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周日話題﹕「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道德經濟學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6-3-27 11:40 P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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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道德經濟學
文﹕許寶強

過去，連繫一些涉及不同時間、地點、人脈的事情，需要點想象力或創意。然而，近年要把「九唔搭八」的事拉在一起，卻比較容易，因為多了一個「萬能key」——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例如，政府高層不斷迴避的「去國立化」與大地產商眼中的「旺角小事」，表面上南轅北轍，但民眾不難發現﹕這些不都是在689政權治下發生的嗎？表面上互不相關的事，其實共享同一個源頭。然而，這個源頭除了表面上的政府管治問題外，還蘊含一種「深層次矛盾」，也就是發展主義與道德經濟之間的矛盾。5 Y3 z) G0 f* D" \6 k* q

上層所不知道的民眾「道德經濟」

建制派和高官嘗試為689、特區政府和自身開脫責任，認為社會問題成因複雜，因此僅歸咎政府，並不公平，甚至感到「唔順氣」。如果這種開脫不僅是轉移視線的「語言偽術」，還或多或少反映建制派和高官的真實想法或情感，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想法或情感所呈現的，除了是無法明白政府應負的責任外，還包括毫不了解狹義的經濟以外的民眾情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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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已故歷史學者湯普森（E.P. Thompson）在《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共有的習慣》（Customs in Common）指出，英格蘭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等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或湯普森所稱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例如，在糧食失收的年代，民眾會透過集體行動，迫使商人無法運送穀物往外地倒賣；又或闖進入商店「強買」麵包，放下未瘋狂提價前的錢幣數值，以作「交換」；以至把想發災難財的投機商人的麵粉銷毁，而非據為己有。這些並不以極大化個人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抗爭行動，依據的是民眾對怎樣才是一種合符傳統道德的交易，以至為社群認可的人倫關係的堅持。他們所反對的，基本上是政商上層過分的貪得無厭，破壞社群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  I9 P* w1 y; s6 w0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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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普森提出的道德經濟學的視野，並不是重置「道德」於「經濟」之中，而是把在特定的社群脈絡下產生的廣義經濟活動，也就是生產、交換、流通、消費，視之為一種道德操作，依據的往往是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風俗習慣。脫離了這些「共有的傳統」，經濟活動也難以想象，更遑論運轉。同理，社群內的道德習俗，甚至社群本身，必須依靠物質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才得以生成維繫。換句話說，「道德」與「經濟」從來都難以分割，而廣義的經濟活動，只能在特定社群共同接受的倫理價值內順利運作，逾越了民眾的道德底線，就會出現各種反叛抗爭，像上述18世紀英格蘭民眾為守護其共有的傳統而衍生的「騷動」。tvb now,tvbnow,bttvb2 _6 k' n: [4 j& t, [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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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斷迴避解釋「去國立化」的因由，大概是仍未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只是個別康文署官員的自把自為，也許不致墮入目前如此被動的困境。事實上，除了在劇團場刊刪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國立」兩字外，不少官方或資助機構也被發現類似的做法，包括香港的其他話劇團、中文大學、運輸及房屋局，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而這次事件之所以發酵，大概是在過去幾年689治下，經歷了反國教、8‧31、港視發牌、高鐵撥款、TSA等風波，民眾愈來愈感覺有關當局的做法，已逾越了他們共有的道德底線，包括認為在藝術的生產、交換、流通、消費和資助過程中，不應引入政治審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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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旺角小事」的觸發點，源於民眾不滿政府「趕絕小販」。儘管支持政府和建制的輿論極力否認「旺角小事」與小販有關，辯稱「政府有關機構人員並沒有取締小販」，但只要回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取締」甚或「趕絕」小販之說，並非僅僅是民眾的主觀感受。自1936年市政局成立以來，香港政府對小販的取態和政策，完全可以用「取締」或「趕絕」來形容，例如首任市政局主席R.R. Todd認為，小販不僅「阻街」，更對公眾健康構成危害，甚至會誘使警察貪污。然而，對Todd來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小販構成了對商舖的「不公平」競爭。到了工業高速增長的年代，幫助廠家獲得充足而便宜的勞工，成為政府取締小販的新動因，於是我們可以在1963年市政局的小販報告書看到這樣一段說話﹕「無限制地發放小販牌照不符合公眾利益，不應鼓勵有手有腳的人作小販，因為他們受僱於工業將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更為有利。」之後政府便陸續停發新的小販牌照；而當第三產業逐漸興旺、中產文化泛現，讀到下面的1983年房委會的赤裸宣言，也不至令人過於驚訝﹕「禁止流動小販於屋邨擺賣，一方面可消除小販與商舖租戶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為住戶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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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自然均是港英殖民政權的「業績」，但並非與特區政府完全無關。如果特區政府真的不想取締或趕絕小販，為何於政權轉移期間，不反對當時的市政局收回流動小販牌照的措施？又如何解釋1997年之後，政府曾計劃回收所有熟食小販的牌照？又為何會增加小販管理隊的人手，掃蕩無牌小販？或怎樣解讀政府最近提出的以「外國美食車」取代本地小販的「木頭車」？以至剛通過的由民政總署、食環署、地政總署、警務處及屋宇署推出的《二○一五年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對「阻街」的店舖定額罰款1500元，當中受影響店舖，自然不是付得起貴租的商場連鎖店，而是像小販一樣「阻街」的街坊小舖。在政府的政策法令禁制和涉嫌黑幫的介入（如年初屯門良景邨小販衝突）下，「取締」如「趕絕」小商販，在1997年後特區政府統治下，似乎並沒有終止。

去得太盡條氣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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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化」與「趕絕小販」並不完全是新事物，類似的問題時有發生。今天之所以引發民眾的巨大反彈，與當下的社會脈絡和政治氛圍自然有關。能夠吸引眾多民眾參與聲討，反映的恐怕是政商上層在政治經濟領域已愈來愈「過晒火位」，破壞本地民眾、特別是底層社群賴以維生和活得有尊嚴的「共有傳統」或道德價值。這並不是「前現代與現代文化的衝突」，而是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資本欲望及追求整潔秩序的中產文化，與底層民眾的道德經濟的深刻矛盾。+ }. m- E0 M9 v- l, z; }8 W9 h3 R

守護道德經濟的民眾之所以抗爭騷動，主要是「條氣唔順」，而「條氣唔順」的根源，則是官商權貴與中產文化對底層社群的共有價值底線的逾越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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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主義已佔主導多年的香港，民眾抗爭的方向，與百多二百年前的英格蘭民眾所針對的仍有點類似。例如獲得不少居民支持的青衣長發廣場街市小商販罷市，觸發點也是不滿領展「去得太盡」——外判加租、引入連鎖壟斷、破壞小商戶和居民的生活基礎；又例如平素溫文、少介入公共政治的藝團劇社，也甘願冒不獲資助的風險，揭露政治審查的現實，大概也是感覺政府的做法，已逾越了可接受的道德經濟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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