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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討論]
閻靖靖/從少年的政治宣言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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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gel987
時間:
2015-5-17 11:55 PM
標題:
閻靖靖/從少年的政治宣言說起
近幾年,香港和新加坡社會都在經歷顯著的政治氛圍轉變。在雨傘運動和李光耀過世這兩件本土大事面前,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旁觀者,他們對事件的觀察和反應,折射出「留學生」與「客居地」之間有趣的彼此挑選。面對權力,是順服還是挑戰,兩地社會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不僅塑造著本地居民的秉性,也參與挑選和塑造各自的外來留學生群體。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城市的時候,除了城市基建、經濟數據和大學排名,還有一些難以量化的指標,同樣值得仔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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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自製短片批判李光耀的新加坡十六歲少年Amos Yee(上圖左)被裁定兩項罪成。幾乎與此同時,香港的城中熱話也是一些中學生為主角的短片。第一段影片由香港廣西社團總會發佈,內容是七名中學生面對鏡頭,講述他們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理由。幾天後,一位反對政改方案的中學少女Amber(上圖右)自拍影片,逐條反駁七位同齡人的論點。經傳媒報導,廣西社團總會涉嫌未經片中人同意,便將影片公開,壓力之下自行刪除Youtube影片。同為「撐政改」的幾個Facebook專頁,繼而上載多條不同市民支持政改的自拍影片。反對政改方案的一邊,「香港獨立媒體」亦
製作短片
,訪問幾名中學生,闡述反對的理據。雙方的網絡輿論攻勢至今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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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熱鬧的論戰,在香港一點都不稀奇。自從兩年前「佔領中環」的籌備期開始,支持建制與支持泛民的觀點,每天都在上演唇槍舌戰,市民早已司空見慣。可在新加坡卻不是這樣。正如Amber片中所言,Amos已因言論而失去了繼續與人辯論的自由。誠然,Amos的罪名分別是「散播猥褻圖樣」和「蓄意傷害基督教徒感受」。不過,假設他沒有發佈那張漫畫,罵老李的影片也沒扯上基督教,是不是就能全身而退呢?相信許多人都會撇嘴一笑吧。相比Amber,Amos可算寂寞得多,境遇也淒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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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Amos恐怕不是最寂寞淒涼的人。同樣是少年人就政治議題發表個人意見,在香港,不過是招致反對者的圍攻;在新加坡,會遭到警察逮捕、被起訴、被定罪量刑,並以「壞孩子」的形象被本地媒體報導;但在中國內地,師長會再三禁止中學生對政治發表意見,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的人很多都靜悄悄地「被失蹤」了,不知被關押在哪個黑監獄,家屬也不知何時才能收到拘留通知。並且,即便當事人有幸最終面對審判,而不是在獄中「躲貓貓」死,中國內地媒體多不會報導這樣的官司,網上討論也會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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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亞洲,無論政經博弈,還是軍事角力,中國都已舉足輕重。然而,在本國的公民社會成長,以及民眾政治參與等內部層面,中國社會卻仍遠遠落後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大多數鄰國。這種政治上「國強民弱」的巨大落差,身處中國境內或沒有體會,一旦離開故園,其他社會的種種公民參與,尤其是對政權提出挑戰的行為,就常令中國留學生感到驚異、好奇,甚至是難以理解,以至覺得自己與客居地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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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與客居之間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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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港兩地除了自身各種相似之處以外,都吸納了為數甚眾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一部分畢業後成為了當地的新移民。同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國內地背景的學生,在星港兩城往往能夠更貼近本土時政議題,不似在歐美等地,疏離於主流社會的政治討論。這一點,相信許多曾經留臺的大馬華人都有類似體會。在雨傘運動和李光耀過世這兩件本土大事面前,除了參與其中、甚至被迫選邊的本地人之外,還有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旁觀者,他們對事件的觀察和反應,折射出「留學生」與「客居地」之間有趣的彼此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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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留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將「故土」與「新家」串成一套完整的論述。中國經歷了1950年代開始的閉關鎖國,遲至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才再度出現大批新移民與留學生。即便今天網絡發達,但是礙於中國政府對媒體和輿論的箝制,那些「肉身翻牆」的出國者,在某種程度上仍扮演著「開眼看世界」的先鋒角色。我至今深刻記得,2008年京奧火炬傳遞在歐美各國屢屢面對示威,當時許多身處中國國內的網民很想知道衝突現場的真實情況,但是卻發現中國媒體只播放搶奪火炬的暴力畫面,西方主流媒體則側重呈現火炬傳遞者和工作人員的粗暴態度,以及沿途大量和平示威⋯⋯當大家發現許多媒體是有色透鏡,眾多海外中文新聞網站都遭屏蔽,便開始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在世界各地扮演起「民間記者」的角色,親赴火炬傳遞現場,用圖文報告現場局面,供國內網民參考。那些「民間記者」本身的政治觀點並不一致,有人樂見京奧、並不認可示威,有人則反感炫富式的火炬傳遞。故土固然奠定了許多中國學生出國時的價值觀基礎,但是,當年輕人離開那個箝制言論的環境,他們自然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思考,去與身邊的同學同事,以及千里之外的親朋網友討論。「故土」提供的基調,「新家」提供的不同視角,二者往往共同建構著留學生日趨成熟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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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同的「新家」所提供的思考空間,差異還是蠻大的。近幾年,香港和新加坡社會都在經歷顯著的政治氛圍轉變。香港政改之爭以及Amos惹出的爭議,實際上核心都是「挑戰政府」——在香港,政改之爭既是去年雨傘運動的起因,也是後續,而雨傘運動正是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是對建制的強烈批判;而在新加坡,Amos的影片直指李光耀之死,在舉國哀悼之時,毫不避諱地抨擊國父其人,以及其子李顯龍領導的現政府,其實也反映出年輕一代對老李鐵腕治國的不滿。不過,香港社會的反應是雙方爆發激辯,新加坡則是絕大多數人「食住花生睇戲」,無論是司法、傳媒還是民眾,都迴避了Amos所批判的實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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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逝世之後,我親眼看見國會大廈外頂著烈日的人龍,也看到社區靈堂裏滿溢的鮮花和追思感言。這個平日並不熱衷於公開表達個人政治意見的社會,忽然變得人人爭相宣示自己對「一代英主」的緬懷。即便對李光耀有負面看法,在那段本該對他全面「蓋棺論定」的時間裡,人們卻不願公開發表批判意見。有人覺得應當在哀悼期間為逝者諱;有人迫於職場壓力,不大情願地隨同事去社區靈堂走了一遭,最終沒有鞠躬,找藉口離開;有人則更直率地指出,唯一一個公開提出批判的小孩,不是被告了嗎?無論是覺得「不應該」還是「不想惹麻煩」,總之,在新加坡沒什麼人出來反對這場毫無保留的舉國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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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偉人舉國如喪考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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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光景,有點像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的中國,整個社會彌漫著如喪考妣的氣氛,連七八歲的小學生也為「鄧爺爺」的離世淚流滿面;也有點像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的中國,電視台二十四小時播出救災消息,追問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則被抓去坐牢。必須承認,新加坡政府的作為真的沒有中國政府那麼過分,所以反過來,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恰好在這裏找到了「舒適地帶」(comfort zone)——既有富足、安全和法治,又有一個「比較節制」的威權政府,雖然也管制言論,但是至少可以訪問Facebook、Twitter和世界上絕大多數新聞網站,已經比中國自由多了。對於沒興趣挑戰建制的人,新加坡是大可安居的樂土;而對於願意花更多時間思考社會政治問題的人來說,新加坡也不失為一個觀察室,只不過,這裏只可靜思,若想付諸行動,困難多,風險大,應和者寡,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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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來自中國、定居新加坡的朋友,曾在雨傘運動期間,參加芳林公園的集會聲援香港。作為極少數中的極少數,他感慨道,他對新加坡和香港的看法,恐怕99.99%的本地中國新移民都不會讚同。我的另一位朋友是在港大法律系就讀的內地學生,她和我聊到雨傘運動時說:「情感上我肯定同情這場運動啊!因為發起者是我老師(指戴耀廷),參與者是我同學」。另一位以研究生身分來港,現已在港定居的軟件工程師則說,他在去年9月28日觀看網絡直播,示威者衝破警方防線湧上金鐘街道的時候,他被畫面震撼了,感受到人民憤怒的力量。這三位同樣以學生身分離開中國內地的朋友,同樣支持或同情公民抗命,在新加坡要找人抱團取暖都很困難,在香港卻發現自己被朋輩的熱情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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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認為自己「良禽擇木而棲」的時候,你的選擇其實也包含了客居地對你的挑選。新加坡政府的留學生引入計劃是重要的移民政策之一。不過,獅城各項針對中國學生的獎學金計劃,絕大多數安排給理工科的專業。譬如早年的Senior Middle School Programme,學生在入讀大學時,只有選擇Science或Engineering才能繼續獲獎學金資助,若想讀人文社會專業,就要自掏腰包。這項規定當然有按需培育人才的理由,但是獎學金的遴選過程,卻只測數學、智商和英文,並不在乎學生的批判精神。這或許能夠解釋我那位朋友關於99.99%的慨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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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大學本科的獎學金遴選,香港的學校非常注重應試者的社會參與經驗,並且在校園生活中也很重視學生在這方面的實踐。我有一位內地學妹,在港大讀本科時,與另兩位內地同學一同創辦了NGO,致力於為貧困社群提供教育和衛生援助。另一位年紀更小些的學妹,是當年中國某省的高考狀元,高中時代便知道這個NGO,十分嚮往,於是在港大的入學面試時,以此作為嚮往港大的理由之一。後來,她也獲得獎學金入讀港大,如願加入那個NGO,為本地項目服務了一年有餘。鼓勵年輕人匡正不公義、不合理現狀的理念,是香港賦予年輕人的重要價值。它既體現在罕見的公民抗命裏,也體現在政治以外的各種社會日常參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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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權力,是順服還是挑戰,星港兩地社會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不僅塑造著本地居民的秉性,也參與挑選和塑造她們各自的外來留學生群體。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城市的時候,除了城市基建、經濟數據和大學排名,還有一些難以量化的指標,同樣值得仔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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