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4 E. K2 N W- |蔡榮芳還進一步指出,在十九世紀,香港的基層社會沒有強烈的中國情懷。華人對西方人不滿,大都受個人生活利益所驅動,因此「反西方」並不等如「愛中國」。「愛國史觀」亦沒有着墨於英人與香港華人精英合作的管治模式,因此也無法解釋何以在1941年香港紀念百年開埠之際,當年由華人精英編寫的歷史書《百年商業》和《香港百年史》,都肯定了「沒有殖民地的體系,就沒有當代的香港」。( f( o# g. Q; a
$ Q: G% ~; D) ~$ G( H* |3 y這些華人精英更發展出具本土意識的「愛國情懷」。例如何啟接觸過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後,認為引入類近香港殖民制度的體制是中國強大的不二法門。至於港英政府持續暗地培植本土意識,以抵銷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五十至六十年代港人的難民意識令國共兩黨難以動員反帝反殖,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壯大,以至八十年代初眾多民調顯示市民抗拒回歸,「愛國史觀」對這些更加是隻字不提。 ' |# F" i0 V/ N8 q, H: W 6 Z% I( p: [ I7 C也許愛國史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設「中國人」定義與意識毫不含糊,而忽略以「中國」之大、歷史之久遠,「中國人」涉及的地域範圍、效忠對象、政治取向、文化性格也可以因時地而異,因此在回歸議題上,輕視了本土意識的存在與影響,也忽略了中港可以對「中國」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在民族文化上並不一定一致。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就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在「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 中國人的複雜性,更可從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間,新加坡華人對日本人的不同態度得到進一步印證 — 福建與潮州人對抗日人,廣東人則繼續與日人做生意。 這點對理解刻下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尤為重要。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5-2-28 09:16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