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發展,正面對著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深層挑戰。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經濟近年急起直追,使得我國傳統上以代工為主、追求規模經濟的成長模式,愈發失去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同時傳統模式注重效率、生產力這些「血汗指標」,而與年輕世代講究生活與工作平衡、環境與發展平衡的價值漸行漸遠,導致缺工率惡化,失業率也沒降低,更衍生出薪資停滯、財富分配日趨不均以及環保衝突等棘手的問題。外部國際經貿環境一樣險峻。無論是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或加入大型的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台灣都極端落後,而國際貨幣及金融市場變化萬千,中美兩大國爭奪區域及全球的主導權下,也出現新舊版圖移轉的變局。在此一變局下,要尋找國際可行、國內又有共識的道路原本就不容易,加上台灣特殊的國際政經處境,突圍之路更增加難度,然而道路選擇的好壞,卻又會影響國內經濟發展的方向。以上問題的共通之處,在於舊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遭遇瓶頸;若不改弦更張,開創具有「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新模式,所有問題只會隨著時間而更加惡化。這不僅是藍綠兩黨的共業,更攸關我們下一代的發展與生存。舊道路已經走入死胡同這個問題,在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進展上看得最清楚。過去其實不分藍綠政府,都已意識到台灣被排除在外的風險,也各自用不同方式積極洽簽,但基本上一事無成。以韓國作為比較對象就可看出問題的嚴重程度。自2003年以來,過去12年內韓國陸續完成與東協、歐、美、中、紐澳等國家或區域的自貿協定(FTA);若將歐盟視為28國,韓國的FTA數量超過45個。同一時期台灣完成的FTA,則僅有六個。造成這種懸殊差別的原因,中國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也是馬政府致力於推動兩岸經貿協議,以改變中國大陸立場的原因。不過兩岸ECFA及服貿協議完成後,國內爭議不斷,對外好像也並未增加締結FTA的空間。簡單的說,在傳統模式下,不理會中國大陸的確無法突破FTA的萬里長城,然而推動兩岸經貿正常化後非但沒有降低萬里長城的高度,還引發國內的高度反彈,這正是傳統的政策道路都走不通的象徵。若不尋求新的推動模式,十年後恐怕還是一樣。我們相信經貿自由化是台灣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兩岸經貿關係也無法假裝不重要、不存在;但要達到這個目標,有許多種推動模式可以選擇。國際經驗顯示,自主自由化將會是對台灣最有利的道路,但台灣經驗卻顯示,不靠國際義務拘束,由外國談判給予壓力,我們要自主自由化極其困難。現狀下最可行的新模式,一是盡全力完成加入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準備工作,一是藉由國際多邊或區域架構,推動兩岸經貿正常化的持續進展。不過對TPP的準備工作,特別是法規透明、制度接軌及投資開放等領域,政府需要改變「為談判而改革」的思維,而要體認這只是自主自由化的替代品,也就是在外國談判壓力來臨之前,我國先逐步自行鬆綁自由化。同時,隨著中國勢力的崛起,各類國際及區域經貿組織都有其身影,要迴避兩岸相互開放本就不易;台灣應順水推舟,把兩岸在雙邊架構下無法解決的開放問題,嘗試利用多邊或區域架構做為解決機制,也是推動新模式須思考的方向。總之,台灣經貿國際化、自由化的舊道路,無論再如何修補重補,恐怕都很難露出曙光,尋求新的經濟與貿易發展模式,爭取共識,才是台灣走出新方向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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