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鄺健銘: 新加坡「法治」對香港的啟示

鄺健銘: 新加坡「法治」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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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法治」是香港社會中的一個關鍵詞，民間常提，政府官員也經常說 — 特別是在去年雨傘革命爆發之時。香港官員對「法治」的理解很簡單，就是不守現行法例，等同「破壞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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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香港中學的通識教科書，是如何介紹「法治」的呢？「守法並不等同於維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則產生衝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還要對現行的法律制度、執法機關作出監察、檢討，並主動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義。」某本教科書如是說。

關於法治精神為何，作者李浩然在著作《以法達治》中，引用1885年法律教授 A.V.Dicey 的理解，以作說明: 其一，所有人都由法律規管，並且只由法律規管；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三，憲法原則的彰顯，來自法庭裁決。按此思路，對法治與守法的關係，李浩然有如此補充：「根據法治原則，即使被告認為法庭命令是錯誤的，也不應該簡單地不服從，而是應先遵守，同時尋求並按照適當程序上訴。法律不能容許其命令的服從與否由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即使包括自認為的良知。」但這種觀點，並沒有向民眾解釋，面對司法不再獨立、司法系統不再從保障個人意志各種自由出發、乃至我們常說rule of law 勢危的情況時，他們應當如何回應。公仔箱論壇; j$ ]& t4 ~/ b7 F/ l0 ~% D

新加坡 Amos Yee 案件，也許是新近反思法律、政治與社會關係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 特別是當新加坡的法律體系在諸如IMD世界競爭力年報等國際排名名列前矛的同時，不時有人爭論新加坡是否真的具備「法治精神」。具體的說，回顧新加坡的「法治」狀況，有助我們理解兩點：一. 政體以及其意識形態如何形塑法律系統，這意味，「法治」狀況與行政立法關係如何很有關連；二. 可同稱為「法治」的 Rule of law 與 Rule By Law 之間有何不同。這都有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法治」，正面臨何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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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學者Jothie Rajah所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是一本很值得參考的書。
權力機關所抱持的意識形態，會決定法律的功能與條文如何被詮釋 — 或則是法律被轉化成政體鞏固與延伸權力的工具，或則是法律被用以限制政體權力、保障個體意志的各種自由。上述書名取名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就是說，新加坡是以前一種角度來理解法律存在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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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律的施行取決於國家政體的意識形態，故此Rajah先用相當的篇幅，分析新加坡政權的「國家主義」理念。基本上，新加坡政府並不否定殖民時代管治，甚至對其予以相當的肯定、認為其體制為新加坡帶來財富與某程度上的社會秩序、並由此正當化了在新加坡種族多元的情況下、於殖民地時代南來謀生的華人的政治領導權；獨立後新加坡更重視社會福利，被視為與殖民時代有所不同之處。功能上，因為新加坡時刻被描繪成脆弱小國，所以需要強勢政府、快速發展經濟，增加實力以作為生存籌碼。這套國家意識形態繼承了英殖時期「行政主導」精神、形塑了涉及傳媒、破壞公物、種族共融等方面的法例，並藉此壓制了各種反對勢力的政治影響力、大大加強了政體權力；可以說，新加坡的法律，是為服務經濟發展，而非為保障各種個體政治權利而存在。os.tvboxnow.com% ]% ^) |! T* n8 C( U9 T

政體要將法律轉成延伸權力的工具，有三個途徑：控制法官的委任、控制立法機關，方便通過對政體權力使用有利的法例、以及從對政體有利的角度詮釋法律。三者的共通點是：司法獨立受到威脅、某種意義上實踐了「三權合作」、按當權者意志「依法辦事」（rule by law）。其中一個新加坡司法獨立受質疑處，是法官的任命制度 — 年資較深的法官以有限期的合約聘用、不會自動續約；地方法院的法官，由總統根據首席法官的推薦來任命，因而易受更多潛在的政治影響。公仔箱論壇" b5 r! V/ v  p$ H& a; Q8 e;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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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公物法（Vandalism Act）的源起與應用，是值得注意的案例。2012年有位二十多歲、人稱 sticker lady 的少女藝術家，在街頭貼上諷刺李光耀與政權的貼紙，而被政府以破壞公物法收押。後來有超過11000人聯署反對新加坡當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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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法例可追溯至新加坡獨立不久、冷戰時期獅城親西方與反共、且適逢越戰的1966年，是該國第一條允許體罰的法例。1966年，前往南越的美軍在新加坡停留，左翼政團發起援越反美運動，街上相關的海報隨即被當局視為「反新加坡」的宣傳，反破壞公物法很快便在國會裡審議，也由此成為同年 Public Prosecutor v. Liu Tong Ban  的背景。案中16歲的 Liu 被控在街上貼上反美海報，政府對地方法院沒有就Liu的行為判罪，在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而當時反破壞公物法還沒有在國會完成審議。控方不斷強調 Liu 行為的「嚴重性」，最後高等法院同意控方理據，就Liu作為「反美棋子」而非破壞公物行為本身宣佈判罪，這多少顯示了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法律施行。

1967年，有另一案例 Ang Chin Sang v. Public Prosecutor。在此案中，地方法院對向國慶公共裝飾投擲雞蛋、15歲的Ang判刑入獄三月、受鞭笞三下，但由於新加坡有另一法例指明，只有高等法院才可判處15歲以下的「小孩」體罰，因此案件在高院進行上訴。最後在同年、時任總理李光耀指示司法系統必須基於「讓社會能夠自衛」的原則施行法律之後，高院法官採用與政體一脈相成的思路、視破壞公物為「嚴重」、需要重罰的罪行，故此拒絕視Ang為「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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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冷戰的1994年，亦有類似案件 — Fay v. Public Prosecutor。美國18歲青年 Michael Fay，在新加坡的一些汽車上塗鴉而被捕。縱然不是「危害國家」的反美塗鴉，最後Fay也被視為「成年人」而非初犯的青少年，在其所犯罪行被形容為「嚴重」的情況下，被鞭笞六下。案件在美國引起了爭議，其時李光耀以「亞洲價值論」為判決辯護，並指美國社會在倒退。

是以在2007年，國際大律師公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於新加坡舉行年會的決定，不無爭議 — 有些會員指，這形同為「破壞法治」的政體提供應受性。當時作為主要講者的李光耀，以一連串新加坡優秀的法律體系與管治排名來回應批評，據說這引來了與會者的笑聲。7 R3 v& z+ G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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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見到，視「法治」等同「守法」，實際上是見木不見林的一種表現。令人遺憾的是，在香港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卻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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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文章增補版，原文刊於香港《Breakazine》第39期〈七宗罪：誰在衝擊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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