的理所當然。

所以，性別主義者爭取的性別平等，第一波就是要針對，婦女被迫在家庭所擔當的角色，讓婦女掙脫家庭角色定型的枷鎖，讓婦女可以進入職場工作，讓婦女有真正之自主及選擇。而且，婦女走出家庭壓迫之後，在職時亦先要爭取與男性在職場上的平等，包括同工同酬、平等招聘、平等升遷及培訓機會等等，在此基礎上再爭取社會文化上有真正意義的性別平待。換言之，照顧家庭不應是婦女在社會上唯一之角色，應該只是其中一個角色，甚至可以說，婦女應該可以自主地選擇其在社會上想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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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重要的是，這一章節的首頁揭示了文件有關女性在社會角色的取向。在該頁中，有一位職業婦女說「我想家庭事業兩兼顧」，顯示了撰寫文件的相關人士，以至宣傳人員，對女性在香港之角色十分清楚：必須要兼顧公（事業）與私（家庭），更是先家庭後事業。而且，「公」與「私」彷彿是對立的，有了家庭就必然要犧牲了事業，但由於「私」沒有經濟貢獻，「公」卻與香港經濟競爭力有關，所以，婦女在家做家頭細務，變成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問題，於是，政府有需要甚至有責任介入家庭場域干預，想方設法「逼」婦女走出社會貢獻GDP，兼且還要她們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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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沒要求另一性  同樣事業家庭兩兼顧

文件又引述統計處的數據，指工作女性在30至39歲組別之中，有一個忽然下跌的趨勢，所以，文件希望女性能夠走出來工作。然而，從性別平等角度分析，為什麼文件沒有要求另一性同樣需要事業家庭兩兼顧，而只要求女性擔當呢？換句話說，為何這部分沒有說，鑑於男性在30至39年齡組別之中，太多工作人口，忽略家庭，是否應該有措施鼓勵男性照顧家庭，讓更多女性出來工作呢？

因為諮詢文件從頭到尾，是用「釋放（婦女）現有人口潛力」（見第二章之標題）的角度，來討論該用何等方法「逼」婦女工作。因為婦女照顧家庭是缺乏生產力，又或者家庭儼如監獄，不事生產，需要政府介入以及用種種所謂家庭友善的政策，才能被「釋放」。所以，唯有靠政府，婦女才能被「釋放」。os.tvboxnow.com1 J2 d+ H/ L; l$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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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是誰令婦女被綁在家庭裏呢？為何香港婦女要被困在家裏等待政府「釋放」呢？因為在香港父權社會之下，婦女的自主沒有被真正體現，只能留在家中。而且，即使婦女被「釋放」，她們在職場上又是不是真正地獲得釋放呢？當婦女進入職場之後，往往是進入另一個由男性主導的場域，婦女在家庭被迫服從於男性，掙脫之後在社會之職場仍是服從於男性。婦女從來沒有被釋放，只是被壓迫的場域，由家庭轉移到職場而已！

說到公共政策，要讓婦女真正獲得「釋放」，就是要還原基本步：讓男女都有平等機會，可自主地選擇照顧家庭（或）及參與工作，而不是要求其中一個性別專注事業，另一個性別就要事業家庭兩兼顧。公共政策目的，應是要讓兩性在足夠的支援下，可以自主地在家庭或事業作出選擇，而不要任何一個性別，要兼顧或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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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體成為政府必須干預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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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自主及選擇，同樣體現於生育。女性生理上雖有生育的能力，卻一直沒有主宰生育的權力。因為無論在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生育成為了女性身體自主的重要戰場。在發展中國家，由不文明的割禮，以至性病及性暴力等，往往是婦女的噩夢。在發達國家，除了性病及性暴力等同樣令女性擔憂之外，更重要的是社會加諸身上的生兒育女的「義務」，而且更是責任，更關乎社會競爭力：因為出生率低，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影響GDP，所以女性身體成為了政府必須干預的場域。$ S7 q' m2 H0 d( M$ D

在諮詢文件內，生兒育女不是女性的選擇，而是GDP幫婦女作生育的選擇。文件臚列及比較了香港與亞洲鄰近地區的出生率，從而強化了出生率偏低的「問題」。本地出生率偏低影響勞動力，影響經濟繁榮。因此，當生育變成了生產力的議題後，政府就可堂而皇之進入女性的私人場域，並暗指婦女要為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然而文件的撰寫人卻沒有想過，女性在生育的自主權及選擇權，包括決定生育、何時生育、如何生育，毋須政府指指點點。政府的責任是在公共政策上，創製有利的社會環境及空間，資源上到位，讓女性有更從容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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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會說，政府在文件中，提出可以協助更多輔助生育，不正是製造一個有利條件，體現女性生育自主嗎？但兩周前衛福局長在電台節目上卻說，公立醫療體系應集中資源在長者及危急重病者，為此建議摑了一巴。理論上，政府既然要體現女性的生育權，讓女性可以選擇在公立醫院做輔助生育，卻為何在公共財政上，有資源緩急先後的問題呢？假如社會上沒有公共資源來體現生育選擇，那麼諮詢文件的建議是真建議，還是偽建議？有落實的可能嗎？假如局長是要維持現狀的話，婦女難以在公立醫院取得輔助生育的服務，轉而要付出高昂的費用，到私人醫療機構做，那麼沒有錢的基層婦女又如何呢？基層婦女又怎可以有自主的選擇呢？

從性別角度來看，這份文件倒是非常有趣。女性既要兼顧工作與家庭（非常七八十年代，洛琳feel），給說成了「釋放」她們的潛力，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工具。出生率偏低，政府表面上支持輔助生育，女性的身體則成為了資本主義人肉生產工具，生兒育女是為了經濟繁榮，而不是體現身體自主。到底，文件是一份維持男權的人口政策，還是還給女性自主及選擇的人口政策呢？難道香港婦女個個都要像林鄭月娥女士那樣，事業上好打得，又可照顧家庭，愛兒在外國讀書呢？當然，兩樣兼得，都是一種選擇，但是，恐怕香港女性不是個個都想做林鄭月娥吧！os.tvboxnow.com6 d! T& V3 {" L6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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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e. i, ^; d0 L
Simone de Beauvoir (1949), The Second Sex, London: Vintage.
' l1 }$ z+ Q1 y+ q2 B5 z" z
Judith Butler (2011),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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