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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特首可以在中央與泛民之間的普選爭拗上，扮演協調的角色。但根據梁振英上任後的表現，大多數市民不會相信他有決心、勇氣或能力在向中央負責之同時，為港人爭取到一個有真正選擇的普選。因此，假如2017年香港沒有普選或真普選，港人不會怪責梁振英。同樣，假如2017年香港落實一個令大多數港人滿意的普選，功勞只會落在曾為此目標出聲出力，甚至作出犧牲的市民身上。梁振英想在歷史留聲名，符合絕大多數從政者的願望。但憑他一年來的言行和政績，他尚未取得正面評價。這句實話，不知梁特首或他的粉絲是否聽得入耳？ ; K* I$ I; L5 A* H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b& H# I% s/ L' K
. l0 m) x/ @# M7 ~梁振英的歷史感言令我回顧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落實過程。2003年五十萬港人上街抗議23條立法是個轉捩點。自此，中央對港政策由放手不理、只聽特首一人，到積極蒐集港情，協調建制派在港的活動、包括選舉，以至加強一國的主導角色。從回歸後第一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五年期內沉默寡言到上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特首選舉中進行幕後工作，我們看到其中的重大變化。在實施一國兩制的政策上，中央在2003年中成立由多部門組成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擔任組長。2007年，時任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接任組長。2008年，當上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香港，提出行政、司法、立法三權須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言論，惹起爭議。可以說，今天大權在握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身經歷過中央對港政策由「河水不犯井水」轉變為「一國是前提」的兩個階段。梁振英上任後，中央對港政策又達至另一個新階段。7 l7 [& z' d/ T$ f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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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2010年10月起接替廖暉擔任港澳辦主任的王光亞，其表現跟上手的低調作風完全相反。他於2011年首次訪港時，便批評特區政府沒有處理好基層的房屋問題。另外，有報道指他說香港公務員回歸後不懂當家作主。梁振英當上特首後，王光亞不止一次批評香港的限奶令失策。去年底，梁振英上京述職，在習主席面前自稱取得階段性勝利成果後，王光亞「偶遇」香港記者，表示特首述職安排會更規範化，包括要求他報告工作上有什麼不足，有哪些新的規劃，哪些事情要做，在落實基本法上，有什麼進展和在哪方面存在問題等。事後不少評論認為，既然特首向中央負責，述職規範化屬正常之舉，甚至有助中央了解香港情況。這個解讀忽略了兩個有損香港高度自治精神的重點。第一、要求特首像其他內地省市領導自我批評，並不符合中央經常說要尊重兩制差異的原則。第二、中央要求特首述職遵守某項格式，大可在閉門會面時說清楚（反正述職內容保密），何須公開向香港傳媒解釋？這樣做並不符合內地官場的「面子」文化，令人猜測是向港人說清楚港澳辦主任與特首的尊卑關係。梁振英公開被規範是否反映中央希望進一步主導或介入香港事務？. G% ^4 I6 R# m' {5 r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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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原來的構思是透過一個信得過及有能力的特首管理香港，中央只須抓涉及主權的大事，例如政改，以及推動或支持有利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例如CEPA。2003年50萬港人上街出乎中央意料之外，亦因此令中央改變放任特首治港的政策。2008年的政改方案未能通過，加上曾蔭權政府施政不符民望（部分原因是政制殘缺、建制議員愛西環多過愛中環），中央對香港事務的關注及指點愈來愈多。梁振英上任後，因為誠信及能力問題令其民望不斷尋低，再加上中央對香港回歸、人心不歸的心結，港澳辦和中聯辦兩位主任的言行便愈來愈高調。不少人因為對梁振英不滿，對此情況感到心涼。我卻認為這個趨勢像內地上空的陰霾，絕不是件好事。- j* [; w- F7 L& N& q, f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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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看，既然我們不能依靠今屆特首為港人在涉及中央面子的議題上（例如普選、單程證等）據理力爭，我們更應該本着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例如法治、言論自由、施政須公開透明、政府須問責等）以及香港人利益不應被內地人有意無意損害的立場，在不同崗位上（政黨、議員、公民組織以及個人身份等）向特區及中央政府清楚表達訴求。以政改為例，我相信只要香港人表達強大和清晰的民意，中央不可能不考慮。6 P) l4 ~$ d3 K" N U7 a) p @5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