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斯萊辛作品時,思緒延伸到一個問題,萊辛是英國作家,幾本作品卻常以英國人到非洲殖民的生活為題材,不乏身分建構的描述和拯救的比喻,對殖民主義之批判,亦不免有矛盾的保留。相關例子信手捻來,至少還有吉卜齡的印度主題小說,被批評為「帝國文本」,也有人解讀為鼓勵東西文化交融。高行健的小說與戲劇,曾被說成「後殖民加後現代」;而日本作家山田詠美的《我只愛黑人音樂》,則被以「遲來的後殖民」和一些台灣解嚴以來的小說相較。第三世界也有以英文寫作的本土作家,他們作品之「後殖民性」,亦值得討論。文字裡有文本,文本裡有靈魂,靈魂建構在文化上,所以反映出社會衝突;但最應解決衝突的政治領域,往往是衝突的製造者。人類意識裡,「個體」與「國家/族群」的思維糾葛,既密切又矛盾,此矛盾不管以哪種顏色或形象呈現出來,常自限一種門檻。在抽象層次上,它可是開放性的—殖民與被殖民的兩方完全「平等」;但若具體標誌出門檻,則不免排「外」。台灣對於第三世界所謂「後殖民文學」,除了聯合報刊出一些大馬作家的作品,其實不熟悉,箇中原因可能是大多「後殖民文學」急著展現國族主義,急著表達「文化自我」;出生於馬來西亞又轉籍新加坡的學者王潤華著述的《華文後殖民文學》,對此現象曾加討論,薩伊德《東方主義》也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依據,但若把套用在柯市長那句「被殖民越久,文明越進步」,似又有點遠。因為在淺碟化與標籤化的台灣,重點根本不在文化議題,而在「挺柯」或「反柯」,難怪教育界裡也愈來愈多「婉君」,摒棄立場鮮明的媒體,轉而到批踢踢等網路場域,尋求更完整的論述,這才是整起事件最可嘆之處。從「台式角度」看「殖民/文明」事件,柯市長未認清,台灣媒體絡繹於途,求的就是他言多必失!或許,他誤打誤撞進了政治路,沒有更上一層樓的盤算,所以並無個人言論合不合北京官方要求的這層考慮,但站在「市民群體」觀點,作為市長,適合用「兩國一制」口號衝撞中國民族情緒嗎?中國很多大學門口還立著「對抗殖民的毛姓偉人」銅像,即使馬列主義教育不再根深柢固,最近官方仍要求嚴審西方教科書,防堵西方思想「汙染」。就算首都市長與中央政權更迭並無必然關係;惟台北兩字對照北京,本就有高度政治意涵。從整合全民各階層的角度來看,很難不在官方立場上達成某種程度妥協,更該避免觸及政治禁區,才能交換「實惠」。所謂「殖民的好處」,不也就是這種實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