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威權式成長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城市的繁榮在中國是遲早的事，戴國芳很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一九九○年代，新的高速公路、商業中心、住宅區及摩天大樓在中國有如雨後春筍四處興起，戴國芳看好未來十年的快速成長，心裡盤算著，他的公司江蘇鐵本鋼鐵大可利用低生產成本，特別是相較於國營鋼鐵廠的缺乏效率，一舉拿下廣大的市場。他籌劃了一間真正的大鋼廠，爭取到常州黨書記的支持，並於二○○三年動工。然而到了二○○四年三月，北京中共當局命令他停工，並以莫須有的理由將他逮捕，總以為可以從他的口供當中給他冠上一個罪名。接下來的五年，戴國芳先後遭到囚禁與軟禁，到了二○○九年才以一樁小罪定讞。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實是他妄圖和國營事業競爭，而且沒有得到共產黨更高層的批准。這案子倒是給其他人上了一課。 對於戴國芳這一類的企業家，共產黨這樣的反應一點都不令人意外。陳雲，鄧小平的親密戰友之一，早期市場改革的總策畫人，就曾經總結過大部分黨內同志的觀點，把經濟比喻成「籠中鳥」：中國的經濟是鳥，黨的控制則是籠子，籠子必須加大，好讓鳥兒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萬得鎖住不能放，免得鳥飛了。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整個一九九○年代，縱使外國投資蜂擁進入中國，國營企業也獲准擴大營業，私人企業還是受到懷疑，許多企業家財產遭到沒收，甚至鋃鐺入獄。江澤民對企業家所持的觀點，雖然已經大幅淡化，但在中國仍然相當普遍。用中國經濟學者的話來說：「大國營公司可以大肆擴充，但私人公司若也這樣搞，尤其是要和國營公司競爭時，麻煩就四面八方來了。」 今天在中國，儘管有不少民營公司獲利，許多的經濟要素還是掌控在黨的手裡。根據新聞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報導，中國每家最大國營公司頭頭的桌上都有一支紅色電話，一旦響起來，就是黨打來命令公司該做什麼，該在哪裡投資，或指示公司的目標。所有這些大公司仍然在黨的控制之下，當黨決定要更換公司主管時，無論免職或升遷，全都不需要理由。 當然，過去三十年中國大步邁向廣納性經濟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率，並不能因為這些事情是就予以抹煞。大多數的企業家多少還是安全的，因為，無論是地方幹部或北京的共黨菁英階層，他們都下過功夫，搞好了關係。大部分國營企業也開始營利，並投入國際市場的競爭。相形於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這可是驚天動地的巨變。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中國之所以開始成長，是因為鄧小平改革了最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廣納性經濟制度。儘管速度緩慢，隨著中國的經濟制度益趨廣納，成長不斷持續。另一方面，中國之成長也受益於大量廉價勞工以及外國的市場、資金與技術。 相較於三十年前，中國今天的經濟制度縱使廣納得多，中國的成長經驗卻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產品。在中國，最近所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就和戴國芳一樣，企業家的財產遭到沒收的事情時有所聞。勞動力移動的管制極為嚴格，最基本的財產權—按個人希望出賣自己的勞力—仍然極不完備。經濟體系的廣納度仍然極為不足，無論男女，沒有得到地方上黨的幹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支持，沒有人敢冒險從事商業活動。商業與黨之間的關係是合則兩利。商人如果有黨的支持，所得到的合約條件都比較有利，可以驅趕一般老百姓，奪取他們的土地，違反法律及規則也可以免責。誰要是擋到這種商人的路，都會被踩到腳底下，甚至坐牢或喪命。 共產黨勢力的無孔不入以及榨取式的制度，不免讓人把中國今天的成長與一九五○及六○年間蘇聯的成長聯想到一塊，兩者之間的相似度實在太高，只不過其間也有顯著的差異。蘇聯之所以能夠在榨取式經濟及政治制度下達到成長，關鍵在於運用一個高度集權的指揮架構強迫分配資源，特別是把資源分配到軍火工業及重工業。這種成長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於太多地方有成長的空間。當創造性破壞還沒有必要時，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就比較容易。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的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國，共產黨是全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的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麼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 許多人始終相信，成長可以為中國帶來民主及更大的政治多元性。有人真的以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示威會帶來更大的開放甚至共黨政權的崩潰。但結果卻是坦克開進來鎮壓示威，而不是和平革命收場，史書上稱為天安門廣場屠殺。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益趨於榨取，改革派—如當時支持天安門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遭到罷黜，黨愈加熱中於箝制民間的自由派人士與壓制自由。趙紫陽遭到軟禁，一關就是十五年，名間聲望逐漸消蝕，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士甚至也不再視他為象徵。時至今日，黨對媒體的控制—包括網際網路—達到空前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則要拜自我審查之賜：媒體都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劉曉波強烈批評政府，要求更大的民主，甚至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遭到逮捕，迄今身繫囹圄。自我審查的背後有一個歐威爾式的機關，監聽談話與通訊，關閉網站與報紙，甚至選擇性地封鎖網際網路上的特定新聞。二○○九年，黨總書記胡錦濤的兒子遭到指控貪汙的消息爆發時，所有這一切就公然上演。黨機關立刻動起來，不僅制止中國的媒體報導這個案子，還設法封鎖《紐約時報》及《金融時報》網站有關這則消息的報導。 由於經濟制度受到黨的掌控，創造性破壞也就大幅減少，非等到重大的政治改革發生，這種情形不會有所變化。和蘇聯一樣，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中國的成長經驗之所以大有可為，關鍵在於太多的地方還有成長的空間，需要迎頭趕上。相對於美國及西歐，中國的人均所得仍然瞠乎其後就是一例。當然，中國的成長比蘇聯多樣，並非只依賴軍火及重工業，中國的企業家也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但不管怎麼說，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廣納性制度讓步，這種成長終將後繼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維持榨取式，成長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這類個案無一例外。 關於中國未來的成長，以及更重要的，威權式成長的有利性及可行性，中國經驗還引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相對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種成長變成了另類模式，而且還非常受歡迎。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及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並主張許多低度開發地區唯有制度改革才能達成經濟成長。而威權式成長的部分訴求則是在跟華盛頓共識唱反調，這對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統治者而言，或許更有吸引力，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維持甚至強化他們所掌握的權力，並合理化他們的榨取。 如我們的理論所揭示的，這種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模式是可能的，對許多國家而言，甚至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劇本，特別是一些中央集權已經做到相當程度的國家，從高棉及越南到蒲隆地、衣索比亞及盧安達。但很明顯的是，一如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這種成長是無法長久的。 以中國為例，成長的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catch-up）、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對中國共產黨以及愈來愈有權力的經濟菁英而言，未來數十年他們或許還有可能繼續大權在握。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按照歷史及我們的理論，具有創造性破壞及真正創新精神的成長就無法出現，中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就將逐漸萎縮。然而，這種結果絕非注定的，如果中國在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達到極限之前轉變成為廣納性的政治制度，還是可以避免的。但話又說回來，想要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這一點我們接下去就會談到。 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有聲音，承認未來前途多艱，已經在散播政治改革的理念，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轉變成更廣納的政治制度是必要的。總理溫家寶最近就提出警告，經濟成長將遇到瓶頸，除非政治改革立刻上路。我們認為溫家寶的看法是先見之明，儘管有人懷疑他的誠心。但西方卻有人不認同溫家寶的說法。他們以為，在持續經濟成長上，在廣納性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之外，中國走出了一條另類的道路，亦即威權式的。但他們錯了。我們已經明白，中國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於跳脫死硬的共產黨經濟制度，為生產及貿易的增加提供了誘因。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那些已經擺脫榨取式制度走向廣納性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差別，縱使以中國來說是發生在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國之達到經濟成長，絕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賜，相反：過去數十年來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所致，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 （本文轉載自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新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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