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抓違規停車，柯文哲拋出用監視器抓車的點子，說是為了避免員警「變成稻草人」。法界認為此舉有侵犯隱私之虞，議員也批評「搶錢」；柯文哲則反脣相譏說，法律是要用來服務人，食古不化的人是「腦袋裝大便」。「腦袋裝大便」這種話，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說得出口的；柯文哲脫口即出，再度說明他的托大與粗魯。事實上，以監視器取締違停，並非柯文哲的獨門創意；二○一二年，郝市府即曾提過這個構想，卻遭民進黨議員批為「腦殘」。兩年後，副市長張金鶚再度提此議，又被綠營議員轟為「警察國家」。同一項政策主張，郝市府被罵成「腦殘」和「警察國家」，而柯文哲則反罵別人「腦袋裝大便」；這是社會的價值標準因人而異，還是腦殘有不同定義？無論如何，此中最尷尬的人，莫過於市府觀傳局長簡余晏了。簡余晏二○一二年在擔任綠營市議員時提出「台北市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審議時，她要求市警局承諾監視資料只能用來處理治安、車禍，不能用來取締交通違規；同時，監視錄影畫面只能用來取締「違法」，不能用來取締「行政違規」。簡余晏當時句句警告：這是「憲法層次」的人權問題，市府不能濫權違法；而如今她出任柯市府觀傳局長，卻要面對自己「腦袋裝大便」的尷尬。違停要如何解決，必須經過比較完整的討論和修法，不能市長一聲令下就硬幹。有死忠柯迷說：只要沒違法，幹嘛怕錄影？這話，就好像威權年代統治者說「戒嚴只實施百分之三」一樣，無法寬解民眾對「老大哥」的恐懼。試問，若藉監視器就能開罰，立委關說電話為何不能監聽？憲法層次的人權，為何柯文哲能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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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4-29 08: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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