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 公民抗命正在壯大 - 戴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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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公佈最新一期「2019年市民對香港法治狀況意見調查」。一如前兩年，這次也問受訪者：「為了爭取社會公義，必要時不遵守法律是可以接受。」這也是市民對公民抗命的態度，結果出現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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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調查顯示，市民有47.5%反對、25.5%一半半、23.1%支持。在2018年的調查，是48.9%反對、26.8%一半半、20.2%支持。二者分別不大，反對的都多於支持。但到2019年，反對的市民減至31%、一半半維持在26.8%、支持的增至39.8%，支持的人明顯超過了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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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輪調查是在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進行。毋庸置疑，香港社會民情在這三年最大的轉變必是來自反送中運動，我們可以推論市民對公民抗命態度的明顯轉變，必是與反送中運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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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論2018年那輪調查時，我指出由2013年開始，公民抗命的意識已在香港傳播，至2018年，支持都維持在約20%，當時我的意見是公民抗命的意識已在香港生根。到了2019年，結果顯示市民對公民抗命支持的百分比，比在2014年「佔中、雨傘」佔領的時期還要高，我的結論是公民抗命的意識在香港不單已生根，更在不斷壯大中。我估計當反送中運動的街頭行動減少後，或許反對及支持的百分比會有輕微改變，但相信支持仍會是多於反對，且差距會是明顯的。, [0 P2 I  \1 d+ a* u$ p; I3 V& r
制度不公令市民改變取態9 h0 M7 n) X) G1 ?' {, B/ u
特區政府對此調查結果的看法是市民對法治的認知出現偏差。我不在此再浪費時間去反駁這種當權者的論調，更想探討為何多了市民認同公民抗命。我相信主要是因為更多市民認為現在的香港社會存在不公義。由反送中運動所揭視特區政權在各方面的不公義，在在使更多港人對現行制度失去信心，接受以公民抗命去改變這不公義的制度。

這一輪調查還加入了一條新問題，就是問市民認為最重要的法治目標是甚麼。在四個選項中，最多受訪市民認為是「保障市民基本權利同自由」（36.1%），其次為「爭取更公義的社會」（31.2%），兩者都明顯高於「維持社會秩序」（26.8%）及「營造良好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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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套用我提出的法治四個層次理論，「保障市民基本權利同自由」及「爭取更公義的社會」都可包括在「以法達義」的層次，「維持社會秩序」及「營造良好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可包括在「有法必依」的層次。整合調查的結果，認為法治的最重要目標是「以法達義」的，達67.3%，「有法必依」的只有31.3%。這與市民對香港社會現存公義狀況的態度是對應的，也解釋了為何公民抗命的支持度提升了。2 R- E. w" j* J" i1 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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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香港法律文化的轉變，我建議下一輪調查可作以下調整。由於有一些人會採用暴力的方法去爭取社會公義，故還可增加一條問題，問那些同意「為了爭取社會公義，必要時不遵守法律是可以接受」的市民，是否支持必須採用非暴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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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主流的法治討論中，「制約政府權力，防止濫用」是另一個很多人認為是法治的最重要目標，按法治四個層次理論，是「以法限權」。其實在此調查中所採用的法治論述，包括的十個法治層面，「司法獨立」（17%），及「防止政府濫用權力」（16.2%）是最多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法治層面，而二者都與「制約政府權力、防止濫用」有關。故在下一輪調查時，可加入此選項，相信結果能更清楚展示市民對法治的態度。

戴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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