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六四七一﹕公民傳播突破媒體審查

六四當晚萬人空巷，人流淹浸了維園以及周邊街道，但部分傳媒「冷靜」處理。事前記者朋友們早有耳語，抱怨傳媒高層自我約束。《君子》雜誌屬生活時尚，新聞專業較易妥協，手起刀落把六四內容切割，是較為「眼冤」的冰山一角。其他不少傳媒報道六四的剪裁方針，背後均有或多或少的角力。

中央遏制六四內容的聖旨眾所周知，香港主流媒體在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引導下，直接或間接承受壓力可想而知。六四20周年，無論從歷史、文化、社會、道德、政治各方面，其新聞價值均屬「頭條」層次，傳媒在編輯過程中努力把六四的重要性調低，十分明顯是政治審查之下削弱了香港新聞專業，於是有「三個學生索K」取代「十多萬人集會」而成為頭條的怪現象。可幸部分機構如《明報》、有線新聞等，仍十分專業地處理六四這個歷史性的新聞議題。2 o( Y; X- S% i. X'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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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晚會人數創新高，促成因素極為複雜。港人六四集體經驗深刻並蛻變為核心價值、當年參與其事之記者仍然活躍、趙紫陽分量極重的口述報告出版、港人對特區政府官員的沉默不以為然、特首以經濟考慮取代是非觀念嚴重牴觸過半港人的信念，這些因素不少論者已有深入分析，本文集中談一談新媒體、「公民傳播」與「社會事件」的關係。4 D6 X( x0 ^; }3 m6 \, P8 u. e4 T3 i

近年新媒體與公民社會間的信息傳播甚為活躍，博客隨筆、長篇論述、YouTube論政、歌詞短訊，大規模的在青少年及不同社群間流傳。公民社會之中的「小集體」，創作小冊子、專書、網站，而且互通信息，匯集成擴張式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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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協會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大賣，資深傳媒工作者陳潤芝自資出版的《六四二○》兩星期賣了4000本，朱耀明牧師推動出版《我要回家》及《再回家》，在沒有正式發行渠道之下各3000本售罄，快將出版的《六四廣場》（暫名），是一批友人為當年留守廣埸的蔡淑芳集資製作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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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製作信息數之不盡
此外，自發製作的網絡信息數之不盡——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唱作的《Donald Tsang Please Die》、黃毓民街頭演說片段、Beyond六四版《抗戰二十年》音樂影帶……這些諷刺性、煽動性、創作性強烈的片段，點擊數以萬計，而且在facebook及電郵間交叉傳播。

新媒體與傳統大眾媒介在社會權力結構上有很大差異。傳統傳媒昂貴、單向，而且對政經權力十分敏感，往往要順應主流，多作妥協。新媒體是「多眾」對「多眾」的傳播，起動廉宜，自下而上，而且比傳統媒體更快，互動性更強。My Little Airport在曾蔭權六四論後一天之內傳遍香港青年電腦網絡，成本只是創作人的心思、一部簡單攝錄機（或手機）以及一部私人電腦。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j" i9 [8 ]* G/ E

我們不必把新媒體的力量浪漫化。暫時新媒體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取代舊媒體。從傳媒史的角度，所有新興媒體大多與既有媒體互相補充共存。正如邱林川所言，今天的新媒體，與傳統傳媒不是壁壘分明的兩個系統，而是同屬一個「擴展了的媒介生態系統」（enlarged media ecology）。兩者互相競爭、吸納、借用。在一般情况下，芝麻綠豆的日常小事浮沉於網海，不會受人關注。但在大型的「社會事件」之中，新媒體中的信息就流行廣泛且流量飈升。3 q5 [/ A, Z3 I6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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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公民社會力量非凡
再進一步，如果「事件」觸及極大的權力不平，新媒體結合公民社會，能發揮超乎平常的力量。主流媒體敏感於精英權力，新媒體敏感於權力不足的普羅大眾，網絡信息便自下而上發揮「搶灘」作用，補充了主流媒體的忌諱，結連社群，參與事件，使之壯大，甚至迫使主流媒體不得不選擇性吸納信息，調整自己的媒介議程。新媒體之所以在某些時刻爆發公民傳播力量，至少有上述三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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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重大社會事件為基礎；
其二，事件涉及權力不平衡；
其三，公民社會日趨成熟。' Z9 X6 o# h# ~
下文我借用邱林川有關「新媒體事件」的一些觀點略談首兩項特性，並討論一下香港在六四與七一兩個重大社會事件漸漸形成的香港非線性本土歷史意識（「本土史識」）。邱林川、陳韜文為《傳播與社會學刊》編寫的「新媒體事件研究」專輯（下月出版），理論具開創性，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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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事件」。歷史由「事件」組成，但什麼算得上「事件」？在古時，編入歷史的「事件」由史官判定。到現代，新聞成了「歷史草稿」，重要的歷史事件均借助媒體。可以說，歷史的生成演變、集體記憶的記錄分享，都要依賴媒體對「事件」的選擇和建構。關於「事件」的傳播過程就是一個歷史草稿的過程。無論香港教科書怎樣輕描淡寫六四與七一，兩個事件豐富的歷史含意將會不斷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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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不單是港人認同國內同胞的分水嶺，同時也是關心國內政治改革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多年爭取的過程中，參與者意識到港人這種集體行為的內在價值及舉世罕見的獨特性。海外民運人士回不了家，港人跑到海外為他們書寫故事，並把故事帶回祖國；天安門母親在國內開不了口走不出監控，港人跑到他們當中為他們傳達哀思與申訴；達官貴人發財不辨是非，港人自資出版一頁頁展示是非對錯的歷史。十萬人集會不出亂子，和平、理性，有所堅持，而且是建制外的公民高度自治。! i) ~  \: V- d

多年的累積與反思，六四所包含的歷史意識化為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在近一兩年，六四與七一的內在價值更似有互相強化的趨勢，每年的悼念與遊行，並已開始指向國族民主自由公義的追求，甚至已超越了本土香港政治，把不少香港人維繫於家國大業和超越國族的普世價值之上。os.tvboxnow.com! [; r/ Y" N: 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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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所以成為「事件」是因為打破常規、難以預料，是因為它可推動歷史沿着「非線性」的軌迹起伏跌宕。借用邱林川與陳韜文的說法﹕「關鍵事件正是歷史的拐點，可以最充分地表現多元歷史解讀和替代性歷史發展道路。」公仔箱論壇5 f$ i. Q: y, L-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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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愈思索六四、七一作為「關鍵事件」的性質，就愈發現兩事蘊藏非線性「史識」的巨大能量。八九、九七、○三的一條歷史線，聚焦六四七一兩個關節，是回顧、紀念過去，同時是憧憬、創造將來。參與的人多元化，投射自身的價值和認同，同時開展迂迴的註釋，或感慨青年生命之可貴，或憤慨政權的敗壞，或嚮往更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或重新發現香港特有的集體情懷……單看十多萬人為死難者默哀並集體鞠躬，已是罕見又意義深遠的公眾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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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本土史識」多線而非單線。六四七一兩個定點，變成香港本土開放性的「史識」。這兩個事件的多元意識促成一種James Carey所說的儀式傳播（ritualistic communication），透過參與事件，港人互相分享意義，達成共識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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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因為六四七一是這樣的關鍵事件，新媒體的網絡式傳播發揮非比尋常的作用。傳統媒體政治十分笨重，涉及重大利益，是大型的大眾傳播。新媒體是Manuel Castells所說的「資訊政治」，性質可輕可重，靈活多變，在大型社會事件擴散和凝聚網民，亦與主流媒體結合成繁雜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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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愈不均點擊愈烈
新媒體公民傳播生效的第二個特性，是每當時事出現重大的權力不均，新媒體立刻發揮補充和競爭作用。中央立意淡化六四，港官避談六四，部分香港傳媒努力閃避六四議題。政治和經濟權力較弱的大眾，透過公民社會的集結，亦借用新媒體低成本的信息傳播，成功地傳播大量有關六四的事實和觀點。新媒體沒有頭條，只有點擊；權力愈是不均，點擊愈是猛烈。國內政治高壓，把六四壓下去，但近年「新媒體事件」來勢洶洶。「新媒體事件」背後，更是一種新的「歷史草稿」，因為書寫的人是「多眾」的，也是「民間」的，他們並非存在於建制權力之內，對敏感話題的制約遠遠低於港官與傳媒高層，書寫「大歷史草稿」的角度因而更多元化。公仔箱論壇+ z. O7 X+ w; M$ s: R

政經精英與普羅大眾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權力差異，而且新媒體也流行多年，為什麼近一兩年才見影響？我想YouTube和facebook的普及頗為重要，此外，一般網民在Web 2.0時代很快熟習上載個人觀點與創作，到了這一年的臨界點，效力就在「事件」的觸發下出現突破。當然我們不應把新媒體的力量誇大。六四七一本身的意義重大，才是新媒體成功推動公民傳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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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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