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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魏月萍/境內境外:發聲、身份和公民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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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gel987
時間:
2015-7-9 10:16 PM
標題:
魏月萍/境內境外:發聲、身份和公民團結
內外問題的尖銳性,在近年來頻密的公民運動連結、聲援和團結中如刀刃般,已迫使我們去面對的現實狀態。這裡頭尤其存在如何審視「自我」說話的主體身份的問題,究竟是放在國家、個人、社會抑或某個特定群體中發聲,容易形成多重糾結,以致失去把握問題核心的基準。身份成為一種標籤或武器,而不是對話的對象。發聲成為一種責難或控訴,而跨國公民的聲援和團結,成為干預他人內政的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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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8年開始寫「文學公民」(literary citizenship)系列的文章,常遇到兩種回應:有旅台學者感謝文章的善意,認為是為境外寫作者的聲援;也有馬來西亞知識人,認為是在替旅台作家說話,質疑文學公民打破文學和作家的國籍身份,如何處理馬華在地文學。其實提出文學公民身份的議題,並不是有意扮演文學調解人的角色,而是覺得需要重新定義和開拓我們過去對「公民/公民性」(citizenship)的認識和討論,尤其是在「國家─公民」歷史及政治結構底下,究竟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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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論也不是憑空想像,很多時候是有解決疑惑的動因,具有現實意識的支持基礎。寫的時候確實懸掛著一個現實問題──叩問境內/境外之間的張力成因,究竟有怎樣一種根源性的結構,導致在地或地方,常滑向狹隘的以土地為依據的「地方主義」。另外則追問是否在內外之間,可以打開一個理性論辯的公共領域。這種張力,長期存在馬華文學領域。「文學公民」採取「中道」的雙邊視角,包含二者的視角,又試圖超脫其中的糾葛和局限,冀重新建立可以超越文學國籍身份的創作或評論原則,打開文學公共領域的發聲空間。因而張景雲先生說,類似的談法,像是在畫藍圖、建房子;也有朋友開玩笑說,那是一種烏托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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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烏托邦也是一種動力和建構的可能性,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在他課堂上感謝小說建構了烏托邦,述說可以用社會學的方式來解讀小說,向同學們分享對卡夫卡《審判》的想法。這讓我想起趙剛解讀陳映真的兩本著作──《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和《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臺灣的一九六0年代》,除了展現細緻的文本解讀能力,不能說其社會學的理路無所助益。文學分析不須拒絕社會學,文學內部有其一套美學標準和機制,但文學外部以及其外延的分析回饋,不會沒有價值,或戕害文學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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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辨異的思想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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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境內境外夾縫的問題,最直接影響的是發聲的權利。例如黃錦樹認為兩邊不屬的問題,那並非是自我認同,而是是否被認同的問題,一直都存在的歸屬感困境。提出馬華文學在臺灣少人理的問題,有人回應「臺灣人為什麼要讀馬華文學」,卻沒有反思自我對他者的意識構成,知識結構的遮蔽抑或社會普遍存在的國籍視野或等級意識的差別對待。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只涉及文學的層面,內外辨異所形成的某種思想遮蔽,例如以國籍身份來規定發聲的權利,會形成慣性思維結構,影響我們判斷事情的合理,並且忘記事理本身如何被放到一個較公允、客觀、理性和人道的位置。過去接觸「在日朝鮮人」、「在沖繩的北韓慰安婦」的議題,了解他們都是夾在內外身份之間,而失去發聲或須自我爭取發聲權利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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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問題的尖銳性,在近年來頻密的公民運動連結、聲援和團結中如刀刃般,已經迫使我們去面對的現實狀態。這裡頭尤其存在如何審視「自我」說話的主體身份的問題,究竟是放在國家、個人、社會抑或某個特定群體中發聲,往往容易形成多重糾結,以致失去把握問題核心的基準。身份成為一種標籤或武器,而不是一個對話的對象。發聲成為一種責難或控訴,而跨國公民的聲援和團結,成為干預他人內政的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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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Hong Kong Free Press/Campus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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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期的余澎杉事件,交織著三個層面:一是批評國家領導人,二是詆毀宗教的聖者形象;三是懲處方式。一是目的,二是手段(形式),三則為結果。我們可以思考的是,以(一)為出發點,卻採取了(二)的手段/形式,所以有論者認為不能為達到目的,而不理其手段和批評形式是否恰當。這是簡單的道理,不能只看目標而不檢視其手段。如果是如此的話,我們也可循同樣的思路,如果說以「懲處」(或使其悔過或反思自己的作為)為目的,那目前的處理方式是否合宜?同樣的,不能為了達到懲處或警戒的目的,而失去檢視其手段(形式)的合理性,這樣才是邏輯一貫的思維。如果說,不論及批評形式的話,以(一)為出發點就不應該,那為何網路上不少批評聲音卻依然可以較自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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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的民主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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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個簡單的思維公式思考。在民主化問題上,各國都面對自己境內的難題,無論是歷史留下來的難題,或是當下衍生的問題,不能直接以此論彼。之前出席有關紀念萬隆會議六十年的會議時,會議主旨是希望重新找到第三世界國家的連帶和團結動力,但我想除了以國家為基礎的團結以外,更需要尋找各不同形式的公民群體的團結,在一些議題上建立理解和包容差異的友誼;在面對各自國家的強權壓迫時,彼此声援和經驗參照,才能形成強大的自由公民共同體。這始終是不容易,如何先站在他者的立場思考,往往需要自我審視和拷問,但若不經歷這一階段,找到自我的立場和價值基礎,必會不時隨內外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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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談跨國,主要是經濟、資本和人力的流動,跨國民主的連結需要有怎樣的條件?如何面對不同地方民主化歷程的時差問題?社交媒體和網路是否存在實質的民主公共空間,形成有影響力的政治公共領域?這一些不是政治系、社會系或媒體系等的內部問題,而是關心自由論說公共空間的人都會追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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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著這篇文章,適逢人在波士頓訪學,而七月四日是美國的獨立日。但獨立日總是反思的日子,接下來的八月份,新馬也要迎接各自的獨立、建國的記念時刻。留學美國的朋友說,她的美國朋友想到紐約時代廣場看煙火,但那時人頭攢動,根本擠不到廣場,她很生氣說:這是我的地方,為什麼你們這些外來的遊客阻擋我的路。朋友說:我也是外國人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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